文学史的地域性与整体性
——从《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谈起

张露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些年更是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究其原因,无疑与同时期产生且不断被学界提及的重写文学史大潮息息相关,地域文学研究特有的视角不断地赋予现代文学整体研究以新的可能。一方面,地域文学属于整体文学,地域文学研究无法离开整体研究的背景而单独存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整体文学研究无法涵盖地域文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地域文学研究所具有的角度、丰富的研究空间以及对于史料的异常重视,使它与整体文学研究在内里形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近期出版的《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并不局限于地域与整体的一般性互动,它利用地域文学研究的优势,同时借鉴“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在谋求文学史的构建中寻求文学史的原生态与个体审美判断间的新平衡。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在破除了社会进化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一系列的理论神话后逐渐从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清醒,然而它又该何去何从,这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种种努力,不仅展示了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代表了地域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新贡献。

一、整体性与地域性的互动

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古来有之。我们从来就无法割断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从《诗经》的十五国风,屈原宋玉诗句中的楚地文化,《春秋》、《左传》的鲁国地方色彩,到南北朝、乃至北宋南宋时期诗风因地域的变化而改变,再到中国小说巅峰《红楼梦》所展现出的京味特色以及流露出的“帝都文化”,我们发现文学的地域性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现代文学也是一样。

从 1995年开始,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陆续出版,虽然严先生一再表示,这“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 20世纪文学史”,我们还是认为这套丛书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了中国现代地域文学研究正式进入了文学史的归纳与总结时期。关于地域文学研究的著作在 90年代的大量出现,固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变化这样的背景有关（比如,地域文学本身由于关注史料而带有一定的“价值无涉及性”,这一点将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但也与文学史建构对地域性视角的迫切需要有关。就地域文学研究而言,它与整体文学研究密不可分。离开了地域文学的研究视角,我们的文学史建构是不全面的；而反过来,地域文学研究也无法离开整体研究的背景,地域性最终是要纳入到文学史的发展中的。

首先,地域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它为文学史建构开辟了新的探讨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一般而言追寻的是文学整体发展的脉络,这点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到后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钱理群等三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不难看出。当然其中也出现了像梁实秋具有非历史文学观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但是他在放弃描述文学发展间环环相扣联系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文学史勾勒文学流变的本职。

这样看来,现代文学史建构主要着眼于文学整体的纵向性发展。而地域文学研究相对而言则更注重区域特色,关注区域文学之间的横向比较,这无疑是一种补充。当然,地域文学这种注重与关注的背后,事实上是对文学本身的强调与回归。一方面,当我们以某个地域的文学为分析对象时,不仅要观察各个作家以及具体作品与所在地域环境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对他们的冲击,更要着手分析这个地域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像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就尝试过以“延安文学（艺）”、“白杨树派”、“陕军小说”,来概括秦地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这至少在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上鲜能见到。

另一方面,地域作为一个切入点,它所包含的文学作为地域文学的组成体,对于他们文本的分析也自然是题中之义。但是怎样分析,学界也是有争论的。比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系列丛书中,他们的编撰理念是要“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化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多么独特的印记。”〔1〕其实过分地强调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反而会局限住地域文学的研究视野。在我看来,地域文学研究不是画地为牢,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关注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而是要求我们借助地域性所赋予文学的共通性特征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更情愿将文学的地域性作为一个研究角度而不是研究的全部,我们最为关注的永远都是文学本身。《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样的思想桎栲,一方面与编者在编撰过程中强调的文学史建构的主体间性思路有关,也有编者对于地域性的认知。书里没有刻意强调各个作家、事件与北京文化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文学的发生发展除去地域性还有很多原因,刻意地将地域文化与文学相连,本身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其次,地域文学史研究明确了研究范围,突出了某些重要地域的文学地位,对文学史的整体建构提供了必要而具体的补充。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如果某个地域在文学发展大潮中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那么对于它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甚至是应该在相当程度上给予重视的。

以《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为例,地域文学作为一个研究角度,毫无疑问它首先突出了北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北京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舞台,北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核心地位是其它城市望尘莫及的。而恰恰这一点是我们以往的文学史所不够重视事实上也无法特别重视的。只有将其单独分析,才能突出北京地域文学的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吴福辉的“为海派正名”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李继凯的以“延安文学（艺）”、“白杨树派”、“陕军小说”为 20世纪秦地文学发展脉络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还是李怡的展示文学中巴蜀精神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地域性都是他们研究的突破口。正是执着于海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吴福辉在“为海派正名”的题目下,总结了海派的现代素质品格以及文化价值；正是在秦地文化的大背景下,李继凯追寻了我们以往所忽视的地域文学内部发展的关系；同样,正是从巴蜀意向、巴蜀精神、巴蜀传统等方面入手,李怡发现了四川文学内在的丰富内涵。尽管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还是略显牵强,然而居于说服力的大量史料以及具体分析,还是使我们认识到地域文学史建构的必然。

第三,地域文学史写作较之整体文学史更具灵活性,它远不像整体文学史写作那样复杂,特有的研究视角、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范围使得地域文学史写作时有创新。

文学史的重新建构曾一度成为 80年代学人的重要使命。而且在这之后的二十余年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没有中断。这当然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思想的变迁,对于文学史写作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等原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整体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似乎只能在追寻真理的途中,不断反思已有的成就。而这个时候,如果从一些小的角度切入,相对地避开一些大的命题,另辟奇径,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它以地域性为维度对北京文学作了时代的划分,很值得我们关注。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希望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建构产生深远影响,陈思和教授更是将其看作是继“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阶段〔3〕。而随着百年历史的尘埃落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无论是在时间概念,抑或是空间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感与现实的合理性。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时间划分,是否属于另一种截断。面对研究者们对二十世纪文学的源头及新世纪以来文学定位的探寻,我们何去何从。同时,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其整体性的研究意识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时,我们又如何看待其中的确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1942年、1949年这些年份真的可以如此默默无闻地消融在二十世纪百年历史当中吗。

《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它以两个“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作为标题,在承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大概念的同时,对它进行着自己的补充。编者巧妙地以两个“新”字,连接了历史的两头。前者突出“白话之新”,以“北京新文学”做标题,不仅说明了讨论的范围,更揭示出了现代北京与新文化的重要关联；后者强调北京“城市之新”,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新北京在城市面貌、制度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一项项文艺政策从这里发出,文艺走向高度的统一”,北京乃至全中国的文学发展开始谱写新篇章。两个“新”字,有效地解决了时间划分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又避免了研究者在现代性等问题上的纠结。当然,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北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这样的一个划分方式不仅不会割断北京文学的历史脉络,反而会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文学发展本身的复杂性,而这一点显然不是北京现当代文学所能涵盖的。

二、从主体性上升到主体间性

正如上文所说,地域文学研究从研究的角度,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态度上对于现代文学整体研究以必要的补充。就《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而言,它利用了地域文学研究的优势,在文学史观上也重新进行了梳理。这未尝不是地域文学对于整体文学研究的另一个贡献。

我们知道,80年代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战逐渐改变了文学是一种反映论、认识论这样的思路。面对着诸多反主体的理论,张扬人的个性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的主题。但是当 80年代有学者高喊回到“五四”时,我们就该意识到 80年代的启蒙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与西方启蒙思潮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它们认同于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的美学思想,沉浸在现代性的神话中,不可能有对现代性的反思。过分地相信人的理性,作为启蒙思潮的主体性逐渐使我们走向另一种偏至。就现代文学而言,主体性本来就是建立在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元模式基础上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单一影响论的现代性研究思路使我们不得不时常在左翼文学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学间作出孰是孰非的回答。我们与西方一样,经历着这种先验自我所产生的交往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必须上升到主体间性的层面。

所谓的主体间性,探讨的仍是主体的问题。但是不同于“主体性”,它在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充分地发掘“他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杨春时在谈到主体间性时指出,主体间性首先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其次意味着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第三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学方法论。〔4〕1997年金元浦发表《论文学的主体间性》一文,较早地将属于哲学层面的主体间性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中。其实在胡塞尔现象学后期提出的“主体间性”,就已经包含了人是主体同时在历史中人的语言所形成的种种文本、文化也是主体这样的内涵。

《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则以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的全新视角,巧妙地避免以往主体性写作中存在的二元对立思路,努力地利用了地域文学研究这个视角,作出了新的尝试。吴福辉先生在《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一文中,曾经以“从‘地域’出发,最终应该是超越‘地域’的”〔5〕,作为“经典”的地域文学应有的文化品格。时隔四年,《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出版,事实上,它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吴福辉先生的话,所不同的是这里直接从研究者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从地域出发,最终超越地域”的内涵。就当下的文学史写作而言,它所起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丰富,更带有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突破与提升。

《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中的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摆脱了以往研究中作为附属品的尴尬地位,不再简单地呈现为一种追求现代性的工具。北京以其不可取代的魅力与气质,成为了全书一以贯之的存在,以自我主体的身份与北京作家、书的作者进行着交流与汇通。它不仅从具体内容上,更试图从方法论上恢复文学的原生态。以往,我们在探讨地域与文学的关系时,较多地是从一种影响论的角度出发,一位研究者曾对地域文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做出过总结,“地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首先是作为描写的客体而进入作品；其次是通过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最后还有接受者由地域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殊的审美需求,审美期待”。〔6〕其实,这样的思路与当年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决定论又有多大区别。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地域研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狭窄。

当然,这样的思路也只是能算是一个代表,并不尽然,比如赵园先生的《城与人》就是一个例外。赵园先生曾从法国的现象学家杜夫海纳处获取营养,在杜夫海纳看来,“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被‘世界’这位‘寻求作者的永恒的人物’所寻找”。地域文化与作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影响、渗透,而是一种包容,一种伴有灵魂的互相参与。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北京的城与北京的作家成为了对话的主体。

无独有偶,当我们翻开同是关注北京文学的《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时,绪论的题目《一座城市与一个世纪的文学》,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只不过“城与人”变成了如今的“城与文”。“文”取代了“人”,成为了与“城”互动的主角。事实上,“文”包含了“人”,更包含了“人”与“城”的互动,包含了“城”中“文”的形成。对象内涵的丰富,固然给研究带来了新的难度,但也为北京文学带来了更为宽阔的研究平台。

在这样的平台上,《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作者们以从容、宽裕的写作姿态,把握着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北京文学的巨大魅力。书中的“城”、“文”、“人”,被放在了一种和谐共生的氛围中去探讨,单一的主体性的高扬、主客对立的单向度的影响论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得以改变。《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作者关注的是一种交互主体性,这是对主体性理论的补充,更是对 8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研究的一种突破。

至于文学研究与主体间性的重要关系,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比如,杨春时与刘再复的《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曾就这个问题作出过深入的探讨,“只有把世界当作主体去交往、对话,才能体验和理解世界,对世界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真正实现主体间性,世界仍然作为客体与我们对立。我们必须征服自然,才能生存,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摆脱主客对立关系,我们往往从功利的角度对待别人,从认知的角度看待别人。只有在审美世界中,在文学活动中人与世界才能消除对立、达到和谐,才能超越现实关系,真正实现主体间性。因此,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研究文学,比从单纯主体角度要更符合文学的本质,它揭示了文学区别于其他现实活动的特性。”〔7〕

相比之其他文学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似乎更需要主体间性的研究视角,因为这是人与世界的直接对话。对于《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而言,正是这种新的研究视角的植入,使我们触摸到了那“荫容了老旧和现代的”北京城,感受到了与这城结下情缘的作家笔下的文。面对“北大红楼与新文化”,“来今雨轩”与文研社,1920年的古都与“新月”,“陶然亭下的约定”,“苦雨斋里的周作人”,“朝内大街 166号”这一个个鲜活的话题,《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作者们并不牵强附会地急于说明各中之关系,而是选择了娓娓道来。像是北大红楼,它见证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而 1919年 5月 4日,北大学生正是从红楼出发,开始了他们的“五四”征程。红楼自身丰富的内涵,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舒徐自在的文风中呈现,没有谁喧宾夺主,事实上,没有主,也没有宾,有的只是一种和谐的氛围。

三、回归鲜活的文学世界

“回到鲜活的文学世界”这样一个标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回到文学本身”,对文学文本的重视是新批评所向往的。上个世纪 30年代,源于对 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感,新批评紧随俄国形式主义后尘,成为一个对于文学文本极重视的批评流派。当然,我们标题中的“回到鲜活的文学世界”远不是这么回事。不管实证主义是怎样地沦为了文学“工具论”,新批评又怎样地分裂了文本的内涵与形式,我们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缺乏实证主义严谨的考据精神,缺乏新批评对于文本的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现代文学史正如它的研究对象,从产生的那一刻起,时代让它背负了过多的责任,它似乎从来就没有为文学本身而单独存在过。

1950年王瑶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础的文学史,也暗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将需要在当代不断“正名”的未来。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似乎一直在为追随时代而奔波,而自身所特具的反思性特征又使其不断地反省自己。于是,它就一直在这样的悖论中徘徊前进。

起始于 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大潮,它以新的研究纬度对旧有的文学史秩序发起冲击,但以“一元”对抗“另一元”的功利色彩还是消隐了“重写文学史”重写的内涵。90年代“当现代性的讨论由‘主义’转变成‘问题’之际”,有学者指出,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在不断让渡和衰退。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从意识形态的武器转变为科学的、常规化的文学研究。”〔8〕其实关于现代性激烈的讨论,最终是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很多人也不置可否。中国现代文学科学成熟的标准是什么,难道离开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就会走向成熟吗,目前似乎也无法作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怡会发出“现代文学史是什么史”的感叹。这里固然是他所说的当下复杂的“知识结构”已经凌驾于真实的文学元典。其实在我看来,复杂“知识结构”的结构本就源于复杂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社会、民众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疑惑这样的“知识结构”很可能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那种纯文学的写作方式,并不适合中国现代文学。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于,不仅要回到文学元典,也要回到文学周边,回到与文学相关的史料。

《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吸收了地域文学研究的优点,在文学史研究的总体论、本质主义备受争议的当下,以“让文学活在历史当中,让历史还原文学的鲜活场景”为目标,注重史料,积极地在文学史的原生态与审美判断之间、文学史写作的集体主义与个人话语之间寻求着平衡,这显然给当下文学史写作一些新的启发。

《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作为一部集学术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史著作,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定位给予了它相对充裕自在的写作空间。《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并不希图以所谓文学史总结的姿态,归纳出现代思想的发展“规律”,更不希望以所谓进化论的表述方式简单地把握现代文学的脉搏。它甚至放弃了对文学整体发展认识的直接论述,而这样的“代价”却是值得的,它换回来的是一个令我们欣喜的文学世界,原来现代文学是如此的鲜活与丰富多彩。

它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它包含了文学与文学周边,涵括了北京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这里有见证时代风云变迁的北大红楼、“来今雨轩”、天安门、“朝内大街 166号”、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属于文人墨客自己世界的苦雨斋、“太太的客厅”、慈慧店三号；这里还云集了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老舍、梁实秋等文学大家,讲述了他们在北京的往事,追述了一篇篇与北京有关的文章缘起。《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作者们以良好而扎实的史料功底避免了集体话语的干涉,他们尽可能地还原北京文学的原貌。同时,在对历史的描绘中又不乏点睛之笔,立意新颖,令人回味,成为本书的看点之一。

当然,《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在地域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突围,在表现出编者与作者难能可贵的前瞻性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眼光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编者虽然谨慎地处理“城”与“文”主体间性的关系,但作者们对于主客关系毕竟有先入为主的认知,它长久地占据着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这就使得在具体行文中,主体间性的全新理论视角并没有得到的较为一致贯彻。另外,《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虽然在史料的铺陈中追寻文学原生态与审美判断之间的平衡,追寻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然而或许是对当下文学史写作弊病心有余悸,史料铺陈有余而审美判断稍显不足,过于在乎读者的欣赏水平反而使得一些学术问题点到即止,有待进一步挖掘。

李继凯曾在《方法、眼光及现代文学史》建构一文中谈及学者关于“可持续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9〕具备的重要性。文学史写作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更需要有大胆的创新性,它关系到整个现代文学持续性发展。而仅就这一点而言,《北京新文学与新北京文学》的构思与写法或许比其内容更值得关注。

〔1〕严家炎.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导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4.

〔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3〕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A〕.犬耕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36.

〔4〕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5〕吴福辉.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J〕.文史哲,2006（1）2.

〔6〕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7〕刘再复,杨春时.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2（6）.

〔8〕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6（1）.

〔9〕李继凯.方法、眼光及现代文学史〔J〕.南京大学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