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思考

匡校震 李东

高等学校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人才输送基地。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作为为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受劳动力市场的制约，由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的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当两者相协调即供需平衡时，即大学毕业生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各用人单位都能招到合适的员工，高等教育达到一种最佳状态。但是，由于市场的滞后性和市场之外各种影响因素的存在，使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常常偏离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而市场的刚性作用又牵引这种偏离呈现出向理想状态回归的趋势。

当前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快速增加，毕业生就业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就业难”已经成为社会公认问题，也是高校毕业生的普遍感受。导致就业难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第一，高校毕业生规模过大，毕业生数量供大于求；第二，结构性矛盾突出，“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现象并存；第三，毕业生自身定位不准确，就业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辩证处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信号”是制约高等教育需求的直接因素

虽然教育应该是培养“真人”的活动，不应当抱着功利的思想办教育，但多数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首要动因仍然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能够获得理想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等教育规模有限，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其干部身份更是为工人和农民兄弟所向往，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和端上“铁饭碗”成为无数家庭和学子的梦想，因为那样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人事制度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以后，虽然大学生不再像以前通过“包分配”获得工作，但直到高校“扩招”初期，人们仍然坚信上大学能够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同样因为大学毕业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人们普遍存在的增加收入的预期成为高等教育需求长期持续旺盛并不断扩大的动因。

在“包分配”就业的实践及其惯性之外，运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可以更加理性地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收入信号对教育需求扩大的作用。

1.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即通过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从而生产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人力资本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层次越高，受教育者所形成的本领和能力越强。能力越强，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理所应当高于大学前教育毕业生的收入。许多实证也证明了这一点。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解释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而是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有学者曾说“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它为雇主提供信号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也就是说具有高学历的人的能力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教育筛选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一理论也暗含这么一个论断：受教育的层次越高，表明其能力越强，因此可以得出一个与人力资本理论同样的结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获得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高的收入。

以上两种理论均可以合理地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信号”—高学历致高收入的导向下，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高校“扩招”迎合了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使得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1999年是我国高校大幅扩招的开始，当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153万人，与1998年的108万人相比增幅高达44％，实际招生增幅高达47.8％，致使该年度高考生的录取率达到了58％左右。高校扩招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但中央政府作出这一决策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和原因是，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呼声很高，对利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有些专家甚至估算，通过扩大招收自费生300万人，将扩大内需270亿元，加上边际消费，总共可扩大内需1,350亿元，连续4年共可扩大内需12,400亿元。这是导致1999年扩招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校扩招政策迎合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因此高等教育规模一扩再扩，在校生和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生已达3,000万，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60万。如此大规模的快速扩张的直接结果是高等教育的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导致高等人才劳动力市场相对疲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过度教育问题。关于“过度教育”定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者的解释是“过度教育即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过度教育表现为知识失业和知识贬值，知识失业是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需求而造成的毕业生失业现象；知识贬值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受过较低教育的劳动者就能胜任的工作，大材小用，资源浪费，换句话说就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超出了自身的工作需要。

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高校在校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999年～2006年，本、专科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2%，而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4%。中国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伴随而来的是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不断加重，高等教育人才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相对疲软的状态。2002年高校毕业生145万，就业率为80%，此后就业率逐年降低，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近560万，就业率为70%。

根据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带领的课题组的研究，按照目前中国人均GNI发展水平，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应该在每年300万左右，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但增加的数量不宜太大，否则就会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肯定目前高校的招生规模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教育问题，供大于求矛盾突出，这是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呈现出的状态即高等教育人才劳动力市场相对疲软。因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有抬头趋势，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选择打工赚钱，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过度教育的反应。

过度教育还表现为教育结构不合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条件下，需要最多的劳动力是中职和专科毕业生，其次是本科生，再次是研究生。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仍有待改善。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为例，2010年高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0.85%、51.5%和27.65%，全国仍然是本科生所占比例最高，说明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教育问题。

西方的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必然是正向的。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必须与经济协调发展，使劳动者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实现其职业愿景，而不是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层次越高越好。前述许多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选择打工赚钱，正是高等教育人才劳动力市场牵引高等教育向着供需平衡状态回归的表现。

（作者单位：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常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