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功绩与历史的超越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文/梁 柱

历史的功绩与历史的超越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文/梁 柱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征程中经历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它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的。

辛亥革命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恩格斯曾指出： “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同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下，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经历着炼狱般的苦难，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濒临灭亡的境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无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都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结束。这个历史事实深刻说明，这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但农民战争无法解决，封建统治阶级也失去自我挽救的能力，而且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无立足之地。近代中国需要新的探索，需要把救亡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这种历史的迫切性，到了20世纪初更加突显出来。中国进入20世纪，就是以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被迫签订 《辛丑条约》作为悲惨的开局的。西方列强在咄咄逼人的军事入侵之后，又转而推行 “以华治华”的政策，即把已被驯服的清政府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借助种种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命脉。此外，各国纷纷在中国开设银行，通过投资、贷款和发行货币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工矿、交通和金融业，从而使列强更进一步把持了中国的经济命脉。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晚清社会也日益陷入国困民穷、内外交迫的风雨飘摇之中，全国布满了干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这种情况，当时一位官吏给朝廷的奏折写道： “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刮。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由此可见社会危机之严重。对于从根本上变革中国这一历史的要求，正如孙中山在1904年就说过的： “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显而易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清除妨碍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时，在全国各地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间，全国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参加的人数、斗争的规模和影响的广泛，都超过了以往。这表明，清王朝已经无法维持自己的正常统治，人民除了反抗已无别的选择。这预示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革命风暴必然到来。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这时已有了领导这场变革的新的社会力量。中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初步发展，使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得到了初步壮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新要求，它将把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而这时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形成，同过去的士大夫完全不同，他们是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为主体，接受过西方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思想，富有近代民族民主的精神。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这一切表明，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辛亥革命是适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时年18岁的邹容在他的 《革命军》一书中以满腔热情颂扬革命，他写道：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至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然而，时至今日，却有的学者竟然否认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们说： “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的多，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还说，孙中山如果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也许就会接受 ‘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他们一再宣扬 “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甚至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发善心上，这确是表现了对晚清统治集团腐朽性的无知。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直接依靠光绪皇帝，图强求富，从表面上看搞得有声有色。但结果呢?这些努力不是被拒绝就是遭到失败。历史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改良的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的可能。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仁人志士才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孙中山坚定地向民众指出： “今天我们要来挽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至于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代表人物。就其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说，她的一生是误国卖国的一生，是镇压人民、把国家推入极端贫穷落后境地的一生。当时清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已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物，而慈禧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在于竭力维护、延续这个反动统治。她不惜采取囚禁皇帝、屠杀维新派的血腥手段，扼杀了改良主义的要求。她为了应对革命的危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安排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闹剧。这就是被今天一些人奉为圭臬、寄以厚望的所谓君主立宪之路。正因为这种所谓的维新是为了维护腐朽的清王朝，这就决定了它上演的只能是一出必然破产的丑剧。我们仅举按照慈禧生前安排于1910年9月成立的资政院来看，它虽然被说成为议会民主奠定基础，实际上只是咨询性质的一种摆设。在这资政院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 (其中有 “宗室王公世爵”48人，各部院官员32人)，另一半是 “互选议员”，即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各省督抚核定的。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皆由朝廷指派的王公大臣担任。仅从资政院人员的组成和产生的程序来看，它维护封建王朝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在清王朝黑暗统治下，这不但没有带来民主，反而给人民带来祸害。各地正是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名义下，趁机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难怪在这场闹剧开张不久，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起了。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

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征程中，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从l894年开始，先后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准备。1905年在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它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近代政党性质的组织。它立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明确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对此，孙中山解释说：驱除鞑虏并非是排斥满族人，而是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就算汉人为君王，也不能不革命。”它的会员超越了过去多限于华侨和会党的范围，以国内的青年学生、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为主，增加了革命的生气。并且在革命派中有了一位大家公认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孙中山。第二，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及其民主共和观念，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05年至1907年间，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开展了一场大论战，他们是分别以 《民报》、 《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展开的。这场大规模的论战，主题突出，影响广泛而深远，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明确了以民主共和代替封建专制的必要性，极大地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三，摒弃了和平改良的道路，确立了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方向。一般地说，革命多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当时的革命者也多有这样的经历，像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有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弦更张，改良朝政，振兴国家，而残酷的现实都无情地击碎了这种善良的愿望。通过论战和现实的教育，革命派有了这样的共识： “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 “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就是说，革命的牺牲将会换来社会的新生，真正的和平。因而，武装起义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斗争方式。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些起义都因敌我力量悬殊或主观准备不足而先后失败了，但这些斗争为革命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骨干力量，为新的、更大的斗争作了必要的演习。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1911年 (辛亥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在三天之内革命军就光复了武汉三镇；在一个月内，就有十三个省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脱离清政府。在革命的打击下，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斗争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

首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从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使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而到了它的后期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腐朽的封建制度已失去了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生存权利的能力。现在，推翻了这个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进步。孙中山十分重视民主共和的人民性，他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誓言中说：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他后来对这时制定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说过： “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这也反映了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历史意义。正如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林伯渠后来所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这个评论是十分正确而中肯的。

其次，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了多件有利于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政令。它以振兴实业为目标，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减免厘金，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促使中国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有较快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设厂开矿和兴办商业的热潮，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外，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命令各官府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 “贱民”的一切特别限制，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人民享有选举权、参政权；通令保护华侨，严禁贩卖华工，禁止人口买卖，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女人缠足，下令男人一律剪辫，废止跪拜礼等。在刷新吏治方面，革新官制，按照贤能选拔官员，禁止官员循私枉法；官员实行低薪制；取消官场中 “大人”、 “老爷”的称呼，提出官员是 “人民之公仆”等。在改革教育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实行近代新式教育；取消在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有悖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等等。虽然这些条文还比较笼统，有的并没有付诸施行，但它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发扬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这对于移风易俗、振奋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的传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者，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为后来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准备。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自古以来，皇权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打破?从此，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任何复辟帝制的举动都被视为非法，都要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就都以丑剧告终。在人们的思想中，革命成为一种神圣的精神境界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特别是先进分子的思考和行动。正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所写的：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思想解放，启迪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很难有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更大的革命风暴。

最后，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称他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充满着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列宁高度重视中国革命对亚洲觉醒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历史的局限与历史的超越

毛泽东说：辛亥革命 “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三个月时间，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他们肆意践踏共和制度和国民民主权利，推翻临时约法，炮制为独裁服务的 《中华民国约法》；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暗杀主张政党政治的宋教仁；指使封建遗老宣扬忠君祭孔，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受日本的 “二十一条”，出卖国家利益求得帝国主义的庇护。事实上，这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愤慨地说： “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 “把持国事者，均系军阀武人，争权夺利，祸国误民，有国家共和之名，无国家共和之实。”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为了它的殖民主义的利益，是要把中国保持在一个落后虚弱的状态，以便于它们的掠夺，因而它们只能培植能够代表它们利益的走狗，而决不容许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远在国外，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暂时留在国外，希望能够为即将成立的革命政权争取列强的承认和当时急需的财政援助。他为此从纽约抵达伦敦，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要求英政府“一、止绝清廷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英国政府表面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只是一种应付。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结果都被拒绝了。所以当孙中山回国后回答许多记者询问带回多少钱的问题时，他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而当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建立北京政府后，列强的外交承认和借款都来了。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是决不会支持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目的的中国革命运动的。

从主观上说，这场具有全国规模的、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的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这主要是：首先，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引领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在孙中山看来，当时 “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熏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这虽然对西方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有所分析，但也反映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认识，还抱有幻想。而对内，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提出要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从根基上铲除封建统治的基础，致使汉族旧官僚、旧军官如黎元洪等都很快混入革命营垒。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以妥协退让求得统一的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终于把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使这场革命归于失败。后来，孙中山在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时说： “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这个认识是深刻的、符合实际的。其次，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也只是通过 “定地价”的办法， “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于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这种办法显然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不能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即使这样，这在当时也还只是一纸空文。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虽然重视联合新军 (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学生)和会党 (以破产农民和游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由于过分偏重上层工作，便把他们抛开了。革命派不但没有领导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指责农民 “行动越轨”，甚至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发动起来，使得革命的根基十分脆弱。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时说：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再者，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辛亥革命虽然有同盟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它的内部派系纷杂，组织比较松懈，纪律涣散，缺乏一个统一的稳定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他们当中有的热衷于争权夺利；有的则另建党派，自立山头；有的很快消失了革命性，主张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孙中山曾痛心地指出：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

上述革命派的弱点，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了它的革命性和牺牲精神，但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敢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历史事实深刻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资格和能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历史需要新的发展，新的超越。

辛亥革命之后的六年，在我们的北方邻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展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又过两年，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的发展方向；再越两年，即辛亥革命之后的十年，在中国诞生了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一切，使历史发展的新超越有了实际的可能。

这种历史的超越，是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他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说：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其任务同样是反帝反封建，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性质和任务上是没有区别的，在客观上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国内外的环境已使中国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因而必须根据新的国际条件和社会条件，把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接起来，才有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工作，这就是说，把原来旧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实现历史的超越。正是这一正确的历史取向，不但使一批经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分子，接受并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一些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也根据自身的经验，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也深刻反映了上述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变化。孙中山是一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无私无畏的革命者。他早年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曾经设想通过某些社会经济改良政策，以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害”；他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也有一定的了解。宋庆龄在回忆她同孙中山一起生活的情景时说： “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阅读兴趣，包括了一些马、恩的书籍。所以当十月革命发生后，这位毕生革命却屡遭挫折的革命先行者，从这里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真诚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他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随后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思想，接受同共产党的合作，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赋有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崭新的内容。孙中山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变。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生前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她说：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这是对历史的生动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