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死

■智效民

胡适晚年因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连1962年元旦也必须在医院度过。元旦过后，医生允许他出院休养，临走时还对他“约法三章”：第一，每天上午工作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其中包括会客时间，每人不超过15分钟。第二，每天午睡两小时，晚上9点半必须上床休息。第三，饮食、用药、体检都按照住院惯例，不得随意改变。

出院以后，胡适暂住在位于台北闹市区的台湾大学的学人宿舍。1月21日，台湾教育部长陈雪屏夫妇以及台大教授毛子水、杨亮功等人前来看望。当时胡适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为了请他回来，蒋介石从自己的经费中拨出款项，专门为他在地处郊区的“中央研究院”盖了宿舍。为了方便检查治疗，大家都劝他不要急于回家，安心在市区疗养，春节以后再回“中央研究院”。这一年2月6日是旧历正月初二，蒋经国前来拜年，并代表蒋介石邀请胡适夫妇到士林官邸吃饭。2月8日中午，胡适夫妇来到台北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宋美龄还送给江冬秀年糕和咸肉，都是江冬秀爱吃的食物。

在这期间，“中央研究院”正在筹备召开每年一度的院士会议。由于在内战中失败，1948年当选的院士大多留在大陆，因此胡适希望海外院士能够回台北参加会议。2月14日，他接到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来信，信中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这一次回去最大的理由是探望你，其次是与在台学术界见面，能有余暇，乘机看看台湾风景产，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搁。”（《胡适年谱》第96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吴健雄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时的学生，后来与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结婚定居美国，成为美籍华人中卓有成就的一对物理学家，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收到吴健雄的来信之后，胡适非常高兴，他立即致信行政院秘书长张群：“本月八日士林官邸午餐时，我曾口头报告总统，‘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定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此次会议之主要任务为选举院士，除在台院士十四人外 ，海外院士能回国出席者，为物理学者吴大猷、吴健雄（女士）、袁家骝，经济学者刘大中，共有四位。”对于这次会议，蒋介石比较重视，宋美龄对吴健雄尤感兴趣。为此，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并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院士。(《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735～17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2月17日，胡适致信陈诚，报告“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即将召开，希望他能参加并接见与会院士。当时陈诚是台湾“副总统”，也是得了一场大病，刚从医院出来。

2月22日，吴大猷和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先后飞抵台北后，立刻前来拜访胡适，胡适在家里身着传统知识分子爱穿的长衫欢迎他们。吴健雄恭敬地问候胡适之后，便风趣地对吴大猷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在辈份上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3-274页）说罢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早上8点半，胡适从台北市中心的临时住处前往位于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大家在胡适的主持下选出新一届院士。那天中午，胡适与大家共进午餐后已经是两点半了。随后他睡到四点多钟，处理了一些事务，便前往蔡元培馆主持下午的酒会。

酒会从下午5点开始。胡适首先致辞说：“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紧接着，他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困难情况，并兴致勃勃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77～278页）

随后，他请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物理学家吴大猷讲话。二人讲完以后，胡适又接着讲话，正当胡适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好像感到有些不适，便突然把话煞住，并急忙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这时已是傍晚6点半了，酒会即将结束，与会人士也在欢笑中陆续离去。于是胡适慢慢走到袁家骝跟前，和他闲聊起来。但不知什么原因，“胡博士突然面色大变，他的头在放着茶点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后平躺在地上。这一突变，震惊了尚未离场的人，连已经跨上汽车的人也都匆匆地赶进来”。（《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台北丰稔出版社1962年出版）

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变故，周围的人有些十分惊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所幸有人打电话报警，向医院求救。医生赶到后，立刻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经过一段沉闷静寂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胡适能够苏醒过来，但是奇迹始终没有出现。7点25分，一辆出租车送来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在胡适的胸部听了一会儿，随即宣布胡适在十几分钟以前已经逝世。这一判断让“所有的人潸然泪下，‘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们都痛哭流涕……”（《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7页）

第二天一早，胡适的遗体被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随后，王云五、张群、王世杰、罗家伦、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唁。26日，胡适长子胡祖望从美国赶回台北，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之后，还到福州街慰问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劝她节哀保重。这时，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已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大陆自杀身亡，但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随后，“数以千计的大学、中学的在校男女学生，冒着大雨跑到台北市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并鞠躬致敬，他们大部分成群结队前往，并在灵堂外签名薄上写下‘台大学生’、‘师大学生’或‘北二女初二学生’……然后离去。”（《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9页）

鱼排粉总磷含量最小值为3.6%，而部分俄罗斯白鱼粉样本的总磷含量大于3.6%。如果以总磷含量作为小型鱼全鱼鱼粉和鱼排粉的判别依据，则可以发现，俄罗斯白鱼粉中含有部分鱼排粉。进口鱼粉总磷含量与鱼粉总磷含量分布重叠，其总磷含量小于3.0%；国产鱼粉总磷含量也是全部小于3.0%。

下面是关于胡适后事的一些报道，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台北那些天一直在下雨。真可谓巨星殒落，天地同悲：

廿七日是已故胡先生移灵极乐殡仪馆，设灵供人吊唁的第三天。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气显然没有阻碍了国人对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生前友好和从未晤见过的民众，仍自朝到晚络绎不绝地到灵堂，吊唁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广大民众的人潮冒雨涌进台北市南京东路的极乐殡仪馆，瞻仰一代学人胡先生的遗容。

这个广大的人群，包括各阶层的人士，以及少数的外国友人。估计人数超过三万人。

一日虽然整天阴雨，并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胡适之先生的敬爱与瞻仰他遗容的热诚。尤其是傍晚时，瞻仰遗容的人们拥塞在灵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钟进入灵堂的达七十人以上。（《纪念胡适之先生专集》第8页）

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胡适的遗体于3月1日移入殡仪馆的极乐大厅，供世人瞻仰。大家看到，大厅中央悬挂着胡适69岁生日的巨幅照片。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智德兼隆”挽额，两旁挂着陈诚的挽联。上联是“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下联是“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人群”。胡适躺在布满鲜花的灵台上，善良、智慧、和蔼、慈祥……与外面阴沉沉的天气形成显明对照。

直到3月2日举行公祭的时候，天气才由阴转睛。公祭从上午8点开始，美国、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约旦、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都派代表参加。公祭时，许多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公祭结束以后，大家在胡适的灵柩上覆盖北京大学的校旗，向南港缓缓驶去，并下葬在“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坡上。

2009年，我去台北参加“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曾拜谒了胡适墓园。我看到在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面对这样的墓志铭，我特别感动，不禁潸然泪下。今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明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我相信对胡适的深入研究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