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超越
——方方小说中的女性观探析

李肖璇

(安徽大学 中文系，合肥230039)

正如学者王绯所言，方方是一位“具有较强女性意识却又能超越性别意识的女作家”。方方在她的小说中以深邃、理性的眼光，全方位地描摹女性的生存景观与情感世界，披露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戕害，并且从人性的角度昭示欲望对人性施加的伤害和扭曲，探究女性悲剧的内在原因。除此以外，她认为女性的悲剧还在于她们无法逾越命运的鸿沟。因此，方方的女性观较之于其他女作家来说更为深刻和理性，其作品中那种穿透表层生活直抵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度与力度便是她的超越性所在。

悲情的他者:身为第二性

方方的小说构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从底层到知识阶层的全方位的女性世界，她们在两性等级制度的社会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摆脱男权制度所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创伤。方方以敏锐的艺术嗅觉体悟到被女人视若珍宝的三个要素:爱情、婚姻、家庭，恰恰是它们扼住了女性命运的咽喉，而这一切皆因她们身处“第二性”的囚牢。女人每一次对窗外自由、平等、幸福的向往和追求，都注定是种致命的飞翔。

首先，在封建宗法制度鬼影依旧飘荡的农村，妇女仍被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家庭“奴隶”，毫无尊严和快乐可言。《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面对恐怖的家庭暴力，不惜出卖身体去赚钱盖房子，终因忍无可忍杀死了丈夫。在这个激烈的故事中，房子被赋予了沉重的文化承载意义:那是女性希望获取与男性平等地位的呼喊，是女性自我价值的证明;对房子的渴望源于女性“他者”的性别处境造成的“无家园”感。女人在父母家被告知这不是久留之地，嫁到夫家又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感情上的亲人认同。《水随天去》中的天美，无论她多么聪明能干、宽容忍耐，无法生育的缺陷就注定了她被抛弃的命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伦理纲常的咒语至今仍在农村大地上空回旋，它道出的是这种畸形文化的愚昧与残忍——女性的价值只在于她的性别“工具”性上，即繁衍、抚育种族的能力上。

其次，方方透过城市底层家庭主妇的生活境况，挖掘人性深处的阴毒和罪恶，也撕碎了家庭伦理温情脉脉的虚假面纱。这些隐忍、宽厚的“地母”般女性，为家庭耗尽所有的生命能量，却仍被亲情所伤，因为她们已将男性文化内化为自己的生存理念。就像波伏娃所描述的那样:“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她通过他们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她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落日》里的丁太一生寡居，靠捡破烂、扛码头货物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因无法忍受儿孙们的不孝喝药自杀，丁家兄弟为了节省医药费将尚未瞑目的母亲推向火葬场;《出门寻死》里的河汉晴将所有心思都花在如何让一家老小生活得舒适上，却得不到他们半点理解和关怀，心灰意冷中她决定出门寻死，又因担心家人无人照料重返家中;《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背负着逼丈夫自杀的罪名，将十几年的生活完全变成扛大包挣钱的体力劳动，结局仍被驱逐出家门。丁太的安然逝世，汉晴的重新返家，宝莉的坦然离去，反映出方方“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思，人在荒谬的世界面前是无能无力的，只能安详地接受现实，在不可变更的现状下永远生活下去。

最后，知识女性在经济与文化上基本实现了性别平等，但在男女情爱中依然以弱者的姿势节节败退。《树树皆秋色》中的女教授华蓉优雅独立、事业有成，却深陷于虚拟的“电话爱情”中无法自拔，结果却发现这是出被人涮了的感情游戏;《暗示》更像神秘莫测的命运导致的悲剧，但小说中的叶桑和姨妈都是因为有罪的爱而选择死亡，小妹则是因为被爱抛弃导致精神失常;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的人格分裂和堕落最直接的导火线是许宏斌设计的情爱阴谋。“这些哀怨激愤的女性构成的爱的破碎镜像，其实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女性破碎的生存环境的真实象喻”。

文明发展至今，女性的生存状况已取得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拨开笼罩在文明之上的重重迷雾，我们会发现世界的每个角落仍充满了跪着的女性身影，长久的苦难与畸形文化的浸染使她们逐渐忘却疼痛，也忘记站立的姿态，她们已被压抑成一尊隐忍的雕塑。

人性的瓶颈:自设之狱

方方不仅以深邃、冷静的视点描摹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生存图景，揭露社会文化给这一弱势性别群体带来的身心创痛，而且以理性的态度剖析女性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人潜藏着更为原始的自然属性。人很容易耽溺于种种“原欲”，因此她们既是被侮辱、被损坏的牺牲者，也是个人悲剧的制造者。就像童志刚所论:“悲剧的确不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时代的，就像‘伤痕文学’所惯常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

方方在她的小说中展示了在相同处境下，由于个性不同、自我选择的不同而导致的截然相反的人生结局。《随意表白》中的“我”和雨吟都在电视台工作，“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并且都爱上了有妇之夫。“我”选择独自承担孤独，这样虽使我错过很多人，吃了很多苦，但最终也使我收获一份真爱和一个完整的家;雨吟却选择在一败涂地的爱情中继续沉沦和醉生梦死，最终声名狼藉并染上性病。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就是被畸形人性所毒害的典型，她在无爱的家庭中形成封闭、阴鸷的性格，面对青春和开朗的大学同学，她仍将自己幽闭于阴暗的内心世界中，因此被讥笑为“僵尸佳丽”。对此她心怀仇恨，养成了“腹诽”的恶习，她“有意识地收集各种各样下流奇绝的脏话”，“沉默是她外在的表达方式，而在内心里堆积如山的辱骂才是她真正的精神”，她的人格由此发生分裂。许宏兵的情感欺骗与侮辱彻底打开了她人性的“恶”的阀门，白天她是高雅、知性的知识女性，晚上则是肮脏、下流的暗娼，她以这种变态、可怕的身份裂变宣泄被压抑良久的生命活力与性欲，终于惨死在“他人”与“自我”共建的地狱中。文中多次出现的令黄苏子深深迷醉的“琵琶坊的气息”，就是性爱原欲的象征。

在《水在时间之下》中，水上灯的辉煌与毁灭都源于生命深处炙热燃烧的“恨”的欲火。因为恨贫困的生活状态，她拼命努力成为“名角”;因为恨玫瑰红，她处处与之作对，最终以十个耳光致使她疯狂与死亡;因为恨水家的“杀父之仇”，她害死了水文，整垮了水家;也由于她过于沉重的恨，使得陈仁厚不能承受那份鲜血淋漓的“爱”，从此她失去了人间的最后一丝温情。

《桃花灿烂》是一出现代意义上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导致的爱情悲剧。男主人公粞无法克服内心的自卑，以及美色、权欲的诱惑而失去了星子。但是星子顽固的自尊与骄傲又未尝不是种可怕的“原欲”:面对粞狂热的追求和暗示，她出于矜持而躲开了;面对粞的背叛，她因为骄傲而装作若无其事;面对粞希望和好的请求，她又是出于自尊而拒绝，就像粞说的那样“星子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可以放弃一切”。他们终于在“躲猫猫”的感情游戏中，一次次互相错过并两败俱伤。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方方从人性的角度挖掘女性悲剧内在成因的努力，在客观上也具备了普遍性的启发意义:人性本是不完美的，诸如情欲、仇恨、骄傲、自私等欲望都是人类本性中无法抹去的瑕疵，应当以理性钳制它们的恶性膨胀，任何贪婪的纵欲行为都是一种自建地狱之举，人性必将于扭曲、变异中走向毁灭。

灵魂的伤口:命运迷宫

如果说女性“他者”的社会地位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得以改善，人性“恶”的陷阱也不是没有规避的可能性，那么面对残酷、强大的命运变数，女性则无法逃离。她们在神秘、幽邃的命运迷宫中找不到希望的出口，每一次岔路口的选择都可能导向更为险象环生的歧路。方方小说中的女性极尽一生都在与命运进行殊死搏斗，遍体鳞伤又不得不认命，因此，方方说“人在本质上是带伤的，这种伤口不可愈合”。

《水在时间之下》就是写一个女人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水滴出生时，她的父亲恰好遇难而死，因此被认为是“煞星命”而被送给了穷困的下河人家，她与水家的恩怨由此注定;小时候去剧场因为余天啸的疼爱而迷上汉剧;发大水时由于陈仁厚的搭救与他结下不解之缘。仇恨、汉剧、爱情这三个影响水滴一生的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命定的。水滴传奇的一生充满了各种机缘、巧合，有的看似转机实则是陷阱，有的看似不祥却又使厄运发生好转，比如说陈仁厚介绍水滴去杨小棍的戏班，本是希望让她挣钱葬父，却使她惨遭强暴，但她又因此得到余啸天的解救并被认作干女儿，这又给她的命运带来转机。水滴一生都在反抗“煞星命”的魔咒，反抗重走玫瑰红的老路，但都没有成功:她揭穿吉宝的谎言是为了挽回养母的变心，却反而逼死了她;为了宣传抗日请余天啸义演，却使他犯病而死;张晋升为了她策划害死肖国富，后来却反被张屠夫害死。故事的结局，改了名字的“杨水娣”将所有的怒气化解，把张晋升的遗产赠给他的原配和孩子，她收养了“仇人”水武，这不仅是一种知命、认命的人生态度，更是方方由存在主义转向人道主义的哲思转变。

《何处是我家园》中，秋月的悲剧完全是由于一系列突降事件所导致。由于父母双亡，她寄居在姑母家，在偶然的情况下她认识了风儿并和她成为好朋友，又偶遇宗子萧并和他成为恋人，此二人给孤单、无助的秋月带来了快乐和温暖，但也是使她滑向惨剧的转折点。如果不是与宗子萧私奔，她就不会在风儿的鼓动下去农村卖玉米;如果不是因为风儿的风流，她们也不会被砖瓦厂的恶棍轮奸。残酷、离奇的生活将原本知书达理、温柔善良的秋月折磨成自私、冷酷之人，最终她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无辜的宝红推入火坑。由男权暴力、命运的受害者，转变为悲剧的制造者，秋月形象的复杂内涵令人痛恨，也使人怜惜。

《船的沉没》开篇就表明这是个有关宿命的故事，“这件事一开始就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力图摆脱它的牵制几乎耗尽我全部的精力”。由于“我”的任性导致了姨妈遭遇车祸，在逃回家的船上，“我”遇见了吴早晨，他书上的“命运”二字如谶语般暗示了“我们”命定的“孔雀东南飞”式的爱情悲剧。由于土改时父亲被错划为地主而枪决，吴早晨成为寡母的唯一精神支柱和依靠，“我们”相爱引发了他母亲畸形的嫉妒和恋子情结，她宁愿让儿子娶一个寡妇，也要以死威胁拆散“我们”。难怪戴锦华评论说:“方方的人物总是在宿命的局促、荒诞中辗转，他们无法抵御落在他们头上的厄运与幸运。”

作为一名女作家，方方对女性的悲剧命运充满了同情与义愤，但她有别于张洁满腔愤懑的怨气，不同于池莉看破一切的淡漠，更不同于陈染、林白沉醉于“镜像”的女性自恋式抒写。方方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关注着大地上痛苦踽行的女性，探究她们当下真实的生存困境。方方理性而清醒地洞悉到女性的身上不仅背负着男权文化一种枷锁，人性贪婪的欲求、神秘残酷的命运也似一双脚镣将女性彻底地囚禁于黑暗的地牢。方方笔下的女性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色彩，她们是令人同情的受难者，但也因扭曲、恐怖的“恶魔性”使我们无法喜爱，但我们又会对她们心存理解，因为太过狭仄的生命窄巷压迫着她们，从而使她们无法伸展出健康、优美的人性。

［1］王绯，华威．方方:超越与品位——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5)．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89．

［3］陈琳．何处是家园:评方方近作的女性叙事［J］．名作欣赏，2009(4)．

［4］童志刚．“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C］//湖北省作家协会编．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文学评论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546．

［5］王辰瑶，方方:人本质上有不可愈合的伤口［N］．青年时讯，2000－10－23．

［6］戴锦华．涉度之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