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诗歌在期刊媒介场域中的版面争夺

陈 程，石 崇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抗战时期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自然也就成为文化中心。在此期间，重庆的抗战文化活动繁多，文人们都自觉地把笔尖化作武器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诗歌因其形式短小，易于抒发战斗的豪情，而成为战场上最具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文学形式。因此，抗战诗歌得到了很大发展，重庆抗战诗歌迎来了它的繁荣期。伴随着重庆抗战诗歌繁荣而来的是重庆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种文学与期刊媒介共生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以期刊媒介为中心的开放式关系，构成了以宣传抗日救国为旨归、以期刊媒介为主体、以抗战诗歌为主要形式、以重庆为主要基地、面向不断发展壮大的读者群的期刊媒介场域。

媒介场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客观关系网络，它是由各种势力通过较量和斗争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汇聚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内部，各种力量的较量、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内部的斗争发生在有确立地位的“行动者”和“新进入者”之间，它们争夺的是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每个场域有不同形式的资本，有各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有多少个场域就有多少个形式的资本。在期刊媒介这个场域中，资本的形式被符号化，但这种被符号化的信息必须被传达出去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也才能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抗战的文化氛围。这意味着谁占有更多的版面，谁就拥有更多的传播空间，从而占据期刊媒介的有利位置，成为文学发展的主导。重庆抗战诗歌作为新的进入者，试图获得更多的版面，从而确立自身在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在期刊媒介场域中，各种文体相互争斗，抢夺着期刊上不多的版面。对于抗战诗歌来说，在它最初进入期刊媒介场域时，它最强劲的对手无疑是抗战前期的那些抒发自我情感的现代主义诗歌。

重庆抗战诗歌和全国抗战诗歌一样，面临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的挑战。“五四”以来，面对旧诗，新诗就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地占领了期刊媒介场域的主导地位。旧诗与新诗在发表空间的争夺中，由于二者在形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新诗自然以其清新之风给大众带来新鲜的感觉。新诗的不断发展，使诗歌出现了多种风格，有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还有以殷夫、蒲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前面三种风格的诗歌大多是诗人在接受中国新诗艺术的同时，更倾向于在20世纪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寻找经验。这些具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更多关注自我内心的感受，注重表现自我幻灭的感觉。与这些现代主义诗歌形成鲜明对立的是现实主义诗歌，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关注现实的诗歌越来越多。“左联”发起的中国诗歌会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它对现实的更多关注，是对“五四”新诗感伤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弊端的反叛。从30年代新诗的格局来看，则存在着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两股潮流并立对峙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局面下，现实主义诗歌的刊发必然受到现代主义诗歌的冲击，其所占有的传播空间是很有限的。

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现代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在期刊中的位置，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遭到了遏制。抗战爆发后，几乎所有期刊上的诗歌都是与抗战有关的现实主义诗歌，朦胧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已经完全让位于与抗战有关的诗歌，抗战诗歌在期刊媒介中占有大量的传播空间。如胡风在《略关抗战以来的诗》里说:“另一方面，如现代派的诗，无内容有“新”的形式，以形式来挽救内容的空虚，使人见了似懂非懂，好像非常玄妙似的。这是积极的形式主义。这些，在战前是存在的，但战后大半消失了。因为他无法表现今天的情绪与现实生活。”正如胡风所说，抗战爆发后，那些令人似懂非懂的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反映现实、反映抗战的大众化的抗战诗歌。重庆抗战诗歌属于抗战诗歌的一个部分，因此在重庆的期刊媒介上，重庆抗战诗歌同样也取得了版面争夺的胜利。

重庆抗战诗歌在重庆期刊媒介场域的胜利得力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期刊媒介场域的中介性。期刊媒介场域作为社会这个大场域中的子场域，它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公众生活场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还是联结其他场域的纽带，所以它具有其他场域所没有的中介性特征。期刊媒介场域凭借这一特性，进入到其他场域，通过对于传播信息的垄断，作用于其他场域，但同时它也受其他场域的影响。此时的期刊媒介场域则是受到了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公众生活场域的影响，使其内部的权力发生了变化。抗战爆发，全国人民奋勇抗敌，诗人们的“纯诗”艺术与时代要求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派诗人迅速抛弃掉原来的诗歌创作观念，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到现实中。许多诗人都开始创作贴近现实的抗战诗歌。抗战诗歌的繁荣，带动了期刊媒介的繁荣，而期刊媒介在选择传播信息上，要遵守政治场域权力主导的规则——刊发与抗战有关的抗战诗歌。重庆抗战诗歌正是在政治场域的影响下，在期刊媒介场域中获得了传播空间的主导角色。这种主导性可以从期刊上刊载的抗战诗歌的数量来加以证明。由于相关资料有限，以下数据都是在《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中查阅的结果:

《抗战文艺》68期刊发约105首诗歌，全部都是与抗战有关的诗歌，其中有伍禾的长诗《檄日本飞行士》，锡金的《疯妇人》，厂民的《榴花》，力扬的《白面包与肉类是有毒的》，艾青的朗诵诗《反侵略!》，臧克家的《送战士》，高兰的《鸡公山!你多么年轻》，厂民的《挥起正义的利剑》等。

《文艺阵地》56期共刊发了与抗战有关的诗歌约200多首，这些诗歌有林林的《炸弹片》，《战尸的愁都》，力扬的《听歌——再给M君》，王亚平的《反抗的铁流》，臧克家的《乡村风景》，艾青的《这是我们的》、《荒凉》、《捉蛙者》，田间的《小鬼》、《进行曲》，田汉的《香港线》，厂民的《路》等。

《七月》和《希望》共38期，发表约226首与抗战有关的诗歌，有高荒的《敬礼》，艾青的《火的笑》、《他们起来了》、《乞丐》、《向太阳》、《人皮》、《骆驼》，胡风的《血警》、《给怯懦者们》，邹荻帆的《江边》，田间的战地抒情小诗《棕红的土地》、《这年代》、《回忆着北方》、《自由，向我们来了》，蓬麦哲的《归来啊，北平》，田间的《给战斗者》、《儿童节》、《荣誉战士》。《希望》上还有专门的抗战诗集，冀的《寒冷》诗集，绿原的《破坏》诗集，鲁藜的《夜行曲》诗集，朱健《低云季》诗集等。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抗战诗歌几乎占有了期刊媒介的传播空间，而那些与抗战无关的现代主义诗歌并没有出现在这些期刊媒介上。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现代主义诗歌的消亡，只能说明在期刊媒介场域中，它的传播空间已被抗战诗歌所占有。

另一方面，则是由抗战诗歌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蒋光慈就发表过《哀中国》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诗歌，后来“左联”发起中国诗歌会，更是主张诗歌应该关注现实，把诗歌当作一种武器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诗歌就被赋予了一种抵抗敌人、鼓励人民的社会责任，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小我情怀是截然不同的。虽然2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与后来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诗歌相比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其浓重的政治情绪、公众情怀和现代主义诗歌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抗战诗歌在期刊上刊发以来，所负载的便是一种代表大众的公共情怀，大众阅读成为它的最终旨归。现代主义诗歌以前虽在期刊上发表并占有主导地位，但毕竟读者都是知识分子。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本就是大众的代言人，刊发于上面的信息自然也应具有某种公共内涵，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期刊被社会赋予的责任更应凸显这一特点。其次，抗战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相比，抗战诗歌的语言更能让大众接受，内容更能被大众所理解，并且这时期的抗战诗歌都带有对大众的鼓动功能。读者只要一读到这些诗歌，就会热情澎湃，希望能够到抗战前线去参加战斗。如田间在《七月》第1集第6期上发表的《给战斗者》中的诗句:“我们/必须/拔出敌人的刀刃，/从自己的血管。/我们/战斗的/呼吸，/不能停止;/血肉的/行列，/不能拆散。”这首诗歌，格调高昂，激情澎湃，乐观向上，富有极强的鼓动性;语言明白晓畅，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在抗战时期，为了使诗歌能让中国民众看懂，让诗歌真正走向民间，诗人们从各方面进行着诗歌的大众化努力，使诗歌担负起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从这一方面来看，抗战诗歌的自身特点也决定了它与“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歌在媒介场域争夺中会取得绝对的胜利，从而在传播空间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重庆抗战诗歌作为抗战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期刊所组成的媒介场域中同样取得了版面争夺的胜利，这意味着重庆抗战诗歌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能充分发挥抗战诗歌唤醒民众、鼓舞士气、歌颂正义的作用，从而构建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民族心理防线。

［1］丁莉．媒介场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场域［J］．青年记者，2009(6)．

［2］胡风．略关抗战以来的诗［J］．抗战文艺，第3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