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思考——兼论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黄范章 李大伟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北京 100824）

一、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二战之后。二战之前，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各国经济多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经贸规模很小。但二战之后，东亚各国逐渐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逐步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经贸联系开始逐渐加强。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之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非常迅速。整体来看，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前，日本就是亚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考虑，在二战后实施了“道奇计划”，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技术，并向日本开放了其国内市场。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外资法》、《外汇法》、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实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据统计，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80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9000美元，已接近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也相继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经济增长较战前明显加快。在这一阶段，虽然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程度较高，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日本一些相对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也在此阶段，美国出于‘冷战’需要，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八个成员国中只有三个亚洲国家，以‘集体防务’为宗旨以‘遏制’中国。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史前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时期，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比较优势的转变，其产业发展重心逐渐转向信息技术、电子、精细化工、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从而加快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向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的步伐。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截至1980年韩国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60.5％来自日本，至今日本仍是韩国外资的最主要来源国。与其同时，亚洲“四小龙”在承接日本的重化工业的同时，也开始将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在劳动力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和东盟）转移。其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力量之一，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支持加工贸易出口等措施迅速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值得重视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6年宣布解散，同年东南亚主要国家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启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阶段，东亚各大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均明显加强，经贸联系日趋紧密。在这一阶段中，各国政府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东亚模式”，但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第三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韩国等东亚国家依靠外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及金融自由化政策过度宽松等缺陷，中国则凭借其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为了亚洲经济新的增长重心。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大量欧美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跨国公司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销售目的地的东亚生产网络。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98年以来，东亚经济增长强劲，年均增长率超过9％，目前经济规模占全球40％，出口占20％，并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贫困人口也减少了3亿，且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始占据中心地位。

这一时期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阶段，东亚各国在进一步减轻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2003年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东盟共同体”宣言、2000年“10+3”财长会议上成立金融监管和货币互换的合作机制、大量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均标志着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开始从贸易和投资合作向金融和宏观政策合作扩展。

第四阶段：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亚经济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金融体系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仍然相对较弱的缺点；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增长率的下调也使得东亚国家对于区域外出口的依赖不得不减弱，再加上东亚各国主动的扩大内需方面的政策调整，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规模、范围都会在危机后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为东亚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不少人认为有望最终形成类似欧盟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二、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1.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不仅使区域经济相互依存性日趋深化，也会使得某一区域内发生的经济危机蔓延至邻近周边和其他区域。如果经济危机发生在核心国家，那么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倘若严重依赖欧美经济国家，则可能遭受外部经济波动带来的巨大损失。一方面，从长期看，美元汇率的波动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时常存在，所以东亚各国势必要降低对美元的过度储备，促进金融货币合作以防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国的外向型经济部门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各国日益认识到为了避免欧美经济停滞时的连带影响，维持自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重要性；最后，东亚各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势必要求东亚各国提升其政治地位，也要求各国加强区域合作。

2.东亚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合作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长期以来，市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直到上世纪末以来，“10+3”之间的合作才逐渐趋于常态化，并取得了清迈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目前，市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东亚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已非常紧密。但东亚各国政府在金融、贸易壁垒、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合作机制。在欧美经济仍旧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背景下，市场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东亚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问题，东亚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需要政府主导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来完成。因此，未来东亚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占据重要位置，具体包括亚洲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亚洲金融组织的建立以及全面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等方面。

3.东亚金融合作将迅速发展。根据国际金融理论，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和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资本主要在区外循环，储备资产管理依赖美国资本市场，以及美元汇率等问题使得东亚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而此次金融危机中，在应对这场危机中，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并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这也凸显出新形势加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构建东亚金融安全网，避免因欧美经济不安定因素导致的损失的必要性。预计东亚国家将利用储备库增资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契机，将现有的区域流动性机制机构化，推动成立区域货币基金；以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为基点，发展亚洲区域债券市场，使亚洲的资金用于亚洲各国的项目开发；在可行的范围内展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在中后期阶段，考虑建设区域汇率协调机制，最终建立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MF）和实现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4.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也将加速。理论上，东亚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使得东亚自由贸易区对各国经济均有着较强的正面作用，因此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内产业保护政策较为严重，加之东亚经济严重依赖欧美市场，因此金融危机前东亚自由贸易区进展相对缓慢。东亚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东亚各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恢复，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便实现了经济增长，有力地证明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于加大东亚区域内部的投资和需求，而并非单纯的依靠欧美市场。如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消费，使中国经济迅速回升，并带动了东亚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未来东亚经济必须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附，增加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等区域交易，发展新的增长动力，这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设完成，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快速推进之中。预计东亚各国未来将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10+3”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最终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

5.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合作将逐渐成为主流。从长期看，东亚各国随着经贸往来的日趋紧密，未来的经济合作不会逐渐转向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立体式综合性经济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多个领域开展全面交流。如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会议所发布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称，三国将致力于在2020年前扩大三国贸易量并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进一步提升海关合作；维护和巩固开放、公平和自由化的多边贸易体系；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继续探讨加强工业、能源等领域的政策合作与磋商；进一步提升标准化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犯罪、打击恐怖主义、扫毒、防止传染病、减少东北亚灾害等等。

三、此次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2011年3月11日爆发的日本大地震对日本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截至2011年3月21日晚11时，此次大地震已造成8805人死亡、12664人失踪、2628人负伤。世界银行估计此次日本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220-2350亿美元，占日本GDP比重的2.5-4％。

地震将对日本经济造成一定的短期冲击，但对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没有明显影响。首先，虽然受全球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和国内消费疲软等因素影响，2010年4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降幅达0.3％，但震前日本经济整体复苏的趋势并未改变。2011年2月，日本制造业企业经理人指数达到52.9，为半年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内阁府2011年3月的月度经济报告称，2011年前两个月日本私人消费保持平稳，工业产出则呈稳定增长趋势。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从1.5％上调至1.6％。

其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是短期性的。第一，地震对灾区住房、工厂、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资产造成了严重损害，灾区相关产业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运作。由于灾区是日本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这一冲击也将波及到其他地区的下游产业。日本内阁府估计，此次地震造成的私人资本存量损失约占全国私人资本存量总额的 0.75-1.25％，将导致2011年GDP减少1.25-2.75万亿日元，约占当年GDP的0.2-0.5％。第二，地震及其造成的核事故所导致的电力供应不足很可能持续至2季度。日本内阁府估计，即便电力供应在五月初恢复正常，也将导致2011年上半年GDP明显下降，降幅达全年GDP的0.2-0.5％。最后，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前景仍难以预测，短期内将对日本农产品出口有明显负面影响。目前美国、芬兰等国家和地区已明确表示在短期内禁止部分日本农产品入境。

最后，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据日本内阁府估计，倘若2011-2013年投入16-25亿日元弥补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将每年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1年日本经济总体将呈现“V”型走势，有望达到全年1.5％左右的增长率。从历史经验看，受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影响，1995和199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9％和2.6％，高于震前水平。但未来日本经济增长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地震也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地震在短期内对东亚生产网络造成一定冲击。日本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具有最高位置，提供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因此此次地震也会对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生产网络造成一定的冲击。

一是汽车产业。地震发生后，日本三大汽车公司——丰田、本田和日产均宣布自3月14日起国内工厂全部停产，且至今尚未复产。而震区一些重要的汽车零配件工厂也遭到严重破坏，如丰田汽车的第三大生产基地位于此次震灾最严重的宫城县，其中作为重要零部件配套中心的丰田东北工厂车间和生产线受损严重，短期内难以恢复生产。由于日本汽车企业的库存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此次地震可能会影响到东亚各国日系汽车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大多数零部件生产供应和整车组装都在中国国内完成，日系汽车国产化率较高，只有少数核心零部件需从日本进口，加之日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中的比重不高，日本地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影响有限。

二是电子信息产业。震区是日本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之一，产值约占全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主要生产半导体元件、闪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虽然此次地震并未对受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厂房和生产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但设备检修、电力供应不足等因素都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工厂运营。

2.此次地震将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从而助长东亚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地震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将会减少日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但从长期看，日本灾后重建会显著增加其对铁矿石、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需求。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使得当年日本铜和铜矿砂的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42％和8％。在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中东局势非常紧张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会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从而进一步助长大多数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压力。但对东亚地区的印尼、越南等能矿密集型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经济有积极影响。

3.地震对东亚金融市场的冲击很小。此次地震并未发生在日本经济的核心区域，因此日本和东亚金融市场并未受到严重冲击，日经指数虽然在震后一度有所回落，但已经恢复了稳定上升的态势，并未出现投资者抛售在日资产的情况。但新兴亚洲国家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长期债券为日元资产，其中泰国的比重甚至高达60％以上。此次地震之后，日本灾后重建需要大量日元资金回流的预期将导致日元汇率上升，地震后一周，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升到76.51，达二次大战后最高水平，迫使日本政府紧急要求七国集团于3月18日出手集体干预，拯救日元。

四、东亚地区的经济格局和我国扮演的角色及其战略思考

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黄范章对当时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日本已是东亚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四小龙”业已崛起，中国业已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东盟国家也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国际的产业转移在 50-60年从美国转移到日本，70-80年代由美日转移到“四小龙”，80-90年代由美、日、“四小龙”向中国及东盟国家转移。黄范章根据对当时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产业链中位置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在东亚地区面对的大、中、小三个三角关系的地区格局的认识和战略设想。

所谓“大三角”是指中、日、美。日本是当时东亚惟一的发达国家而且经济体最大，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该地区惟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虽非东亚国家但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存在、军事存在及政治影响使其成为该地区虽隐形却实际存在的一个大国。当时“冷战”刚结束，美国依恃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战略从“遏制”（Containment）开始转向“接触”（engagement），美日之间虽政治、经济上相互依靠和利用，也存在“控制下控制”的裂隙。当时美日对中国在经济上有巨大互补性，但政治上对中国实行“遏制与接触兼施”的战略。

所谓中三角是指：中国、“四小龙”、东盟三者。“四小龙”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链上处于不同层次，而中国大陆由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因而与二者既有巨大互补性也有一定的竞争性。

所谓小三角是指：大陆、香港、台湾。当时香港回归日期与“一国两制”的原则均已确定，两岸国共两党达成“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发展与三地的经贸关系，关系到我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这三个三角关系之间有些交叉，但从经济结构讲大体可以。根据对这一地区格局的分析，黄范章提出“依靠小三角，争取中三角，周旋于大三角”的战略设想，目的是为我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不久，黄范章又进一步提出“抓两头，带中间”，所谓“抓两头”战略重点，即着重处理好“大三角”关系和“小三角”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才能确保地区稳定和我国与东盟、“四小龙”的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顺利发展。

以上是黄范章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的分析。如今20年过去了，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变化中也有“未变”。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总额已超过日本成为该地区仅低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发展中地区已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全球新兴经济体中的一支生力军。然而，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看，美日仍处于高端，“四小龙”仍处于中端或高端，而中国基本上仍和东盟一道处于加工组装的低端，东亚地区这个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尚未改变。这样，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面临的大、中、小三个三角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尽管近年来东盟扩容，将使现有的地区平衡与机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还应看到，东盟虽想通过扩容把美俄等大国引进来，以便对中国有所“制衡”，但也担心美国冲击它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近年来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PP），想取得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冲击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盟会对此有所警惕。加以美俄近期忙于国内经济问题，故东盟“扩容”近期内难见实质性的影响。三个三角关系依然是当今中国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核心架构。

尽管地区的大格局未变，但各国或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有很大变化。中美两国已不仅是经济上有巨大互补性，而且互有渗透，更且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有许多共同利益，世行行长佐立克先生曾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两国已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美国实际上不会完全放弃“遏制兼接触”战略，但至少在最近两国首脑共同声明中口头承诺“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应拒绝国际社会有人鼓噪的G2，但也应看到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本世纪以来，中国跟东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尤趋密切。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上半年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令人瞩目的是，尽管中日之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与日本、东盟某些国家时有龃龉，赖我处理得当，对经贸关系的发展未有影响。

面对三个三角关系的东亚格局，我们认为应有如下的战略设想：

（1）在处理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应把政治问题跟经贸关系分开。所有政治方面（如领土、领海、安全等）的问题，完全通过外交对话、磋商、谈判来逐步解决，领土、领海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决不应让这方面的分歧或纠纷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

（2）对待三个三角关系，我们认为宜采取“立足小三角、团结中三角、联合大三角”的战略。今天中美、中日之间关系跟90年代初相比有很大改进。过去我提出“周旋于大三角”，现今应充分利用现有机制，极力扩大中美、中日之间在经济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空间。对待“中三角”已不只是“争取”，而是在已有的“10+1”和“10+3”的机制基础上，不断促进团结，尊重、支持和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作用，甘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进者，不与美日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或“领导权”。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经济实力。我们应首先把本国的经济搞好，同时致力于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于“小三角”关系我国核心利益。“小三角”问题的关键是两岸问题。如果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一旦被‘台独’所破坏，势必惊动四邻不安，所以确保“小三角”稳定应是我国东亚战略的根基。我国东亚战略必须以“小三角”为立足点。“小三角”问题是一国之内的内政问题，有别于国际问题。在国际关系上宜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不让政治歧见影响经贸关系发展，但在国内问题上则不同。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ECFA的签订与推行，不仅是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而且还要有两岸“和平协议”来保证。更且，两岸的“和平协议”不仅是结束几十年内战状态，而且应以台湾摒弃“台独”，大陆放弃武力为“和平协议”的核心内容。还须考虑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我们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特别对台军售），但可利用美国对“台独”的抑制作用。所以我认为对待三个三角关系，还是以“抓两头，带中间”为战略重点。着重处理好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便能顺利推进我国和东亚各经济体的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曾在不同场合就我国外交政策作出过“和平、发展和合作”、“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平台”以及“睦邻、善邻、富邻”等重要战略性、方针性的指示。黄范章认为，我上述关于东亚地区的格局分析和战略设想，符合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精神，而且在执行中应贯彻这些指示精神。目的不仅是在东亚地区为我国的持续发展创立一个和平、友好的环境，还在于为我国两岸在长时期的和平发展中通过经济融合以实现政治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富强大业。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