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追随者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士──对曾祖父庄禹梅先生生平事迹的一些回忆

庄争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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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我敬爱的曾祖父——一位辛亥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人，一生追求真理的革命老人，庄禹梅先生传奇的革命经历和他家庭生活的片段，象尘封已久的老照片，又一次被打开，一帧一帧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曾祖父庄禹梅，本名庄继良，1885年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的一个书香人家，祖上可谓世代书香门第，但生活一直很贫困。曾祖父的父母早亡，他从小是由他的祖父母抚养成人的。曾祖父少年时代，一直跟着他的叔父读书。曾祖父的叔父名叫庄赓思，是个举人，他向往仕途，认为举人哪有不当官的当一个知县总没有问题吧？可是由于家里穷，没有钱活动，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当上官。曾祖父的叔父对他的侄子要求很严，写字要端正，因此曾祖父的小楷字练成象铅印字体一样；读书不离四书五经，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但曾祖父却不喜欢读这些书，而喜欢看一些所谓“闲书”，很欣赏黄梨洲等反清文章和带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作品。第一次赴考秀才时，曾祖父的叔父再三嘱咐他要名列前茅，但是曾祖父对科举不感兴趣，认为考上举人也不过如此，所以在考场上为人捉刀，用替别人考上秀才得到的报酬供大家吃喝玩乐一番后，回转家来。曾祖父的叔父为此大发脾气，不许他离开家门一步。后来考上了秀才第一名，这才宽恕了他。

曾祖父的叔父死后，一家重担由曾祖父挑起来，他只好做馆(设私塾)或外出教书，后来在上海办了一所函授学校，想以此维持生活，由于他书生气十足，根本不会经营，反而赔了很多钱，把家里有限的田地都卖了。于是他开始用"庄病骸"的名字写章回体武侠小说，以卖稿为生。1915年他为上海国华书局等写稿，出版过很多侠客小说。由于曾祖父是秀才，又出过许多武侠小说，他在家乡也因此出名。现代著名文学家唐弢先生的父亲和曾祖父是世交。唐弢在给巴人(王任叔)《点滴集》写的序言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叙述：“我父亲不识字，却很佩服庄禹梅(继良)的为人，常常‘继良先生长，继良先生短’的谈到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了学问就不受人欺侮。他不顾人家嘲笑和讥刺，借债典屋的让我上学，勉励我要以庄禹梅为榜样，好好读书……我呢，，那时读过以‘蛟川庄病骸’署名的武侠小说，以为写侠客的人，一定自己也是侠客。”其实曾祖父的武侠小说，无非是幻想由武侠一类人物来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平和冤屈。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绍兴至宁波，曾祖父曾一度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私人秘书。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以后还专门收集了许多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资料，为上海环球书局写了一部四大册的章回体小说《孙中山演义》(该书后又多次出版过不同的版本，最近的两次分别于199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唐弢先生作了序言，称誉此书为“写孙中山的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州出版社又再次出版了这部小说)。

曾祖父喜欢做新闻工作，他的后半生差不多一直搞报纸。1923年在宁波的《时事公报》当编辑时，镇海县署抓获一名盗匪。经查，乃是镇海炮台司令张伯岐部下的士兵。曾祖父为此写了一篇短评，文中说：“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短评刊出后，引起小军阀张伯岐的恼怒，要宁波镇守使王桂林查缉，王桂林就把曾祖父和《时事公报》社长金臻庠一同逮捕起来，约拘留了一个月，后经各方面营救，才得保释。这是曾祖父第一次坐牢。这一时期，他开始认识到军阀制度必须要推翻。1925年他经陈国咏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宁波市党部商民部长。第二年3月任宁波《民国日报》社社长。

1927年4月，蒋介石要公开叛变革命。宁波《民国日报》首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开火，刊登了该报编辑倪毓水写的《蒋介石犹效军阀故伎耶》、《王俊十大罪状》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蒋的亲信、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的大怒。4月10日，王俊派了一个副官把社长庄禹梅传了去，问他对这两篇文章负责不负责他毫不推托，承认社长应该负责。于是王俊把他禁闭起来。

曾祖父被捕的消息一传出，国民党市党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推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和宁波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邀同宁波民主人士张申之、俞佐庭到司令部去质问：庄禹梅为什么被捕？殊不知这是王俊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杨眉山、王鲲是宁波著名的共产党员，王俊正要逮捕他们，这下来得正好。鉴于张申之和俞佐庭是本地绅士，王俊客气一番后，便把张、俞两人送走，而把杨、王两人扣留了。随即把杨、王两同志和曾祖父关在一起。

曾祖父和杨眉山、王鲲关在监房里，朝夕相处两个多月，耳濡目染受到了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后来这两位同志牺牲了，但他们的高尚品德，对曾祖父教育很深。

在狱中还有共产党员王任叔，对曾祖父也很有影响。他是杨眉山、王鲲二位烈士牺牲后的第二天被捕的，也和曾祖父同监牢。王任叔曾经怀着愤怒的心情写了一首诗：“翻手作云覆手雨，屠夫得意上青天；而今百物皆昂贵，唯有头颅不值钱！”曾祖父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在狱中也始终表现得很坚强。据曾祖母讲，她到模范监狱去探监，看到曾祖父背上被打得血迹斑斑，没有一块完好的肉。

1929年3月间，由于宁波士绅和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的疏通，曾祖父的案子得到重新审理，并宣判无罪释放。这是曾祖父第二次坐牢。二十个月的狱中生活，是曾祖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以前他是个穷秀才，从此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5月间就找到中共宁波特支组织部长张旦辉(张子叟)，并经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领导下从事报纸工作。

1934年冬天，我的爷爷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闸北区委作宣传工作。一天接到从亲戚家转来曾祖父的一封信，说他又被捕了。这是曾祖父第三次入狱。不过这次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无法起诉，曾祖父很快就被释放了。

从1934年到抗战爆发，曾祖父一直在宁波几家报纸当编辑。1936年10月他任宁波《商情日报》编辑主任时，由于报纸积极宣传抗日，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因而引起当局的痛恨，1937年1月将该报社社长、曾祖父，还有两个编辑逮捕入狱，报社被封。反动当局根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他们四人分别判处徒刑五年。他们不服，据理力争，并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诉。这已是1937年秋天的事了。这时，抗战已全面展开，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迫废除了。因此，南京最高法院只得撤销对他们的原判，交保释放。这是曾祖父第四次入狱。

抗日战争时期，曾祖父留在家乡参加中共浙东临时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段时间，他做过统战工作，编辑过共产党员学习文件，接触过从解放区进入敌战区工作的同志和地下工作者。

1945年1月应浙东区党委城工委书记王文祥之召，曾祖父到了四明山解放区。这里有一批新闻工作者，他们热烈欢迎这位老报人的到来。在解放区办自己的报纸，这对曾祖父确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也是他一生所梦想的事业。他在那里大约工作了十个多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想蚕食和并吞我们解放区。为了集中力量，中央决定主动撤出浙东根据地，干部和军队主力迅速北上，凡是能就地隐蔽的，就隐蔽坚持下来。因此，组织决定让曾祖父回到庄市。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的党组织关系由中共浙东临委转给了在宁波负责搞文化界统战工作的徐朗(笔名徐吹)同志；他作为特别党员，由徐朗同志单线联系。1947年他重进《时事公报》社，任副刊“四明山”主编。他针砭时弊，写出了不少鲁迅风格的杂文，被誉为“宁波鲁迅”。徐朗同志每隔两周走访他，传达党的有关文件和方针、政策。在党的领导下，他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发现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作者。1948年初，为配合解放战争和国统区的反蒋运动，曾祖父筹建了“宁波文艺协会”，任理事长。1948年4月30日，徐朗同志被当局逮捕，曾祖父随之失去了党的联系。

解放后，宁波党政领导对曾祖父非常关心和重视。他先后担任过六届宁波市政协副主席，三届宁波市民革主委，并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宁波党组织在临解放前遭到过较严重的破坏，加之他是特别党员的身份，对他的党籍，一直没有进行调查解决。但是他一直诚诚恳恳、艰苦地工作着，晚年，还完成了《中国古代史析疑》和《古书新考》两部著作。

在十年动乱中，曾祖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于1970年6月23日含冤去世。1979年1月18日，在曾祖父逝世后九年，党实事求是地为他平反昭雪，召开了追悼大会。1986年5月30日，由宁波市政协副主席陈阿翠护送曾祖父部分遗物骨灰盒安放在鄞县樟村烈士公墓。至此，曾祖父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0年12月，宁波市政府对樟村烈士陵园进行了重新规划扩建，使先烈们的骨灰从原来的安息堂迁到了生态墓地。新扩建的陵园墓地很开阔，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我代表我们庄家健在的长辈们前去办理迁墓事宜。当时又恰逢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民革宁波市委、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宁波市江北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编印出版了《庄禹梅纪念文集》。民革宁波市委的领导对这次迁坟非常重视，全程由专人陪同我落实迁葬事宜。并在12月18日迁坟的当天，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参加仪式的有民革宁波市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胡春和王泰栋两位老前辈，还有曾祖父生前最喜爱的邻居小朋友张志平先生。民革主委王建康同志在仪式上讲了话，高度褒奖了曾祖父革命奋斗的一生。民革党员代表，同时也是《庄禹梅纪念文集》的编辑之一的王一羽老师，将文集郑重地放入墓穴中。我代表我们的家人也在仪式上讲了话，并将1996年重新出版的《孙中山演义》放入了墓穴。有这两部书陪伴在曾祖父的身边，对曾祖父应该是莫大的安慰，组织没有忘记他，他的后人更在纪念他。老人家如果在九泉下有知，一定会含笑释怀的。

我所了解的曾祖父

很遗憾我没有见过曾祖父，他在世时我还很小，我们分别生活在北京和宁波一南一北两个地方，遥远的距离、不太便利的交通，最主要的是文革时的动荡阻隔了我们的相见。对他的了解多是从家里的长辈那里听说的。

由于历史原因，曾祖父一生有过三次事实婚姻，我的曾祖母吴珠梅，我们称呼她“太太”，是家里包办的明媒正娶的夫人，与曾祖父先后生过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但只有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庄启东和最小的女儿，我的大姑婆庄霞(又名庄斐卿)存活了下来。他与第二任夫人乐菱香太婆生有一个女儿，即我的二姑婆庄蟾影，他和第任三人夫人朱碧心太婆没有子女。

曾祖父祖辈几代娶的媳妇都是有文化的，只有曾祖父娶的是个例外。我的“太太”出身于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而父亲又忙于生计，她就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生活，因而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婚后，曾祖父与她也就没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太太”一生非常勤劳，坚强，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曾祖父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没有足够的钱来养家，太太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精打细算难以维持一家的生活，带过来的嫁妆也不得不变卖。这样不免为生计而抱怨，为此与曾祖父时有争吵。但太太同时又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对丈夫的所做的事情都积极地予以支持。书香门第，都是嗜书如命，祖上留下来的所谓值钱的东西，也就是书了。据爷爷后来讲，家里的许多藏书都是珍本，善本，还有不是很全的四库全书。曾祖父爱书，从不在藏书上签自己的名字或加盖收藏章。这些藏书在当时就已经很值钱了，但家里即使再穷，谁都没有动过用书去换钱的念头。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当年为了营救狱中的曾祖父，万般无奈的“太太”随便拿了一部书就去卖了，收购书的人，看她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道人家，给了她八百块大洋，太太就是用了这笔钱去活动打点营救曾祖父的。曾祖父出狱后得知此事非常痛惜，还抱怨过太太。

我的爷爷作为曾祖父唯一的儿子，同时也是他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从小受家里祖辈极大的关爱。我的“太太”不识字，爷爷的启蒙教育是由他的曾祖母，也就是我曾祖父的祖母开启的。曾祖父由于从小受到他的叔父过于严厉的管教，不希望再以这种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他从不强迫爷爷只学习“四书五经”，鼓励爷爷多学习白话文及现代知识，所以爷爷古文的基础打得不像曾祖父那么坚实。受曾祖父进步思想的影响，爷爷还在上中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组织，看一些进步书籍。1927年，17岁的爷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爷爷在上海结识了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奶奶，两人从此牵手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60余年的革命道路。

1934年10月，我的爸爸——曾祖父唯一的孙子在上海出生了，曾祖父给他取名英翘。这也是爷爷奶奶唯一的一个孩子。爸爸出生后，爷爷从宁波把“太太”和大姑婆一起接出来，与他们一起生活，从此“太太”再也没有回过宁波，也再没有与曾祖父见过面，她跟随爷爷、奶奶转战南北，抗日战争逃难，一路上还要照顾未成年的大姑婆和幼小的爸爸，历尽千辛万苦。1939年爷爷奶奶先期来到延安，1940年爷爷从延安出发到重庆把“太太”、大姑婆和爸爸一起接到延安，一家人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大姑婆上了延安的俄文专科学校(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由此参加革命，直到离休。“太太”到延安见到的是革命的队伍和同志，大家都显得很亲切。“太太”在延安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她纺的线因为质量好，边区政府还特为此颁发了奖状。这份奖状太太一直珍藏着。后来因为年代太久，奖状都不完整了。“太太”1979年去世后，于八十年代后期，爷爷、奶奶将残存的奖状捐赠给了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保存。

“延安整风运动”后，“太太”又跟着爷爷、奶奶来到了绥德，后又离开绥德先后到了东北的哈尔滨、沈阳。东北解放后，1952年爷爷、奶奶从沈阳调到北京工作，“太太”也跟随着到了北京。

爸爸没有跟随爷爷、奶奶和太太一起到北京，他在东北也参加了革命队伍。东北解放后，他先后在哈尔滨和沈阳继续读书，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在长春地质学院学习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他与我的妈妈在学校相识、相知、相恋，毕业后结婚，又双双留校教学。同年，因国防建设的需要，两人一起作为原子弹核试验的尖端人才被总参工程兵部队选拔上，入伍到了北京。1962，1963年哥哥和我先后在北京出生了。我的大姑婆这时也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他们家也在五十年代中期从天津调到北京工作，这样我们这个以“太太”为长辈的一大家人就在北京扎根了。

曾祖父这时已在宁波担任了民革宁波市委的主委，和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和他一起生活的是第三任夫人，朱太婆。尽管他人在宁波，但他还是很记挂我们这一家的。爷爷、奶奶经常会与曾祖父通信问候，并定期将全家福照片寄给他，哥哥和我的出生更是引发了他对重孙子女的舔犊之情。记得我不满周岁时，全家又照了一张全家福寄给他，曾祖父看后回信借用了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句诗“遍插茱萸少一人”，来表达他的思念之情。由于曾祖父当时的婚姻状况，他没能实现到北京与家人团聚的愿望，但他一直希望看看哥哥和我，他的两个仅有的重孙子、女，并想要我和哥哥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送给他和朱太婆来抚养。这样，家里决定由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去一趟宁波，把我们带给曾祖父看看。临行前，因为是冬天，考虑到宁波的房子不像北京的房子有暖气，所以特地做了两件漂亮的小棉袍，准备到宁波去穿。但最终还是出于我们还太小，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样便利等因素的考虑，还是放弃了这次的行程。没能在他有生之年，直接感受到他老人家的爱抚和教诲，现在想起来非常遗憾。这两件小棉袄成了唯一的纪念，从幼儿时期的小棉袍穿成了小学时代的小棉袄，在我们懂事以后，每年冬天准备拿出来穿时，总会听到“太太”或是奶奶说起这件小棉袍的来历。记得我小的时候，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到“太太”，凡是她回答不上来时，总会带着仰视和遗憾的表情说一句：“要是你的太公在就好了，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懂。”可见她是很敬佩曾祖父的才学的。

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被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同千百万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也经历了一场磨难。先是爷爷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受到批斗，家也被抄了。爸爸、妈妈由于所在的大西北的核试验基地是高度保密单位，当初派去的技术干部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必须是根正苗红的。所以他们很快受到爷爷所谓“叛徒问题”的牵连，在部队也被要求揭发爷爷的问题，并且随之受到开除军籍，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到长春当了工厂的工人。爷爷也被发配去了干校劳动改造。北京只剩下“太太”、奶奶、哥哥和我这一家老少。爷爷工资也被扣发了，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奶奶被要求下工厂车间劳动，工资按60％发放，一家人四分五裂，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奶奶的母亲在浙江老家生病需要钱，奶奶拿不出足够的钱，因为家里的存款也被银行冻结了。

这个时候，曾祖父在宁波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多次受到批斗，造反派责问曾祖父：“1927年4月，你被王俊逮捕，与杨眉山、王鲲同关一笼，为什么杨眉山、王鲲被杀了头，你却活着出来!”在他们眼中，曾祖父是“叛徒”已“铁证如山”不容“狡辩”了。他被一再勒令交代罪行，被迫多次写出“交代材料”。备受迫害的曾祖父终于病倒了，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抢救，以致不起。1970年6月23日，他带着极大的遗憾，含冤离世，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凄惨的走向另一个世界。这时，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正在经历着磨难，没能回去奔丧。他的灵柩是用水泥浇注的一个匣子，在一个大雨天由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用板车艰难地拉到乡下老家，草草下葬在镇海大同公墓。曾祖父弥留之际，我的二姑婆从上海赶到了他的身边，他对二姑婆讲：“我不愿就死，我要看看(文革)到底怎样下场。”由此看来，曾祖父对当时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信心的，他坚信文革一定会结束。

曾祖父去世后，爷爷奶奶没有把这个消息及时告诉“太太”，怕她老人家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过于悲伤，过了大概一年左右，她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的消息，在家里她手捧曾祖父的照片，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操着浓重的宁波话，数落着曾祖父，内心充满着对曾祖父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

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的结束，我们一家也开始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爷爷、奶奶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爸爸、妈妈也调回北京工作重新回归了干部、科技人员的队伍，从此以后的生活按照正常的轨迹进行着。

曾祖父一生甘于清贫，专注事业，不畏权势，坚持真理，一身傲骨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代努力学习，不断进取，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