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分析

□文/汪燕 张树旗

世界经济形势：陷入“弱增长”局面，不确定、不稳定性仍在加剧

（一）主要经济体增长低迷

美国经济复苏尚待时日。8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第三个月处于50以下，就业参与率仅为63.5%，创下31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还面临“财政悬崖”的困扰。小布什政府时期推出的减税政策将于年底到期，同时规模高达1.2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自动削减计划将于明年启动。如果不采取措施延长减税或是避免自动削减开支，“财政悬崖”带来的财政紧缩规模，占美国下财年GDP的3%，有可能拖累美国经济明年重陷衰退。

欧元区深陷泥潭。二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5%，降幅超过市场预期的0.4%。9月份欧元区综合PMI初值达45.9，创39个月来新低；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下滑至86.1，创下2009年末以来最低水平。当前，欧洲经济低迷与欧债危机相互交织，经济衰退与财政金融风险恶性循环，严重制约欧洲经济复苏。在企业信心持续恶化、失业率高企、消费者信心不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元区经济前景更加不容乐观。

日本经济前景黯淡。受欧债危机影响，外围需求明显疲软，导致对外需较为依赖的日本经济前景黯淡。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仅增长0.7%，是较此前公布的初值1.4%的一半，且远低于第一季度的4.7%。尽管眼下灾区重建需求仍然较为强劲，但出口的疲软，加上政府支持环保车购置的优惠政策即将到期，这都将会削弱日本经济增长动力。

新兴经济体面临“硬着陆”风险。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印度和俄罗斯今年第二季度的实际GDP同比仅分别增长5.5%和4%，巴西同期的增长率更是低至0.5%，与欧洲关系紧密的俄罗斯和南非的出口更是萎靡不振。此外，美欧经济不稳定性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同步化，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也可能从新兴经济体回流，从而导致汇率的大幅波动。

（二）量化宽松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9月13日，美联储率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紧随其后，欧洲央行推出了新的量化宽松策略OMT（直接货币交易计划）；9月19日，日本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计划，由70万亿日元增加至80万亿日元，增幅之大出乎市场意料；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央行也先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的集体出台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

——对全球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财富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较有限，眼下激励消费者增加支出的资产升值空间已不太多；另一方面，就像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样，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将不断递减，对改善就业和经济状况的作用也不会十分明显。

——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经济低迷及财政政策空间受限，未来全球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宽松，这将为投机资本参与炒作石油、农产品等价格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

——热钱涌入新兴国家市场催生资产泡沫。相关机构研究表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增发的美元70%流向国际市场，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预期急升，通胀加剧，滋生大量资产泡沫。近期香港面临“热钱围城”的紧张局面，房价迭创新高，金融市场重新活跃起以及企业融资活动激增，迫使特区政府不得不频频出手调控。

国内宏观政策：“稳增长”依然是主基调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初现筑底企稳态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企稳回升的基础仍待稳固。近期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两难或多难问题增多，总体看“稳增长”依然是下阶段宏观政策的主基调。

——财税政策：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四季度全国经济工作进行了部署，指出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突出财政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上的作用。

一是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的区域范围、行业范围，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服务业行业实现“营改增”。“营改增”不仅是为企业减负的稳增长策略，更是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应适当减免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及实体经济发展贷款业务的营业税，激发银行服务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二是突出抓好收支管理。经济增速趋缓等原因致使当前各地财政收入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部分地方政府也初现了收“过头税”的情况。针对此现象，预计下阶段在狠抓增收节支的同时，会加大对征收“过头税”的督查力度。严格非税收入的管理，切实依法依规征收，坚决防止虚增非税收入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情况的发生。

三是继续加大民生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又是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前提。下阶段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特定就业补助、职业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做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资金保障工作。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各类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切实加大资金投入。

——货币政策：谨慎宽松或是主基调。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稳增长”的系列政策需要较大规模流动性的支撑；另一方面，QE3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导致国际热钱持续流入，对我国刚趋缓的通胀压力造成上行压力，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难度。综合各方因素，谨慎宽松或将是下阶段货币政策的主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将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

一是公开市场操作将成为主要手段。相比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更为灵活，较为中性，对货币与信贷的影响是间接的，既可以保证一定的流动性需求，又有利于稳定市场对房价和物价反弹的预期。当前外部需求低迷仍将持续，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之中；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及宏观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的大前提下，中央对一些具体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在加大

二是准备金率或将下调1-2次。受外汇占款增量持续减少导致基础货币增速放缓，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偏少导致操作空间下降等因素影响，预计存款准备金率预计年内还将下调至少一次。

三是基准利率下调可能性不大。一方面，6月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和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未来对于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将更谨慎；另一方面经历两次非对称降息后，银行经营压力陡增，鉴于金融行业与发展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再度降息空间不大。

——收入分配政策即将出台。未来可能出台的收入分配政策将着力解决四方面关系。

一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10月22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调整铁路运输企业税收收入划分办法的通知》，将铁路运输企业全部营业税及附加税和企业所得税的40%下划给地方，推动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改革的步伐。预计中央将从地方财权与事权协调的角度出发，继续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性转变。

二是政府与企业收入分配的关系。8月份以来，“营改增”逐步扩容，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也逐步体现。尽管目前对于“营改增”实施效果的争议仍然较多，但至少表明了未来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方向。预计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推广“营改增”的实施范围，并逐步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和执行细则，改善对企业的减税效果。

三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收入改革。主要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民资发展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加快国企市场化改革，破除垄断；另一方面也要打破民资的玻璃门，扩大民企经营范围，改善企业服务，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四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在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预计该方案将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改革做出整体部署，包括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和部分企业高管的过高收入以及某些社会群体的高收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

总体看，当前外部发展环境复杂严峻，外部需求低迷仍将持续，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结构调整之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从国内看，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及宏观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的大前提下，中央对一些具体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在加大，但各项政策效应此消彼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此，我们一定要以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来思考分析，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密切跟踪，真正做到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更加困难、复杂局面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努力化解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