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货会背后的故事——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25周年而作

文/王久安

（作者系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发行处处长，北京图书订货会主要创始人之一）

北京图书订货会创办于1987年，今年正好25周年。关于它的创办，笔者曾在《中国出版》2007年12月号上发表过《应运而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作了详细介绍；而这25年中，订货会背后的故事，越来越少有人知道。这里想就订货会创办后，在政府大力支持和政策的正确引导以及行业协会的领导下，25年中有哪些重大的改革和进展，遭遇哪些困难和干扰，以及从单一的订货功能发展到多元功能所经历的一些过程，作些回忆与追述，告诉大家背后的故事。

“三放一联”政策好 展会出现新面貌

北京图书订货会（原名社科图书交易会）创办之初，我们这些由首都十来个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组成的书市办公室，因不明政策，不敢邀请民营书店参加订货。当然也有怕得罪新华书店的因素，所以只有极少数民办书店自发前来参加。被称为“二渠道”的民营书店，见到看样订货这种形式很好，其中一些敢作敢为的人，便自发租用惠侨饭店、金叶饭店等，办起了二渠道订货会，还把办会时间和北京订货会凑在一起(一般多为提前几天举办)，虽不是有意干扰，但对当时的发行体制也是一种挑战。在此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以未经批准非法经营为由，往往采取查抄和驱赶的办法，迫使散伙。

1988年5月，中宣部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文，作出了“三放一联”的重要指示，其中一放就是放开批发渠道。明确规定出版社可以直接批书给任何性质的书店，提出了国营、集体、个体书店一起上的方针。因此，书市办公室在这年9月举办第2届交易会时，就邀请了一批集、个体书店参会，而且立即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一年交易会的《简报》第2期上，有这样一些报道：

“从交易会上观察，国营新华书店（特别是大城市书店）订货量不太理想。也许是因为不少新书他们都已在《社科新书目》上订过货，还不知销售情况如何；但更重要的是近几个月市场情况不佳，图书库存上升”。“作为图书发行的主渠道遇此困难，令人担忧”。“新华书店订货萎缩，恐难短期改观，出书难，买书难将再次加剧。而集体书店这次订货却十分活跃，他们的订货胆量比国营书店大得多，同样的品种，有的一次订货就是几万元，十几万元。被称为第二发行渠道的这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已经引起出版社的关注”。

由此可见，领导机关的这一新规定，是何等适时与正确！此后，书市办公室每年都主动邀请集、个体书店参加，在接待工作上与国营书店一视同仁。二渠道中不乏经营能人，由于机制灵活、信息灵通、经营得法，不少集、个体书店很快成为守信用有实力的书店，每年在订货会中表现不俗。

民间办会多周折 版协支持解危急

笔者在《应运而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诞生过程。从那以后，北京图书订货会除1989年因故未举办以外，每年都举办一次，其规模越办越大。2012年1月，就已经举办25届了。

笔者是首都14家联合办会的出版社发行部主任之一，亲自参加了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创建。办会初期，我们这个民办订货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一开始就明确为“出版社服务”的宗旨，确定“收费低标准，服务高标准”的目标，并坚决执行“产销直接见面，繁荣图书市场”的方针，曾经一度遇到经费上的困难和来自各方的阻力。首先办会要有人有经费，我们则是白手起家，既无人也无经费，更无经验。唯一可供参考的经验，是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头一年刚在秦皇岛办过一次产供销订货会，失败了，第二年就不得不停办。幸而我们决心大，意志坚，不怕任何困难。没有人，自己亲自干，还不够（因为订货会还兼办书市），于是便把大家的家属（大约六七人）请来义务帮忙；版协秘书长王业康派张振启前来参加领导；中国青年出版社还主动供车出人，到车站做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住不起高级宾馆，便到处物色就近的部队和出版社招待所；帮忙的家属们吃不起盒饭，他们都自带饭菜；晚间安保工作最重要，会场紧邻天安门，不能出任何事故，书市办公室十几位成员便分别值班巡逻……首届订货会办下来，因没有经验，收支失衡，亏了2600元，只好向各大出版社求援，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书局、作家出版社等14家出版社赞助，总算解决问题。这些人力和财力上的困难，一连几年都困扰着我们。随着订货会逐年扩大，收入才得以平衡，还略有结余。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派人去上海出版界学习办会经验，回来大家决定要把展会和住宿以及店社代表都合在一起，便于洽谈业务。但首都虽然展馆、宾馆都很多，但当时想找一家收费低廉适合我们出版界承受能力的还真难。

从文化宫折腾到玉泉饭店，又在工人体育馆和亚运村各办了一届，办会条件虽有改善，但困难仍多。这些困难经过大家努力，竟也都克服了；可是1992年遇到的一场风波，几乎使刚刚兴起的订货会遭遇夭折。那是第5届订货会，我们的筹备工作刚结束，即将开幕，忽然接二连三收到各地新华书店要求退会的电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个别省级店对看样订货会产销直接见面的方式感到不满，认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便与上级管理店串通一气，进行干扰。结果退会的书店竟达上百家。这一突然变故，使书市办公室十分被动。许多销货店对此也很不满，有的照样前来参加，有的则把订单寄来，或打电话请各出版社主动发货。经过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出面呼吁，在主管部门协调下，这一风波才得以平息。这一届虽然少了90家订货店，但订货数量却比上届增加了40%。

订货展场出变故 移师党校受照顾

1993年订货会办到第6届时，原已与亚运村订好协议，继续在该地举办，谁知筹备工作刚完成，对方竟单方面违约，不让我们办会了。在此紧急关头，中央党校出版社副社长刘忠礼挺身而出，提出可和党校协商，到党校去办。恰好此时党校放寒假，学员全都回家度假。校内大小礼堂都有，还有图书馆、体育馆、陈列室都可用来作为展厅，更方便的是学员宿舍楼和大餐厅等一应俱全，举办订货会所必需的几大件几乎全部具备；另有一个大会堂，可开大会或作文娱演出等大型活动。订货会就请刘副社长联系一批著名演员，订货会期间晚上为大家演出精彩节目，使代表们在紧张工作之余，享受快乐。订货会在党校举办，得到党校领导热烈欢迎。他们认为订货会是传播精神文明的重大文化活动，表示大力支持，各方面工作都特别照顾。于是我们就连续在党校办了五届。后来有人便把北京订货会称作党校订货会了。首都媒体记者，也都把每年采访北京订货会看做新一年的重点任务。

订货会新事频现 老前辈赞叹不绝

随着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进展，出版界各种改革措施，必然会在订货会上有所反映。

1995年，先是浙江省新华书店联合省内12家出版社，搞起了社店联合征订的办法。订货会结束，将由省店直接发货。此举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确定为本年度发行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果然轰动了整个订货会，各地书店纷纷认可这一举措。认为这样做省去自己很多麻烦，节约不少时间；订货后由省店统一发货，更是收货有保证，到货又集中。因此这一招成了本届订货会一项热门话题，浙江省店一举成功。该省订货码洋总额竟比往年各社分散征订翻了一番还多。

1996年（第9届）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利用党校礼堂，邀请来自各地的书店业务人员，举办《岁月随想》一书发行研讨会。该书作者赵忠祥现场演讲，吸引了多数书店业务人员，当场订货10万册。从此引发了一场著名节目主持人纷纷出书的热潮，像杨澜、倪萍、白燕升、白岩松、水均益等接二连三地出书。上海人民社为此开了先例。

自从进入党校办会以后，因党校场地宽敞，展场周围都有大面积空地，书市办公室立即到青年印刷厂拉来大量纸夹板，为外地出版社做广告牌之用。一时间五颜六色的图书广告牌林立，有的社还特地在树杆上拴上绳子，挂起了“宣传旗”，其场面颇为壮观。此时正逢出版界老前辈王仿子来党校参观，进门见状，不禁连声赞叹，说出版社已懂得做生意了。

失信书店受冷落 治病救“店”成佳话

订货会上经常出现新的风气，构建和谐气氛。1995年，书市办公室听到一批出版社有怨言，说某某店长期拖欠货款，屡催不还，要求书市办公室不要邀请该店参加。结果本届订货会该店不请自来，当其知道原由之后，立刻请求书市办公室帮助她们举办一次座谈会，虚心听取各社意见。会上，经理诚恳地向大家道歉，表示回去后一定整顿内部，归还各社欠款。为此，出版社称赞书市办公室做了一件“治病救‘店’”的好事，被传为佳话。就在同一年，西安和广州两市新华书店分别主动邀请首都各出版社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书店新一年的经营计划，并向各社长期支持表示感谢。广州市店谭灼仁经理还向大家通报了该市新建的“广州购书中心”已经落成的消息。书店主动邀请出版社举行座谈，此举自北京订货会举办以来，尚属首次，说明订货会已在店社心目中成为构建和谐气氛的重要平台。

两协会联合主办 订货会规格提升

1996年，第9届订货会结束后，正逢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为了学习和贯彻这一重要文件，由书市办公室出资，邀请了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到北戴河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参会者除了相关社长总编以外，还请到出版界王益和王仿子两位老前辈到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使得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代表们还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供领导机关参考。

北戴河研讨会之后，根据新闻出版署指示，从第10届起，订货会改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联合主办。原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属下的书市办公室全体成员十余人，全部参加到新的组委会，成为办会骨干，继续为大会服务。订货会名称也由原来的“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更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

进入一流展馆 组织社店互评

党校条件确实不错，然而毕竟不是正式展馆，订货会便被人讥为“集贸市场”。让北京图书订货会走进正规场馆，是那时主办者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愿。组委会一直在努力，直到1999年（第12届），订货会终于告别了“集市”式的党校订货会和临时举办了一届的京丰宾馆订货会，走进了国家级的正规展馆——全国农业展览馆，虽然在这里只举办一届，却标志着订货会向正规化迈出了一大步。其实，组委会先是联系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但该中心开出了高昂的场租费，令组委会无法承受。谁知我们的条件却被农展馆欣然接受，这便有了订货会在正规场馆的首次亮相。可就是因为这一次非凡的亮相和巨大的影响，展会刚一结束，国际展览中心就找上门来，表示愿意以农展馆的条件接办以后各届订货会。

2000年（第13届）以后，北京图书订货会进入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从此固定了地点，固定了时间（每年1月8日），并彻底摘掉了“集贸市场”的帽子。无论从办会规模、规格或展会形式，都大大上了档次，参会单位和人数也逐年增加。

这一届订货会还开始引入网络服务，设立了专用网站，将参展单位和全部书目都上网，制作成可供书目光盘；现场设置20台电脑，书店订货人员可直接从网上检索，也可利用光盘直接下载订货，业务交流和交易更为方便快捷。

从2000年开始，根据新闻出版署指示，为培育市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组委会向全国出版社和书店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讲信誉、重服务”活动。店社可以根据对方多年来合作中表现，投票评选，店社各选出30家优秀单位，并在本届订货会上颁奖。此项活动对推动社店双方诚信经营起到良好作用。

与时俱进添功能 应对“入世”研讨多

2002年（第15届）订货会，因为经过10多年的磨练，出版社不仅懂得了做生意，而且更懂得了如何展示自己的实力和特色，他们通过特装展位，加强自我包装，显示自己的风采。“码洋”与“包装”已成为参展出版社同等重视的目标。在第15届订货会上，特装展位数量比以往都大大增加，有的不仅追求外形美观，还融入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和品牌特色。

本届订货会正赶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头一年。根据协议，一年之后，将要开放图书零售市场；三年之后还要开放图书批发市场。面对“入世”后的局面，北京图书订货会与时俱进，由原来单一的看样订货，发展到多种功能。订货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已引起港台地区和海外同行的重视，不少媒体前来与组委会联系，准备报道订货会的情况；而来自台湾地区的几位出版界代表，受到《出版参考》邀请，参加了两岸出版联谊座谈会，在会上都表示愿意共同为繁荣华文图书出版而努力。

“入世”后，作为中间环节的发行单位，将最先受到来自国际的挑战。为此，广东、四川、上海等几家发行集团，纷纷利用订货会举行研讨会，主动就经营模式与境内外出版社进行沟通，谋求合作。部分民营书商，也积极地在会上推广自己的连锁经营模式。所有这些，使得本届订货会成了我国出版界大谋划大演练的舞台。

借会造势扩影响 总署又出新措施

在2003年（第16届）订货会上，有着我国出版界“航母”之称的中国出版集团正式挂牌亮相，以86个展位的统一形式出现在订货会的舞台上。在一片湛蓝色的海洋包容中，各成员社呈现出既统一大气，又各具个性的风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众多书商。

2004年（第17届）订货会，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发行司又提出了打造“大市场，大流通，大发行”的格局，提出四项措施：（1）吸收国内一批出版社的分支机构和持有二级批发权的民营书店参展，打破了过去对这些单位参展的限制，实行“支持、引导和规范”的新政策；（2）允许期刊参展；（3）吸收海外20多家华文书店前来参会，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搭建了一个信息和交易平台；（4）首次开通官方网站，利用电子商务工具举办订货会的新闻宣传和网上交易，使订货会成为“常年不落幕”的交易场所。

推出专家荐书 积极引导阅读

2004年，订货会首次举办“专家推荐好书”活动。以前由于订货会的定位一直是以业内业务交流为主，不对社会开放，如何将展会上的好书让广大读者知道，从而为社会上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风气，促进图书市场的繁荣。组委会宣传组策划组织了这项我国图书展会中仅订货会独有的专项活动：由组委会邀请专家、学者、教授、作家、书评家一起参观订货会，遴选出他们认为的好书，在订货会闭幕前的“专家荐书”发布会上点评推荐，通过大会《简报》和与会媒体传向社会。这一活动体现了订货会由国内走向国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由于这一活动的创办，广受媒体的关注，成为以后历届订货会的保留“节目”。为了让好书扩大影响，2005年之后的订货会，组委会还批准宣传组专门邀请外地有影响的媒体参会，并在“专家荐书”活动的同时开展 “媒体荐书”活动，使订货会影响力大大提升。

设立版权贸易点 台港澳商参书展

2006年（第19届）订货会为适应新形势，组委会加强了自身改革的力度，除制订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全面提高会议档次和服务质量外，还对住宿、交通、安保等一系列重要组织工作实行社会化，由组委会实行监管。

2006年订货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增添了两项重要功能：一是增设版权贸易机构。此项措施出自一个偶然的发现，就在上届订货会上，大会发现有人举着“书稿寻求出版”的牌子，来回走动，此事引起了组委会深思。于是决定从本届起，组委会与版权代理公司合作，委托他们在会上进行版权贸易活动。此项内容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版权交易活动，并连带洽谈各种类型的书稿复制发行权，影视改编权等多项版权交易。

第二项措施是正式邀请我国台港澳地区的出版单位和国内一批音像出版社参展，使得订货会范围更为扩大，内容更为丰富。组委会认为：中国华人已遍及世界，华文图书走向世界已成为一种趋势，加强与海外华文书商合作，会使北京订货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自此海外华文书店成为订货会的重要服务对象，每年都热情邀请。

图采会应运而生 高峰论坛广议诚信

2007年（第20届）订货会又增加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增设图书馆采购会场，二是组织高峰论坛。全国各种类型的大小图书馆数以万计，他们平时虽有大量经费，但却购书不易，一些地方书店不顾图书馆实际需要，乘机推销库存积压图书，很少供应有价值的图书。为此，组委会决定从本届订货会开始，增设图书馆采购展场，为全国出版社提供会场。此举既符合民心，又为出版社扩大了发行渠道，成为本会一大亮点。关于高峰论坛，是在原来一般论坛基础上扩展而来，不但选择业界最关心的话题，而且邀请高层人士发表高论，对推动行业发展进步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持，成为大会又一亮点。

本届高峰论坛主题针对业界在经营上诚信缺失而且成了发展瓶颈，组织业内高层领导人和权威人士进行广泛评说，对改变这一不良风气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与组织高峰论坛讨论诚信经营相对应，中国发协还首次在民营书业中开展了一次评优活动，对民营书业中各方面优秀代表人物进行表彰。

20周年廿人谈 社会各界倡诚信

2007年订货会开幕前夕，业内大报——《中华读书报》为订货会创办20周年策划了一个大型专栏——《北京图书订货会20届20人谈》，撰稿人有宋木文、于友先等业内领导人以及曾经参与创办的一些老同志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共20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回顾了20年来订货会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版协还邀请了订货会10多位创办人举行座谈会，对他们进行表彰和听取意见。会上，老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为订货会的发展献计献策。

2008年（第21届）订货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祝词，高度评价北京图书订货会。祝词说：“北京图书订货会已成为调节和稳定出版物市场，展示我国最新出版成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高度评价，对组委会全体成员和所有参会人员，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在当今我国书业界严重缺乏诚信的时刻，订货会组委会担负起了推动书业诚信经营的重任，曾多次开展“讲信誉、重服务”社店互评活动，此年又在当届订货会期间，举办了“构建诚信体系长效机制，促进出版发行业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发言者既有政府高层官员、各出版社社长，也有书店老总、甚至还有律师。他们都从营造和谐出版环境，促进行业发展繁荣的目标出发，指出构筑诚信建设的重要性。这又是北京图书订货会倡导诚信的一项重大举措。

报会合力办《快报》 金融危机显作为

2009年（第22届）订货会上，与会者随处可以见到一份名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快报》的报纸，这是订货会创办以来首次为与会者大量免费提供的信息报。它是订货会与《中国新闻出版报》全心全意为读者所做的一件实事。面对这份信息又多又快而且免费赠送的报纸，人们不忘那些策划和办报的编辑记者们：正是他们辛勤奔波、夜以继日地编辑这份《快报》，让大家及时了解大会动态，便于参加各项有意义的活动，并且了解各社出版重点新书的信息，及时完成订货任务。《快报》的出现，也足以说明新闻界对订货会的支持与贡献。

2010年（第23届）订货会，正遇上前两年在全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各国所有行业都受到极大冲击。我国新闻出版界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积极应对，继续保持了产业逆势上扬、一枝独秀的好势头。北京订货会可以为此作出见证：在本届订货会上，展位数量比上年增加了272个，参展单位和订货量也有明显增长。

2009年，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进入了全面提速的新阶段。80%以上的出版社已完成或正在完善转制工作。那届订货会的举办，正好是我国出版业转企改制后的首次集中亮相；而2010年则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决胜之年。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喜讯，特别令人鼓舞。

民营统一设展位 展会前景更辉煌

2011年（第24届）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再度出现两大亮点：一是民营书业统一设展，在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的一层，10多家很有实力的民营书业形成一体，极具人气，馆外广告词特别引人注目。读客图书、华文天下、鹏飞一力、悦读纪、经典博雅、博集天卷等民营公司的展位上精品迭出，吸引了无数书店代表；二是数字出版首次亮相订货会。开幕前一天，以“展望数字出版浪潮中下一个五年竞合策略”为主题的高峰论坛举办，与会者围绕数字出版带来的变革进行了热烈探讨。纵观会上参展企业与讨论话题，数字出版的市场分层、转型之路、平台之争、版权之惑和服务升级5大关键问题，都已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本届订货会在年首开启的“数字馆”不仅领风气之先，同时也为我国数字出版的务实之旅拉开了序幕，并已成为2011年中国数字出版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现在的订货会已具备了订货、展示、宣传、营销、交流、联谊等六大功能，而且还在不断扩展。参加订货会的出版单位已从首届44家增加到目前的649家，出版相关产业40家，台港澳地区出版商100家；展场从开始在文化宫租用300平方米，到目前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租用43000平方米的6个展馆；展位从50个到2420个；订货码洋从第一届的696万元，到2011年第24届的32.508亿元。这一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北京图书订货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全国书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还是行业改革的演练场。凡是业内改革的成果，必然会在订货会上全部反映出来。正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所说的那样：“北京图书订货会已成为调节和稳定出版物市场，展示我国最新出版成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图书订货会还将不断创新发展，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前途将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