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发展性思维认知教辅图书的出版

文/王同裕

发展性思维是指在动态环境下形成的动态思维结构，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综合性特点的思维方式。培养发展性思维要理念先行。哈佛校训有言：一个人的成长不在于经验和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有正确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所以在出版实践中，我们首先要具备的是正确的理念导向。以基础教育出版为例，基础教育类助学读物是为中小学生的学习、成长服务的，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助学读物，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社会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出版。为此，树立正确的出版理念尤其重要。它是出版工作的总指挥，无论选题策划、组稿，还是营销推广，都需要正确的理念为导向。

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从时代背景、教材改革、出版技术发展等方面来看发展性思维在教辅图书出版实践中的作用。笔者所在的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几年在基础教育方面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助学类图书，在图书的策划、组稿以及推广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贯穿了科学的发展性思维。

一、认知市场变化 瞄准精品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8年高校出版社开始出版体制改革，改制以来，出版社引进竞争机制，文化市场竞争加剧，各出版社的生存机遇与风险共存，谁抢先占领市场谁就是最大赢家。应该说，市场是无情的，但这“无情”决不是绝情，不论是谁都会有“主动”和“被动”的转变，不可能一成不变。

现在大大小小的书店，充斥着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教辅图书，大的书城往往一整层都是教辅图书。基础教育类图书市场容量相当大，但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得认真做市场调查，确定市场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根据自身的定位来策划出版图书。浙大社根据自身定位、市场需求，适时推出一系列中高端教辅图书，其中学科竞赛类图书在全国各地都畅销，培优类图书在浙江等省市占有较高市场份额。

我们看市场不能只看今天，更要看明天。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甚至变幻莫测。现在中小学按“新课标”要求使用新课本已几年，相关教辅图书也已日趋齐备，各出版社又在“新”字上动脑子。但市场上也出现了鱼目混珠的“教辅乱象”，2010年8月9日《钱江晚报》刊登的《教辅乱象再调查》一文告诉我们：雷同拼凑质量不高的教辅泛滥。有的书商“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好‘教辅’市场”,“教辅书市场正面临着急剧的洗牌”。因此对浙大社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浙大社过去以质量获得好的声誉，今天要在新的市场“洗牌”中推出更有质量的教辅，多出精品。笔者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以发展的眼光认知教改趋势、认知市场变化，在发展中认知图书出版的价值。

二、认知教改趋势 不忘超前

基础教育类图书是直接为中小学教学服务的，应尽可能满足师生教学的需要，推出适用的教辅图书。但出版不能滞后，要有超前意识，对教育形势和趋向的判断要超前。

2010年7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要 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纲要》指出“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由此可见，惯性的“应试教育”虽然不可能马上刹车，学生的课业负担也不可能立即减下来，但给中小学生“减负”将是大趋势。显然，作为出版社也应承担起为学生减轻过重课业负担的“共同责任”，在出版教辅用书时更高地要求自己。我们应提前秣马厉兵，以精简高效的辅助用书来取代原来的以练习为主的辅助用书，内容真正精炼、质量真正上乘的辅助读物是能帮助学生“减负”的。

从《纲要》中关于高中阶段的教育目标，我们又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发展性地看到我们出版的机会。《纲要》指出：“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生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提高课程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高中课程改革后，组织编写“落实课程方案”、“选修课”等方面的辅助用书，满足教改需要，推动素质教育，也是我们教辅用书出版的一个方向。

三、认知书稿价值 反复打磨书稿

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选准书稿是关键。这虽然是我们编辑人员都懂得的基本常识，但在短时间内很难判断一本书稿的真正价值，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发展性思维来判断。

在教改深化和教材版本多样化的今天，助学类图书的内容毫无疑问需要随教材变化，但它的编写思想要适应课改精神，比如更强调合作探究、开放性思考等。

2010年6月11日，笔者接到一位资深老教师寄来的书稿电子文稿，书名是《高考作文训练导引》（以下简称《导引》），当时并不在意，打开邮箱，看了他发来书稿的开头和后面的两部分。从前后部分的内容看，对高考作文训练确实有指导作用。该书出版后，它的实际效果得到体现，有的学校将此书作为写作教材，从高一年级就开始使用。

在这本《导引》编辑过程中，笔者与编著者交往多次，得知他在与浙大社联系之前曾与另外两家出版社联系，一家没有回音。一家时隔几天回音是“没有出版计划”，直言担忧书的发行量。由此可见，如果首先考虑书稿对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往往会一叶障目，错过机会，所以应该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当然有了好的书稿，要提高它的社会效益，离不了编辑进一步对书稿的打磨。在《导引》一书的编辑过程中，从目录编排到具体例文选用的删减、文字的更改，笔者向编著者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编著者积极配合修改。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提高书的整体质量，因此《导引》一书一推出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教师的好评。当然这仅是个个例，但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我们该如何发展地看待、操作书稿。

四、接轨数字技术 提供多种服务

当下，基础教育助学读物出版领域最热门的是数字化出版。教辅图书的数字化出版正在全国各出版社蓬勃发展起来。从早期的网上试卷、题库，渐渐发展成专业学习网站。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数字化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带动教学方式的革新，各种数字化学习工具层出不穷。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浙大社也适时加快了教辅图书的数字化出版进程，建立专业网站，提供分类题库、在线学习测试等，提高浙大社教辅图书在纸质出版、电子出版两个领域的占有率，在新的市场“洗牌”中胜出，求得更快发展。

根据浙大社的情况，将在教辅数字化方面开展以下的工作。

1.传统增值服务

针对终端使用者开通网上的名师坐堂、在线答疑等服务措施是增值传统教辅的一项服务。我们在每本书上都印着电话号码和网址，每个买书的读者都可以使用这几项服务。

2.构筑教师成长平台

众所周知，教师在学生的教辅书购买中有一定的决定权，因此为老师提供相应的教学服务，也成为图书增值服务的一种类型。

3.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比如，电子书包除了传统“家校通”包含的家校沟通功能，还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信息化功能，如数字化教育资源、学生成长史等，让其真正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助手。

我们运用发展性思维去认知书籍出版的价值，就能多出书、出好书，不仅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能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使我们的出版业更好地为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1]张玉霞.教辅数字化转型的博弈[J].出版参考,2011(5)

[2]张民生.数字化学习：面向未来的学与教学方式转变[J].素质教育大参考,2011(4B)

[3]王雪莲，王桢磊.关于提升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实力的思考[J].中国出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