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沟通方式的“同心思想”：结构、定位和意义

谢忠文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党建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政党体制效能评价的视角

政治沟通（politicalcommunication）是研究政党政治的新视角，是选举理论与信息学、控制论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边缘性政治理论。

政治沟通定义至今仍有一些分歧。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早期研究特指情报、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实际上它还涵盖政治要素（意见、利益、要求、支持、评价、合法性等），更强调决策、控制和沟通，而不是权力和支配。

不同的政党发展逻辑决定了政治沟通的本质。在西方政党体制方面，政治沟通的实质就是整合社会力量，使各种利益诉求能在宪政平台内进行有效博弈。紧接着有了各种竞争型的利益群体（或压力群体）以及代议制的制度安排，于是政党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并将公众利益整合进政治体系。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政党表达自己，在民主条件下就形成了多党竞争的政治生态。这是西方政党发展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沟通更多表现为政党与媒体的沟通。

对中国政党发展的逻辑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政党产生在前，制度设计在后。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恰恰是党执政以后，为确保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进行各种制度设计。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基层组织及媒体反映民众要求，传导政府决策信息，执政党能有效整合社会利益。这种发展逻辑表明，中国的政治沟通是执政党主导的，对各种政治沟通渠道的控制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虽然我们也强调代表不同群体利益，但在中国特有的政党体制下，政治沟通主要体现为党际和党内的沟通，因此也不能因此否定了沟通理论的一般规律。既然该理论基于西方多党竞争模式，对此概念在不同政党制度条件下的有效性进行阐释就显得特别重要。

图1 图表来源：整理得出

政治沟通的效能是衡量政党体制优良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测量政治沟通有两个维度：关系维度和互动维度，前者是沟通双方的信息效度，后者是反馈效度。实际上，关系维度和互动维度都是信息的横向流动。因此，本文认为还应该加上党际理念认同度和数量维度，这样才能全面评估政治沟通的效能。

以上可以看出，A点区域的理念认同和信息数量最低，表示政治系统处于半封闭状态，而越往D区域发展，政治系统的开放程度越高，沟通效度越高。据此模型可以大致将大多数政党归为上述四个区域。例如，我们可以确定中国政党体制的沟通效能处于C区域，美国两党竞争体制的效能则处于B区域。效度是理念认同（I）、信息数量（Q）和互动程度（N）的函数，用数字公式表达出来就是：E=f（I+Q+N）。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于舍弃了政党竞争的评价维度，评价更加准确和全面。它表明，沟通效能与政党体制关联度不大。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来比较两种政党体制的效能（如下表格）。

表1 两种政党体制下的政治沟通比较

西方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其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选举。在政治要素流量总量衡定的前提下，各竞争性政党要获得执政地位，必须通过组织能力和各种媒体向民众提供政策供给、利益许诺等，从而获得比其他政党更多的政治要素。因此，在多党竞争的模式下，政治沟通具有以下特征：1）政治沟通的向度是自下而上的，沟通源于竞选性政党；2）横向的政治沟通大量充斥着政党之间的负面意见，政党之间相互诋毁；3）政治沟通主要通过政治广告。

政治协商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沟通机制，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导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并稳固的，其合法性来自于执政绩效，即有效性，与多党竞争条件下的合法性来源并不一致。政党获得沟通量的能力与其基层组织结构、动员机制有很大关系。作为执政党，中共能够有效地通过各种基层组织和媒体，将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输入，并通过各种组织将其条理化和明晰化，最终达至决策层。由于不存在竞争型的政党，执政党能够掌握尽量多的沟通渠道，并因此获得最大量的沟通量。

然而，很明显的是，政治协商制度下政治沟通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第一，沟通信息失真。

沟通理论一个重要概念是“曲解”，即本文所说的“失真”。其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信息传递的时滞，二是信息发生的过滤。前者是由于政治系统本身具有的信息积累会形成“信息簇”（the clusterof information），它经过自身的学习而可能对外部信息产生曲解。政治系统对信息的失真量与政治系统的效能成反比例关系。如果一个政治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表现在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等），那么政治系统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由于执政党广泛涉入社会-经济-行政领域，其组织结构就变得非常复杂，在沟通的政治过程中，信息就可能发生曲解。与此相对，由于组织结构简单，这一现象在多党竞争体制下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二，沟通信息过滤。

政治过程中的过滤是由于信息传递层级的复杂化所导致的。由于层级逐渐增加，沟通过程会造成信息遗漏。

举个例子。原始信息：刘某退休职工，住房困难。次级信息：某厂退休职工的住房问题有困难。第三层级：退休职工收入太低，住房有问题。第四层级：市场化后，房地产业发展不均衡，导致部分人群住房有困难。职工刘某的诉求反而被海量信息所淹没。至此，真实信息往往被放大，被掩盖甚至被歪曲，同时真实信息就被过滤了。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剧场效应”。

第三，沟通效能较低。

政治沟通理论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政治系统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必须进行接受、解码（discode）和处理。在政治系统接受信息（负荷）与处理之间的时间就是“间隔”。间隔越长，系统效率就越低，也就越难应付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与此类似，沟通理论还认为，如果间隔时间过短，系统未完全接受完外部信息，系统同样可能做出错误决策，致使系统濒临崩溃。因此，间隔时间也是衡量政治系统效能的关键要素。对于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来说，“间隔”过长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这是因为一党执政条件下，政治系统层级过多，系统所接受信息量过大、信息失真等都可能造成间隔时间过长和沟通效率过低。相反，在多党竞争条件下，选举前，各参选政党为获取支持而对选民做出过度承诺，不能对政治要求进行准确评估；选举后，执政党必须面对难以兑现的高目标，不能对输入的政治要求做出反应而快速做出决策。这是竞争性政治体制的问题所在。因此，竞争性政党体制面对的是“间隔”过短的问题。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沟通结构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本文认为，“同心思想”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解决方案的“同心思想”：生成与结构

“同心思想”的理论萌芽和实践展开几乎是同步的，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它的产生凝聚着几代领导人的智慧。

“同心思想”理论上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邓小平同志追述统一战线历史，指出新时期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从以上内容来看，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已经涉及到“同心思想”的两个层面：一是思想理念层面，即“同心同德”；另一方面则是目标模式层面，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和国家统一”，亦即“同心同向”。此外，邓小平同志在另一篇讲话中也阐述了“同心思想”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

但同心思想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实践上的发展却是胡锦涛同志的贡献。

实践层面的展开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此时胡锦涛同志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对建立毕节试验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调研，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为主题的试验区，在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方面进行有机结合。到2007年为止，毕节试验区共接受来自全国工商联、各民主党派等资助逾亿元，扶贫项目共计400多个，GDP总量达到了325亿，绝对贫困人口从312.2万人下降到56.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毕节试验区建设的成就表明：参政党能够在执政党的带领下，在国家建设中实现自身的能力建设，并累积自身的有效性。

2011年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这是“同心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升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沟通方式，是对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在实践中部分地解决中国政党体制下的信息沟通问题。

从结构上来说，这一思想总体上有一种逻辑关系：因为“同心”所以“同德”（或同向、同行）。没有彼此在政治立场上的一致，很难有共同目标取向。而从这一思想的内部结构来说，“同心思想”作为指导新时期政党关系的指导思想，自身是一个完整系统，既包括思想理念也包括制度安排，是制度与制度观的综合体。具体来说，它包括了三个维度：理念维度、目标维度和行动维度。

1.理念维度：同心同德

这是“同心思想”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基础，实质上是对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基础在思想理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现代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具备独特的意识形态。西方政党理论认为现代政党有意识形态趋同的现象，这是由于选举制度下选民自动选择的结果，也是后现代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例如唐斯的经典民主理论认为，在竞争性选举中，尤其是两个主要政党的竞争首先表现为选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并逐渐导致中间选民的逐渐趋同。但在政治协商制度下，这种意识形态认同是党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来看，各参政党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上是建国前各种社会力量在思想上的反映和集中，体现在政治策略上就是独特的政治建国方案和变革社会的理念。解放后，与执政党的长期携手共进历程，使参政党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在繁重的国家建设中成为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也只有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才是彼此认同的理念共识。因此，对执政党政治理念的认同是参政党在克服困难、自身建设和审慎选择的过程中逐渐达致的。

2.目标维度：同心同向

同心同向就是在执政者与参政者在坚持共同的政治方向上，始终为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同心思想”的目标维度剥离了“同心思想”的价值色彩，突显了“同心思想”的工具色彩。中共与民主党派在目标上的一致是有历史根源的。这一目标取向与近代中国政党产生的背景和目标颇为一致。各民主党在建立初期对国家政治体制有不同取向，大多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和制度化建设的目标上大体一致。随着国家建设逐渐展开，在道路选择方面，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一个基本原理认为政党和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阶级对立的消失而归于消失。任何政党没有一个明确的议程，它就缺乏凝聚组织的能力。这是政党发展的基本规律，执政党与参政党概莫能外。国家现代化既是中共面临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全民族的共识，只有顺应这一要求，政党才具备社会基础。现阶段，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任务远未达成，仍然需要领导建设的中流砥柱，中共正是这一重要角色担当者。

3.互动维度：同心同行

同心同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在面对共同目标取向的前提下，共同推动新时期各方面工作的落实，相互促进、相互监督，共同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执政党不仅需要伙伴，也需要诤友。“同行”不仅是落实各方面工作，也是双方互相监督的过程。双方共同的即期议题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反贪腐、扶贫开发、社会管理等。在此维度上，“同心思想”不仅突破了“知”的层面，更涵盖了“行”的面相，亦即不仅是理念认同，更兼共担风雨。它表明，参政党在国家建设上可以作为一个组织，能够发挥主体作用，能够承担好义务，履行好职能，发挥好作用。

定位“同心思想”：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一种新产生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是有风险的，定位可能会随着各种因素的改变而变得不合时宜。但本文仍试图根据“同心思想”的内在结构对其进行定位。定位从两个方面展开。

1.从理论上，“同心思想”突破了将竞争性选举制度作为衡量政治体制好坏的标准，带来了政治知识的增量发展。

随着我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党际关系的发展，协商性政治制度也随之发展（Evolution），随即产生了“同心思想”的政治理论，这对于我国特殊的党际关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首先突破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关系，强调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党际之间的意识形态在逐渐趋同，这种趋同是基于对共同的政治任务——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认同。这种认同也不完全等同于竞争性政党关系下，中间选民在意识形态谱系上的分化，形成左右两极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这种认同也区别于一党专政下对其他政党的取缔和“收编”。这种目标认同是在经过充分的政治沟通后达致的。在目标上的认同逐渐达致道路认同，即目标上的认同导致行动上的协调。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治沟通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渐进性、稳定性、深入性和持续性。所谓渐进性已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阐明，稳定性依赖于政治方向和政治理念的认同，深入性表现在沟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和各种规模上，持续性则表现在执政党和参政党由于在远景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后的共同行动。

一般认为，竞争性选举是政治体制民主化的一个主要标准，但这个逻辑对于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西方政党的历史是先出现了民主的制度安排，才出现代表各种利益的政治团体——政党。而对中国来说，政党建设在前，国家制度化建设在后，亦即党建国家。政党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统一。这一点尤其显示出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而与西方政治发展历程有很大区别。因此，衡量中国政治体制并不在于是否有竞争性选举制度，而在于政治体制的效能。某种意义上来说，“同心思想”不再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对政治知识的增量发展，突破了西方政党理论的分析范式。

2.实践中，作为政治沟通的“同心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党关系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一般来说，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在效能上比竞争性选举制度更具优越性，其部分表现在这种制度安排能够：1）避免相互抵牾，良好的政治沟通能带来行政效能的提高；2）维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国家建设上的短视行为。尽管政治协商制度有许多优势，但随着时代变迁也凸显其在沟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如前述）。因此，政治协商制度越来越需要发展，“同心思想”恰逢其时的出现，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政治协商制度出现的问题。

第一，“同心思想”能有效地解决政治沟通的信息失真和信息遗漏。

正如上文指出的，在中国特定的政党体制下，政治沟通可能会由于决策系统的复杂而使政治沟通的信息出现失真。同心同德在思想意识上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由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失真的问题。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执政党自身的组织问题。执政党的权力集中来源于革命时期的思维惯性，也来源于政党发展规律——民主政党寡头化规律。集中化会导致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在沟通过程中出现信息失真。二是价值理念产生的差异。双方由于价值理念之间的分歧，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和判断会出现差异，在形成议案和诉求的时候会保留信息或“曲解信息”，从而导致沟通误差。从执政党方面来说，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面对同一事实时会产生误解。这一信息沟通过程都产生于政党价值理念差异。而具有统一政治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曲解信息”现象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第二，“同心思想”扩大了政治沟通的范畴，加强了政治沟通的效能。

我们知道，政治沟通的早期研究范围还局限在政党与媒体、政党与社会公众之间，更多地定位于政党的公共关系和选举策略研究。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政治沟通更多地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党际政治沟通的研究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同心思想”有效地克服了这一局限，将党际沟通作为政治沟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同心思想”框架内，执政党与参政党建立在共同政治目标之上的政治沟通，能有效地将与参政党联系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要求输入到政治系统中，而执政党的决策也能够通过“同心思想”这一平台有效地输出至社会成员，快速有效地完成双向信息沟通。这一沟通扩展了覆盖面，增加了互动交流，政治要求和决策输入的效度得到提升，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也随之加强，有效地解决政治协商制度下政治沟通的低效问题。

第三，“同心思想”进一步拓展了政治协商制度的科学内涵。

当代中国的党际关系在逻辑上有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走上竞争性选举道路，另一种是进一步加强合作。前者是走不通的，这是因为：1）各民主党派缺乏有选举倾向的社会基础。参政党所联系的社会基础在本质上是与执政党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它们（各民主党派）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存在紧密关联”，各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没有竞争性选举的组织条件。由于历史原因，执政党有大量的基层组织和关联组织（政府党组、青工妇等），其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各方面，这决定了没有任何政治力量的组织结构能够与之竞争，也就缺乏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设计；3）缺乏意识形态竞争。建国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使得参政党的思想理念与执政党相近，或者说，参政党当初所秉持的建国方案已经被证明为不适合，因此缺乏能够动员的意识形态。

以上限制性条件使得竞争性选举不可能生发出来，也使得双方关系发展的必然逻辑只能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党际合作，在政治理论上就体现为“同心思想”。实际上，对后发国家而言，政治稳定和国家现代化的价值远甚于形式民主的价值，况且评价政治体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政治效能而非所谓的民主化程度。由此可以说，竞争性党际关系的产生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

“同心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沟通方式，但两者处于同一时间轴上，且前者是后者逻辑发展的结果。政协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解放后到“文革”初期（含反“右倾”和“百花运动”），“文革”时期（停止活动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在此过程中，参政党与执政党都共同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相濡以沫、肝胆相照，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目标选择和行为模式上也逐渐与执政党趋同：1）意识形态方面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谱系上靠近；2）目标上逐渐认同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长期目标；3）行动上则与执政党同步协调，共同面对国家建设的各种挑战。对比可以发现，三个趋势与“同心思想”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据此可以说“同心思想”是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

第四，“同心思想”给参政党带来有效性的同时，也为执政党累积了合法性。

长期以来，部分西方舆论对中国政党体制指责的重要内容在于，各参政党在政治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有效性值得怀疑。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外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各参政党在有效性方面做得还不够突出。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增强自身在政治过程中的有效性成为各参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证实了在“同心思想”指导下，各参政党通过对试验区的生态扶贫或开发为自身累积有效性的同时，也为执政党累积了合法性，从而提高了政治系统与公众沟通数量、互动程度，缓解了公众政治要求给政治系统带来的压力，“促进了公众对公共政治影响的机制”。

结论与思考

本文从政治沟通的视角论述了“同心思想”的内在结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得出“同心思想”与政治协商制度处于同一时间轴的结论，且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发展和理论继承。应该说这种发展决不是概念和语言创新，而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沟通方式，“同心思想”大大扩展了沟通理论的主体、内容和解释范围，并在政党政治的知识增量上做出了贡献。那么，既然是一种创新，这一理论是否突破了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呢？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目标选择和行为模式（即“同心思想”的三个维度）与执政党的趋同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供一个注释，亦即任何政治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参政党发展的逻辑恰恰与社会交往关系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但问题依然存在。

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是否意味着参政党失去旗帜和感召力，它仍然是一个有政治取向的政党？政党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在于它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有政治目标追求。据此，“同心思想”指导下的参政党该怎样维持自身存在，如何履行监督职能？

因此，如果将这一思想作为今后指导党际关系的话，有很高政治价值和理论价值，但也会有破坏既定政治框架和政治生态的风险，关键在于阐释和运用，在于党的建设科学化。

[注 释]

① [英]D.米勒、V.波格丹诺：《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