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形音转换研究综述

2012-02-26 03:33翁晓倩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2期
关键词:声旁形声字研究者

翁晓倩



汉字的形音转换研究综述

翁晓倩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通过对近年来汉字形音转换方面的研究回顾,讨论和总结了影响汉字形音转换快慢的因素—形声字的规则性和一致性。研究者发现:规则性高的形声字比规则性低的形声字命名速度快,一致性高的形声字比一致性低的形声字命名快。研究者们确定了汉字整字发音时部件为念字提供线索的事实。但与拼音文字相比,这样的研究成果却不足以建立起汉字形音转换的可靠模式,而且这些结果中也鲜有研究涉及独体字。应当在部件提供线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透明汉字的形音转换的可靠模式,理清汉字通达的心理过程,为进一步探究儿童阅读发展建立基础。

形音转换;规则性;一致性;形声字

阅读是儿童探知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渠道。阅读好的儿童往往能比较好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近年来,研究者对于阅读的研究多不胜数,有一些研究者关注阅读中词汇通达的速度问题。他们认为,汉字通达得越快,就越能够迅速地理解句子乃至文章。研究者们在研究汉字通达时发现,阅读时,汉字的语音会自动激活,即使任务关注的是汉字的意义输出。原因可能在于儿童早期理解意义是建立在音-义联系上的,而直到学习了书面文字,再建立起形-音-义的联结。Zhou等人在1999年认为,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些高频字可能会直接从字形转换到意义[1]。但不论如何,字形的语音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激活了。Guo Taomei等人在2005年利用同音字的Stroop实验证明了汉字语音的自动激活,而且他们发现熟练与非熟练阅读者在词汇语音激活上存在差异[2]。不仅仅是字词,在语句层面上也有研究者发现语音是自动激活的。Feng等人的研究发现了默读语句时的语音处理[3]。Tsai Jie-Li 等人在2004年运用眼动仪,采用替换被试阅读时副中央凹区域的某个同音字的方法,发现了默读理解语句时汉字的语音处理[4]。

既然阅读过程中伴随着词汇语音的自动激活,而且熟练读者与非熟练读者存在差异,研究者认为形音联系得越紧密,就证明其词汇通达越迅速,而阅读能力就越强。并且快速命名也已被证明是预测儿童阅读能力的有效手段。那么,考察汉字的形音转换就显得具有实际的意义,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儿童的阅读发展建立基础。

一、汉字的形音转换研究概述

1.拼音文字形音转换的主要模式

汉字的形音转换比较复杂,而对于拼音文字形音转换的研究已然有很多。双通道模式和并行分布加工模型(PDP模式)是最著名的两个。如图1所示,双通路瀑布式模型[5]认为拼音文字的形音转换存在着两条通路,一条是词典通路,一条是非词典通路。阅读者对于存储在心理词典中的词,直接在心理词典中提取出来,此通路可解释特殊词的形音转换;而对于未存储在心理词典的而又符合拼读规则的词,则通过非词典通路进行转换,这条通路可解释假词的形音转换。而PDP模型[6],如图2所示,则认为并无所谓的心理词典存在,特殊词和假词等都是通过一条通道实现的。形到音的转换是通过中间的隐藏结点实现,而结点的强度则大大受到使用频率的影响。这两个模式的支持者各众。但汉字的形音联结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不同,汉字是相当不透明的文字,无法像拼音文字那样由拼读而成。那么,汉字的形音转换是否只能是整字转换,从心理词典中提取呢?中文环境下的研究者把视角关注到数量众多的形声字上,以期从中得到些许突破。

图1 双通道瀑布式模型

图2 并行分布加工模型

2.汉字形声字的形音转换

李佳颖在2004年到2007年的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汉字虽然不属于拼音文字,但认字的历程绝不是靠一字一音的直接对应,而是涉及解离文字部件,并由部件中抽取语音讯息的统计对应关系。她运用功能性磁振造影等方法发现了形声字中类似于拼音文字的一致性效应,即一致性高的汉字比一致性低的汉字念得快[7]。而北师大的舒华教授更早在1996年就将部件的作用定位于形声字的声旁作用上。在儿童形声字的阅读实验中,他发现儿童对规则字的阅读好于不规则字和不知声旁的字的阅读。随着年龄的增高,儿童读音中非系统错误的比例减小,而声旁、类似错误的比例增加,儿童开始意识到汉字声旁表音的局限性[8]。

汉字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形声字两个方面的内容—规则性和一致性。规则性即形声字整字发音是否和声旁相同。相同的即为规则字,不同的即为不规则字。一致性考察的是某个字的读音与其它含有同一个声旁的汉字读音之间的关系。若与此字的读音相同的其它含有同一声旁的字有很多,则这个字是一致性较高的字,若很少,则此字是一致性较低的字。王燕认为在读音规则方面,大部分形声字的读音至少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由声旁推出:派生和类推。派生就是以上所说的规则性,即整字读音是否和声旁一致,如“粮”、“洋”;类推就是以上所说的一致性,即有相同声旁的汉字读音是否一致或者类似,如通过“陪”推出“倍”[9]。语料库的统计分析与儿童的行为模式一致, 都表现出规则性意识先发展,一致性意识发展较晚[10]。陈奕全和叶素玲总结儿童形声字读字的规则时认为,儿童最早开始习字时须先建立直接的形音义对应,小学低年级学习的仍多是独体字,可为后续的全体字的学习奠定基础。接下来,开始学习形声字时,可能会先利用声旁本身的音来发音(即“有边读边”),因此开始显现出利用声旁的规则性效果。最后,随着学习到的字愈多,发现规则性并不完全适切,同时开始归纳相同声旁字发音的统计特性,才逐渐学会利用声旁的一致性来发音[11]。舒华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儿童读音声旁一致性意识的发展。他采用的是同音判断纸笔测验,让被试判断“遍”(熟悉字)和“碥”(不熟悉字)读音是否相同。他得到的一致性效应的结果是:四年级时,语文能力较高的儿童开始意识到,六年级时,总体上得到发展,初二时,儿童之间无能力差异,而到了大学时,一致性效应最强[12]。这也证明了一些研究者认为的,规则性逐渐消失,而一致性效应则可延续到大学阶段。当然除了规则性和一致性效应外,研究者们还考察了形声字声旁家庭大小对于形音转换的影响。

但形音字的研究却也存在许多问题。随着书写系统的发展,许多合体字已经不再与其声旁发音一致,有三分之一的合体字的发音与他们的声旁完全没有关系[13]。范可育等人在1984年的统计表明,如果把声调也算在内,现代形声字中依靠声旁对形声字读音进行判断的正确性仅为24.4%;尹斌庸则在1998年指出,汉字形声字声旁的预示力只能估计为0.50左右,即认识一个生字(形声字)读正确的可能性大约只有一半。而形声字在日常频率较高的汉字使用中所占比率到底有多高,一直也没有确切的标准。那么只研究形声字中声旁的影响似乎就显得比较局限。

虽然如此,汉字部件的作用在中文的形音转换中已建立起不容质疑的地位。周晓林分别在2002年和2000年的研究中发现了声旁的语义激活和形旁的语音激活[14]。研究者们不仅仅关注形声字的声旁对于整字发音的影响,他们关注的是汉字形音转换的的亚词汇水平的处理,如著名的形音转换的平行加工理论。舒华在2000年的研究中指出,许多研究者指出(Seidenberg M S,1985 & Fang S P, Horng R Y, Tzeng O J L, 1986),字形刺激向心理词典的映射是一个平行加工过程。视觉刺激被分解开来,在激活整字语音,语义表征的同时也激活任何包括部分刺激的词汇的表征。这些同时激活的语音或语义表征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对当前整字表征的激活产生作用。这种平行加工的观点已经广泛用于对字词加工中一致性效应的解释,并由联结主义的模型加以实现。周晓林在2000年的文章中也指出,因为相比于拼音文字,汉字声旁和形旁之间有明显的视觉间隔,因此在视觉加工时,声旁和形旁容易被分解出来,激活与它们对应的语音、语义信息[14]。

二、汉字形音转换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在研究汉字形音转换的道路上借鉴了拼音文字的转换模式,既有人以字频为划分考虑了汉字形音转换的的双通道模式,如Lu Qilin等人在2011年所做的研究[15],也有人考虑了汉字通达的联结主义模型。当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关注的都是部件在整字形音转换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研究者声称,形声字在汉字中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16]。毕鸿燕等在2006年认为,这是如此,大家把视角都转向了形声字,特别是声旁在整字发音中的作用[16]。研究者发现声旁能为整字发音提供线索。儿童在阅读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掌握规则性和一致性的规则,规则的字比不规则的字念得快而准确,一致性高的字也是如此。而且考虑到形音转换的平行加工理论,杨珲,彭聃龄在2000年发现了汉字整字和声旁的语音激活之间遵循“整字优先”和“高频优先”的原则交互作用[17]。

虽然汉字部件的为整字发音提供线索这一事实已经得到确立,但形音转换的关键确实是在部件上吗?李荣宝教授在2008年的语音经验的研究中指出,这种所谓的汉字的声旁尽管对语音通达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本质上并不是形音联结的主要线索[18]。也就是如Liao Chen-Huei等人在2007年所说的,声旁只能提供部分的提示和帮助,但和英语不同的是,一个陌生的汉字是无法像英语拼读字母那样通过拼读声旁而得到发音,它必须被整体或部分地被感知[19]。研究者们都在探讨能为整字发音提供线索的声旁,却并没有得到形音转换的真正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高频字中,独体字所占比例很大,那么对于这些字又将作何考虑呢?当然,这些问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验证明,而这些问题的理清,也将进一步揭开不透明汉字是如何形音转换的面纱。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探究,也会为儿童的阅读发展提供一定帮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 Zhou, X., Marslen-Wilson, W.,. Phonology, orthography, and lexical semantic activation in reading Chinese. J. Mem. Lang. 1999, 41: 579–606.

[2] Guo Taomei,Peng Danling & Liu Ying.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the visual semantic retriev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gnition,2005,98: B21–B34.

[3] Feng, G., Miller, K., Shu, H., Zhang, H. Rowed to recovery: the use of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information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J. Exp. Psychol. Learn. Mem. Cogn.,2001,27:1079–1100.

[4] Tsai Jie-Li et al.Use of phonological cod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Evidence from processing of parafoveal preview when reading sentences. Brain and Language,2004,91:235–244.

[5] Coltheart, M., Curtis, B., Atkins, P., & Haller, X. Models of reading aloud: Dual-route and 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 approach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3,100, 589–608.

[6] Seidenberg, M. S., & McClelland, J. L. A distributed, developmental model of word recognition and nam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96, 523–568.

[7] 李佳颖. 汉字形音对应关系及其神经机制在阅读发展研究上的应用[J]. 中央研究院周报,2004.

[8] 舒华,曾红梅.儿童对汉字结构中语音线索的意识及其发展[J].心理学报,1996,28(2):160-165.

[9] 王燕.汉语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的语音加工技能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 2004,12(4):489-499.

[10] Shu,H.,Anderson,R.&Wu,N. Phonetic awareness: Knowledge on orthography-phonology relationship in character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92(1), 56-62.

[11] 陈奕全,叶素玲.汉字辨识理论模型中的部件表征[J].应用心理研究,2009(43):177-205.

[12] 舒华,周晓林&武宁宁.儿童汉字读音声旁一致性意识的发展[J].心理学报,2000,32(2):164-169.

[13] Zhou Xiaoling. Semantic Processing of Phonetic Radicals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J]. 心理学报 2002,24(1):1-9.

[14] 周晓林,鲁学明,舒华.亚词汇水平加工的本质:形旁的语音激活[J].心理学报,2000,32(1):20-24.

[15] Lu Qilin et al.The different time courses of read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 ERP study.

[16] 毕鸿燕,胡伟,翁旭初.汉语形声字声旁家族大小对整字发音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6,38(6):791-797.

[17] 杨珲,彭聃龄,Charles A.Perfetti,谭力海.汉字阅读中语音的通达与表征(I)—字水平与亚字水平的语音及其交互作用[J].心理学报2000,32(2):144-151.

[18] 李荣宝.语音经验对儿童第二语言发展的影响—来自方言儿童的证据[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47.

[19] Liao Chen-Huei ,George K. Georgiou & Rauno Parrila. Rapid naming speed and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Read Writ ,2008,21:231–253.

Graphy to Phonology Conversion of Chinese

WENG Xiao-q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7, China)

Thisstudy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graphy to phonology conversion(GPC) of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It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speed of Chinese GPC: regularity and consistency of phonograms. They found that regular characters can be read faster than irregular characters, and consistent characters than inconsistent characters. Researchers confirmed that radicals can provide a clue when people are naming characters. But in contrast to alphabetic languages, those results can not build up a dependable model of Chinese GPC, and sinographems are seldom included in those researches. This paper suppose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dependable model of GPC of the opaque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 that radicals provide clues. To find out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haracters access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study of children reading development.

GPC; regularity; consistency; phonogram

(责任编辑:马圳炜)

2012-03-21

翁晓倩(1987—),女,福建莆田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实验心理语言学研究。

B842

A

1673-1417(2012)02-00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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