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屈骚接受的定量分析与考察

⊙祁国宏［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唐诗中的屈骚遗味甚为浓厚，从初、盛、中、晚四期的唐诗中我们或可听到同情屈子遭放沉渊的叹喟，或可听到称美屈子孤傲高洁的颂声，或可听到借替屈子鸣不平而指斥昏暗现实的愤慨，或可听到视屈子为同道中人而低诉一怀辛酸的悲吟。翻拣唐诗四处都能看到屈子的身影，看到唐人诗歌创作中对屈骚文句意旨的有意学习和借鉴。通过检索《全唐诗》，笔者得到几组数据，可资以对唐代诗歌的屈骚接受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不同角度考察比照唐代诗歌的屈骚接受情状。

先来看《全唐诗》中称引屈原的具体诗作。为求简明计，下表拟只列出《全唐诗》中称引屈原的诗人时代分布、诗作总量及不同称引语词等数据。此外，关于唐诗分期，笔者主要采用罗宗强先生的说法，同时又有所折衷①。以此，下表中的数据统计便以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段来进行。

表一：

唐诗称引屈原的诗人及诗作分布

说明：

1.表中数据系笔者检索北大《全唐诗》电子版，并对照中华书局《全唐诗》（1999年1月第1版）所得。

2.《全唐诗》中指称屈原的语词较为复杂，故表中所列不可能穷尽唐诗中全部称引屈子的诗句。如“楚大夫、骚人、汨罗、楚客”等条目，在唐诗中皆有较高的出现频率，笔者只取自以为系直接称引屈原的诗句，余者皆不录。如“骚人”共检得四十余条次，表中只列出十五条；“楚客、楚臣”共检得百余条次，表中仅列出二十条。这些未摘列的诗作诗句，大多也与屈子有较密切的关系，只不过其指称屈子的意义不够显豁而已。

3.由于同一诗人可能会以不同的语词多次称引屈原，如杜甫便分别用过“屈原、楚大夫、骚人、汨罗”等指称过屈子，故表中的诗人数量小计一栏所列数字要高于实际称引屈原的诗人数，但诗作总量不会变化。亦即表中所列为称引屈原的人次数，实际的诗人数量为初盛唐12人、中唐33人，晚唐46人。

由上表统计数据，并结合唐人称引屈原的具体诗作诗句，我们可以初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唐人诗作中称引屈子较为常见，已形成了具有某种共性意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唐诗中出现的这些称引屈子的诗作，大体上表达的都是对先贤屈原的追思情怀和颂美之意，以具体的语言艺术创设了富含多种意蕴的文学情境，并藉此塑造了一个唐诗中的屈原形象。这个形象的正面意义通常包括高洁忠贞、忧国怀乡、乱世独醒、上下求索、以身殉志等节操和品质。如：

尝闻履忠信，可以行蛮貊。……北渚吊灵均，长岑思亭伯。（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

灵均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汪遵《渔父》）

万古汨罗深，骚人道不沉。明明唐日月，应见楚臣心。（王鲁复《吊灵均》）

行客谩陈三酎酒，大夫元是独醒人。（洪州将军《题屈原祠》）

屈子生楚国，七雄知其材。介洁世不容，迹合藏蒿莱。（王毂《古意二首》其一）

曾食灵均之肉兮，个个为忠臣。又想灵均之骨兮终不曲。（贯休《读离骚经》）

以上诗例大都直接称美屈原，指出其正道直行品格之可贵，表达了诗作者们对屈子的深切尊崇和敬仰，也表明了唐人对屈子精神遗产的积极肯定和接受。

其二，唐诗称引屈原的语词较为丰富多变，一方面说明唐人对屈子的历史掌故甚为熟稔，所以在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往往能信手拈来。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唐人诗作中对屈原的称引内涵丰富，指向多端。除上文所引诗例表达的直接颂美之外，尚有感叹屈子无辜蒙冤而忧愤难解等意,从“伤屈、吊屈、叹屈”等称引语词也可感受到这一点。如：

秋入楚江水，独照汨罗魂。手把绿荷泣，意愁珠泪翻。（孟郊《楚怨》）

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元稹《楚歌十首》其一）

襄王不用直臣筹，放逐南来泽国秋。自向波间葬鱼腹，楚人徒倚济川舟。（胡曾《咏史诗·汨罗》）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端午》）

诸如此类的诗例在唐诗中可谓比比皆是，诗人们其实往往是在嗟咏屈子遭际的同时来抒发自己的幽怀，都是借屈子的杯中之酒来浇自己的满腔恨愁。又如：

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李白《笑歌行》）

屈原沉湘流，厥戚咸自贻。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吴筠《览古十四首》其一）

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白居易《咏怀》）

这些诗例又是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屈子，即与正面颂美屈原精神、感叹屈原遭遇相反，诗作者们上承班固、扬雄的观点，认为屈原孤高自许而抱愤沉江的行为不足效法，是咎由自取不知权变。从“唐诗称引屈原数据库”的全部诗例来看，唐诗中像这样从反面解读屈原的诗作虽非主流，但也占有一定比重，是唐诗屈原接受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其三，就表一所列初盛唐、中唐及晚唐三阶段来看，唐诗中称引屈原的诗人诗作数量明显呈随时代推移而上升之势。就称引人次言之，初盛唐、中唐、晚唐三阶段在其诗作中称引屈原者分别为22人次、57人次和70人次；就诗作数量言之，此三阶段称引屈原者分别为31首、73首和81首。比较即可得出如下数据：中唐比初盛唐多出35人次，诗作多出42篇次；晚唐比中唐又多出13人次，诗作多出8篇次。中晚唐以后称引屈原的诗人数量及诗作数量皆远远超逸初盛唐时期，如果再考虑到有唐约三百年（618—907）的历史中初盛唐时期占一半以上的时间②，则更能够说明中晚唐诗人对屈原的情感较之初盛唐诗人要浓烈得多。若再比较一下中唐和晚唐，则晚唐诗人诗作中对屈原的称引又多于中唐，但只是相对数量要稍多一些而已，其差别并不像与初盛唐相比之下的那样悬殊。为什么唐人诗作中对屈原的称引会呈现出这样一个随时代推移而明显增多的变化趋势呢？社会原因是唐帝国由强盛走向式微直至最后的分崩离析，必然要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人的精神风貌更是难以逃过这一必然规律的制约。所以，唐诗在初盛唐时的雄浑高歌和风雷激荡在中唐诗歌中便渐渐成了稀缺元素，到晚唐诗歌中即成绝响而难觅其踪了。以此，初盛唐人一心向往的是建功立业，而雄健的时世也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故而其诗歌中很少出现屈原忧愤悲吟的形象也就容易理解了。而中晚唐诗人则不同，经“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虽维持了百余年，但元气大伤而百孔千疮，士子们的个人际遇和人生理想也难以与初盛唐时相比。屈原谗于群小而惨遭逐放沉江的悲剧一生，对中晚唐诗人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往往能够引起他们感同身受的共鸣；屈原忠贞刚直、乱世独醒、忧时伤国等品格，同样也能够激发起中晚唐诗人的广泛认同。此外，从文学思想自身发展来看，中晚唐的诗歌美学理想也与初盛唐时异趣。简言之，初盛唐时对风骨兴象的追求已慢慢谈出诗坛，代之而起的是中唐时“崇尚高情、丽辞、远韵”的诗风，和晚唐时“追求细美幽约的情致”、“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③尽管屈骚中也有壮美，但其惊彩绝艳的风貌往往在注重诗文辞采之时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了以上这些要素，中晚唐诗作中随之便大量出现了对屈原的颂美和对屈骚的称扬。中晚唐时仅专门悼念屈子的诗作即有数首，与初盛唐时的空白形成了鲜明对照。如皎然《吊灵均词》④，再如李德裕的《汨罗》⑤，再如齐己的《吊汨罗》⑥，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如此较集中地以屈原为抒写对象，不仅是唐代屈原接受史上的独特景观，甚至也可说是历代屈原接受史上较有特色的现象。

以下我们换一角度，看看在唐诗中称引屈原的具体是哪些诗人，以及这些诗人称引屈原的诗作篇次。据检索《全唐诗》，我们可知称引屈原的唐代诗人分布极其广泛，如宋之问、骆宾王、王维、李白、吴筠、刘长卿、钱起、韩愈、孟郊、卢仝、李德裕、王建、郑谷、文秀、陆龟蒙、罗隐、韦庄、齐己……由此串名单可见这种分布上的广泛不仅表现在唐世初、盛、中、晚的时代方面，也表现在朝野之别的社会地位和穷达有异的身份际遇方面，还表现在知名大家与一般诗人的区分方面。要言之，唐代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大大小小的诗人，很多都在诗作中吟咏过屈原。兹据相关数据，分类统计出唐代不同阶段称引屈原的诗人数量，并以图例形式来确证一下上述观点。

表二：

唐诗称引屈原之诗人分布

说明：

1.同一诗人以不同语词在不同诗作中多次称引屈原，笔者统计数据时只算作一人次，故表中所列为实际称引屈原的诗人人数，即初盛唐12人、中唐33人，晚唐46人。

2.表中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阶段相对应的五个小类，笔者之意为两个平行的大类组成，即著名诗人和一般诗人为一组，仕宦诗人、布衣诗人和僧道诗人为一组。

3.表中所谓著名诗人与一般诗人，主要依后人的认识评价为标准，如初盛唐的著名诗人指骆宾王、李白、杜甫、王维和孟浩然，余者皆划为一般诗人。以此标准，中唐著名诗人指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白居易、元稹和李贺；晚唐著名诗人指杜牧、李商隐和韦庄。

4.表中所谓仕宦诗人主要指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诗人，如韩愈、白居易等；而布衣诗人则指未参加过科考或未通过科考，且基本终生未仕者，如李白、孟浩然、卢仝、陆龟蒙、李群玉等。僧道诗人指和尚道士，如初盛唐的吴筠、中唐的皎然和无可、晚唐的文秀、贯休和齐己等。

表中未列出各类诗人称引屈原的诗作篇次，现补充于此：第一大类中著名诗人（15人）的诗作总数是63首、一般诗人（76人）的诗作总数是122首。其中著名诗人的诗作几占全部称引屈原诗作篇次的三分之一，而其人数总量才约占全部诗人的十二分之一。其一可能是因为著名诗人的诗作存留量要远大于一般诗人的诗作存留量，其二也表明凡成就较高的诗人都对屈原有较深入的接受，得屈辞沾溉甚多。第二大类中仕宦诗人（69人）的诗作总数是133首、布衣诗人（13人）的诗作总数是35首、僧道诗人（9人）的诗作总数是17首。不同身份的诗人总量与其诗作总量之比例基本一致，而以仕途中人为主。这也符合唐时的社会实际，即有诗作传世的诗人多是通过科考而步入仕途，并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同时，这还表明仕途中人更容易遭遇类似屈原那样的挫折打击，也更容易产生对屈原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结合这些数据，再来分析上面的图例，一方面我们能够更直观地看到称引屈原的唐代诗人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其遭际不同，其诗名不一。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即屈原其人其文作用于唐诗的影响甚为广泛。试想一个为众多诗歌创作者们在三百年间屡屡念及的前代文学巨人，其人格精神难道与这些诗人们毫无关系？其辞赋价值难道与这些诗人们的自身创作毫无关系？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也便进一步证明了唐诗对屈原的接受是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至少就诗歌创作主体，即诗人们对屈原再三再四地称引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便有必要清理探析这种接受关系的细部面貌。

唐诗中不仅有许多称引屈原的诗作，同时还有不少称引《楚辞》及屈骚篇目的诗作。笔者检索《全唐诗》并制作了“唐诗称引《楚辞》及屈骚篇目数据库”，资以进一步分析考察唐诗对屈骚的接受。据此数据库，可得到下面有关唐诗称引屈骚篇目的图例。

表三：

称引屈骚篇目的唐诗篇次

说 明：

1.表中数据系笔者检索北大《全唐诗》电子版，并对照中华书局《全唐诗》（1999年1月第1版）所得。

2.“九歌、山鬼、远游、卜居”等条目，在《全唐诗》中皆有较高的出现频率，表中只取笔者以为系直接称引屈骚相关篇目的诗句，及明显化用屈骚篇目入诗的诗句，余者皆不录。如“远游”共检得95条，表中只统计3条；“卜居”共检得35条，表中仅统计1条。这些未统计的诗作诗句，大多都与屈骚同名辞作有较密切的关系，即屈骚同名辞作往往即是其用典渊源。

据笔者统计，唐诗中称引屈骚篇目的诗作共有71篇次，如加上称引《楚辞》的21篇次，则总数将达到92篇次。相对于唐人来说，屈原已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了，但就是这样一位古人，仅仅其作品篇名就在唐人诗作中出现过近百次之多。这足以表明唐代诗人对屈骚十分精熟十分喜爱⑦，学习效法屈骚创作自然也是情理中事。梁肃《送元锡赴举序》云：“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吾友君贶者，实能诵遗编，吟逸韵，所作诗歌，楚风在焉”⑧，从此类唐人自己的记述中便能够看出这点。由上面的图例可见，唐人诗作称引的屈原作品篇目以《离骚》为最，共有39篇次。原因之一，《离骚》是屈原的代表辞作，集中地体现了屈子的理想追求、精神境界和屈骚独特的艺术成就；原因之二，后世常有以《离骚》代指屈原所有作品的习惯，如刘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⑨一句即当以《离骚》概括所有屈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⑩。合此两点，便可解释唐诗频繁称引《离骚》的现象了。换言之，与前人接受屈骚的情形相一致，屈子作品对唐人影响最大的一篇即是《离骚》。《怀沙》居于唐人称引屈骚篇目的次席，是不是说它对唐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也仅次于《离骚》呢？从具体的称引诗句来看，唐人笔下出现“怀沙”一词往往是将屈原沉江事当做典故入诗，表达其对屈子沉江行为的某种看法。同时，也藉以抒发唐人或同情屈子悲剧结局而叹惋一己遭遇的愤恨之情，如张说《过怀王墓》云：“一闻怀沙事，千载尽悲凉”；或反对屈子以身殉志的激烈做法而表白自己的处世态度，如赵冬曦《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云：“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再如顾况《酬唐起居前后见寄二首》云：“欲作怀沙赋，明时耻自沉。”这些都可视为唐人屈原接受阐释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根据笔者对《全唐诗》的检索结果及阅读唐诗的感受，窃以为除《离骚》外，屈骚作品对唐诗创作影响较大的应是《九歌》，其清丽自然而华美的文辞为不少唐诗所取用，其创设浑然优美之诗歌意境的方法同样为很多诗人所借鉴。如元稹、刘禹锡等都有意学习过楚地民歌[11]，他们的这种创作努力其实自然也含有对屈原《九歌》的取法。此外，唐代大量楚骚形式的乐府诗，就其谋篇方式和词藻色彩而言，也是受《九歌》影响较大[12]。再比如说唐诗中有大量写到湘妃的诗作，其典源即是屈原《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两篇。姑举刘长卿《湘妃》诗观之，诗曰：“帝子不可见，秋风来暮思。婵娟湘江月，千载空蛾眉。”《全唐文》载有刘长卿所作《湘妃诗序》，其中即阐述了他对《湘君》和《湘夫人》两篇中人物关系的考论，唐人接受《九歌》的情状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对《橘颂》《卜居》《大招》等篇的称引，上表统计出来的数据很少；对《哀郢》《渔父》等篇的称引甚至在表中没有数据统计。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屈骚作品对唐诗无甚影响，如杜甫著名的《北征》一诗中即显然能觅到《哀郢》的因子，只是由于单单用定量分析方法来考察它们与唐诗的关系尚存在诸多障碍和不便，故笔者拟于后文分述唐诗对屈骚的接受时再细加梳理。此外,表四也未列出唐诗称引《楚辞》（一作《楚词》）的具体篇次，现予以简单补充。据笔者统计，唐诗中约有19位诗人的21篇诗作提到过《楚辞》。这些诗人中有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大家，也有李峤、刘长卿、崔峒、刘商等一般诗人。这些称引《楚辞》的诗作，往往表达了诗人们对《楚辞》的赏爱态度。如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一）云：“沙上独行时，高吟到《楚词》”；刘长卿《感怀》诗云：“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再如李贺《赠陈商》云：“《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等，都写出了《楚辞》在其文化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如再以时代先后分别统计，则初盛唐共约5位诗人各有1首诗作称引《楚辞》，中晚唐共约有14位诗人的16首诗作称引《楚辞》。这样的诗人诗作数量比率及其时代分布，与前文我们分析唐诗对屈原的称引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即唐人随时代发展而表现出对屈骚越来越浓厚的关注和兴趣。

最后，让我们将“唐诗称引屈原”与“唐诗称引《楚辞》及屈骚篇目”的数据综合起来，考察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时段称引《楚辞》、屈原及屈骚篇目的诗人分布与诗作分布，藉以统观唐诗接受屈骚的概貌。通过比较诗人诗作数量及相应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中追屈悼骚者由初盛唐到中晚唐渐渐增多，与屈原及屈骚有关联的诗歌作品数量亦相应地呈上升趋势。此外，还可看出在初盛唐、中唐和晚唐三阶段，称引《楚辞》、屈原及屈骚篇目的诗人分布与其各自对应的诗作分布基本均衡，表明唐诗的屈骚接受大体上显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其实，唐诗中还有数以千计的作品或在立意、或在题旨、或在辞藻、或在用典诸方面，都与屈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非仅是此种称引数量方面的单一变化和表现。

① 按：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将唐代的文学发展划分为七个时期，即初唐、盛唐、转折前期（玄宗天宝中至代宗大历中）、转折后期（代宗大历中至德宗贞元中）、中唐（德宗贞元中至穆宗长庆末）、晚唐前期（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末）、晚唐后期。笔者此表合初盛唐及转折前期为一个时期，转折后期与中唐为一个时期，晚唐前后期为一个时期。

② 按：本文的初盛唐时期指从唐高祖武德初至代宗大历中，即从公元618年至773年，大约一百五十余年，而唐王朝的整个统治时间尚不足三百年。

③ 可参看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相关论述。

⑤ 见《全唐诗》卷四七五。内有“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句。

⑥ 见《全唐诗》卷八四七。内有“落日倚阑干，徘徊汨罗曲。冤魂如可吊，烟浪声似哭”句。

⑦ 按：南唐冯贽《云仙杂记》录有两条关于唐人与《离骚》的轶闻，其一引《姑臧记》云：“钱芸士好读《离骚》，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斋”；其二引《大唐龙髓记》云：“卢杞与冯盛相遇于道，各携一囊。杞发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针鱼脑，入金溪子手中，录《离骚》古本，比公日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奴，顾当孰胜？’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⑧ 见《全唐文》卷五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5269页。

⑨ 见《文心雕龙·辨骚》。

⑩ 按：另如谢灵运《山居赋》在“其木则松柏檀栎……送坠叶于秋晏，迟含萼于春初”一段下自注云：“皆木之类，选其美者载之。山脊曰冈。冈上涧下，长谷积石，各随其方。《离骚》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我们知道“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是《大招》里的句子，谢灵运之所以说《离骚》云云，显然是以《离骚》代指所有的屈原作品，属泛指用法。

[11]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载：“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29页。

[12] 郭建勋对此有所研究，他说“：唐代楚骚形式的乐府诗更多，如唐‘郊庙歌辞’中的《豫和》、卢照邻《明月引》、王《公无渡河》、王维《祠渔山神女歌》二首、僧贯休《杞梁妻》、元结《补乐歌》十章等，又宋之问《高山引》、《下山歌》、《冬宵引》、《嵩山天门歌》、卢照邻《怀仙引》等，也是骚体乐府诗。当然，这远不是唐代此类诗歌的全部。大量楚骚体乐府诗的存在，足可说明楚辞在句式上对乐府诗的深刻影响。”可参看其《论乐府诗对楚声楚辞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