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30年

逯 进 陈 阳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30年

逯 进 陈 阳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为导向，以经济建设为目标，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格局得以日益优化，区域发展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演进。未来在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并借鉴既有的“区域突破”模式，强化增长极建设，进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突破

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60年，经历了渐进式的演进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建国初期的平衡发展战略、二十世纪后20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均衡发展战略三大阶段。

建国后30年间实施的平衡发展战略，以“大推进”的方式开发大西南、大西北，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缩小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但却忽视了东部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抑制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全国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改革开放后，遵循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之战略构想，我国以第一个大局为引导，全面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迅速提升。这种效率优先的区域发展模式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其后在新世纪初，第二个大局的实施启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大发展，这一以公平为主旨的区域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地区协调共进的格局，为我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总览区域发展6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最为活跃而跌宕起伏的时期，可将其细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的非均衡发展阶段、1992～1999年的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的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也掀起了广泛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热潮。本文将重点对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做出系统总结与评述。

一、1978～1992年：非均衡发展阶段

1978年，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讲话，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从建国后的平衡发展战略开始向效率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同时也高度概括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随后，我国学术界就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模式进行了热烈探讨。总体来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梯度推移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重点开发论；另一条是增长极思想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区域开发阶段论等。

（一）梯度推移及重点开发论

梯度推移理论是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应当让东部沿海地区首先掌握“先进技术”，然后将这些先进技术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1][2]而另有学者认为，“梯度理论”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进而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3]以上两种理论都是梯度推移思想在国内技术发展和经济运行层面的应用和拓展，“反梯度推移”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否定“梯度推移”，而是“梯度推移”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在梯度推移理论基础上主要形成了“东部重点论”；在反梯度推移理论基础上主要形成了“跳跃发展论”。与此相关的还有“东西结合论”、“一个半重点论”、“东靠西移论”以及“牛肚子理论”等。

（二）增长极思想及其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的另一重要指导思想，其主要是在对梯度推移理论的质疑与改进中发展起来的。有学者认为，我国在物力、财力都不充裕的初级发展阶段应当通过“增长极”的发展来带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4]

然而，增长极理论在促进增长极自身的发展以及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方面受制于极点与极点之间的联系程度。据此，陆大道吸收了增长极理论、中心地理论和生长轴理论的有益思想，开创性地提出了点轴开发理论，即“点-轴渐进扩散模式”，并进而提出了T字型发展格局理论。此外，以陆大道的点-轴理论为基础，还形成了“兀”型、“H”型，以及“弗”型等生产力布局模式。

点轴开发理论相对于增长极理论而言是一次重大的飞跃，但这两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各种生产力布局模式都只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个动态过程，因此应当视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增长极、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战略。

除上述区域发展战略外，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思考，例如：从产业关联角度，分别提出了国际大循环战略、[5]内地经济双循环战略[6]；从系统开发角度，提出了区域全息发展战略[7]。

（三）战略实践

这一阶段，借鉴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当时基本国情，我国确定了以区域比较优势为依据进行工业布局的战略方针。首先，按照梯度推移理论，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把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东部地区。其次，借鉴增长极思想，在建设东部地区的具体实践上，着重培育经济增长点，以点带面，渐进发展。期间，国家在东部沿海地区成立了深圳、珠海等5个经济特区，随后，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紧接着将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划分为沿海经济大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对外开放和高速发展态势。

二、1992～1999年：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

（一）发展战略的过渡

上述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效率”为导向，采取向东部倾斜的政策，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核心区域和沪、京、深、穗等经济增长极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一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的。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差距开始显现，由此引发了资源配置、收入差距、生态环境、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效率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向注重协调发展、缩小差距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转变，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发展思想开始显现。

关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内涵，理论界得出了基本一致的观点，即：一方面我国资源有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采取重点开发战略；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要相互协调。

综上可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两个大局’思想的完善……，是对平衡发展战略的超越，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微调”。[8]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建设情况体现了国家从非均衡发展阶段向均衡协调发展阶段的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开放开发基础上提出了“三沿”战略，并开放了内陆边境口岸城市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第二，建设若干综合经济区。在东中西三大梯度基础上，提出七大经济区方案，形成了更为合理具体的区域经济布局。第三，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了若干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优惠。该阶段，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逐渐向以东部带动中、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转变。

（二）“区域突破”模式

整个非均衡发展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但经济发展的焦点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在此期间实现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高速发展，并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这三大模式为其他地区乃至国家整体经济的改革不断提供着极富价值的发展经验。

1、珠江模式。“珠江模式”综合了广东“四小虎”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以“三来一补”、“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带动经济发展。从1978年起，珠江三角洲率先冲破体制束缚，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以“三来一补”的企业经营方式“借船出海”，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紧密联系。随后，以乡镇企业为主，嫁接外资，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向“造船出海”转变。珠江模式是以外来资源拉动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成因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体制环境以及政府职能的及时转变。然而，外向型经济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等。因此应当向研发、销售等价值链中高端发展，同时加大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度，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2、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最初表现为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在“苏锡常”地区的蓬勃发展。一般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能人经济模式。该模式推动了苏南经济的迅速崛起。但随着国内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集体产权制度弊端的显现，导致九十年代苏南模式经历了两次改制。1992年初，第一次改制将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改为股份合作制，但由于政府集体股的存在而流于形式。1997年后的第二次改制，以明晰产权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内容，“三外齐上，以外养内”，实现了苏南经济的第二次异军突起。

3、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农业发展水平低，集体经济薄弱，温州开创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该模式形成初期发展迅猛。但进入九十年代，产权过于分散、家族管理制度效率低下、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等发展弊端开始显现。因此，温州模式也开始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并逐渐突破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企业集团化规模发展道路。同时实行“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发展战略，同国际经济接轨，推进产业升级，深化家族制和股份制改革，从而使温州模式开始形成富有创新精神和竞争能力的发展局面。

上述三大模式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典型代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区域突破”现象。[9]事实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三大模式趋于融合。珠江模式的民营化程度逐渐提高；苏南模式产权明晰化、经济外向化程度加深；温州模式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渐成三大模式共同特征。由于珠江模式的形成对外部经济和区位条件有较强依赖性，而苏南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因此，一般认为温州模式对区域发展的可借鉴性高于其他二者。

三、1999年至今：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

我国的区域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年的非均衡发展后，初步完成了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构想的第一个大局，因而作为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手段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过渡下也迎来了正式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的时机。世纪之交，党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实践“第二个大局”、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序幕。随后，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延续，党中央又陆续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经济发展方针，体现了区域发展的统筹思想。因此，1999年至今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归纳为“均衡、统筹、协调”的战略思路。

均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衡发展战略，而是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兼顾效率与公平且更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入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轮驱动”，各大都市圈、经济区遍地开花。理论界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加倾向于微观、中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展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一）西部大开发

战略构思和发展体系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有学者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就提出“优先开放战略”。[10]具体而言，可以充分发挥沿江、沿桥、沿边优势，分别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经济联合。[11]现阶段，应继续大力推动区域间、国际间合作，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构建新型开放格局，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2、拓宽投融资渠道。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政府投资显著增长，但私营企业、FDI等非国有投资明显不足并有下降趋势。因此应当拓宽西部投融资渠道，即在西部大开发中健全政策性金融运行机制，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12]

3、适时调整产业政策。应打破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的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实施资源开发、输出和就地加工相结合的产业政策。并重视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当地资源结构、比较优势、开发能力相结合，西部还应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准备。[13]

4、培育增长中心。从成渝两市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到北部湾、关中-天水两大国家层面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已然成形。近年来，“西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部增长极的培育和开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坚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西部生态环境能否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将决定西部大开发的成败。为此，生态环境建设要突出长效机制的完善，保证生态建设政策、投资的持续性，切实解决生态建设和农民生计问题。

6、积极培育软资源。西部大开发要把人力资源开发与软资源的培育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应当重视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特别要重视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升西部地区软实力。[14]

总起来看，自1999年以来，西部大开发走过了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十个春秋。期间，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重点经济区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卓有成效。在进入第二个十年发展期之时，应当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重点地带开发则要完善产业配套，突出集成效应，并且应当统筹兼顾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枯竭矿区以及各类县域经济区的发展。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战略构思和发展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严重，应当通过体制创新对其进行改造。此外，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本土企业可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促进经济的结构性转变。[15]

2、优化经济结构。应对传统产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促进工业和农业、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建设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巩固提升东北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地位。[16]

3、推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东北地区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最为集中的区域。从产业调整看，资源型城市应当发展接续产业，实施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缓解资源和就业的双重压力。[17]从生态保护看，发展循环经济，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必由之路。

4、促进区域经济整合。东北地区应整合区域资源，培育与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集群。并结合地缘优势深入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建立中日韩紧密型经济合作体，逐步打破东北地区封闭的内循环状态。

2009年9月，国务院就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若干意见，再次传递出国家振兴东北的决心和宏伟蓝图。

（三）中部崛起

战略构思和发展体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破解“三农”问题。“未来的30至50年中，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将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18]为此，不但要加强中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能力，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而且要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进农业结构升级。

2、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中部地区优势产业群是阻止要素持续流出的关键，具体来看，可以把培育和扶植专业化、规模化、区域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作为中部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19]在此基础上，可形成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六大产业群。[20]

3、加快“三化”进程。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均滞后于东部及全国平均。因此，可以通过培育优势产业群加快工业化进程，并依托武汉、郑州、长株潭及一些中小城市，逐步发展单核、多极、多层次城市群。[21]此外，中部市场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弱化，可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22]

目前来看，虽然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中部崛起”依然任重道远。协调中部和东、西部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中部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部崛起”。

（四）鼓励东部率先发展

“两个大局”战略实施以来，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已成长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东部以全国9.6%的土地和3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通过政策引导与自我发展相结合，东部目前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三大“区域突破”现象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此外，“深圳”、“浦东”、“滨海新区”三大增长极体现出区域经济由南至北全面推进的态势。因此鼓励东部继续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可以更好地体现东部的价值，并进一步促进其良性发展。同时，从区域均衡统筹协调发展层面审视东部今后的发展模式，鼓励东部“率先”发展便自然成为“全国一盘棋”条件下，东部的最优发展战略选择。

综上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四轮驱动”的总体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局部率先优势突破，整体协调平稳推进。未来应当统筹规划各大区域的发展定位，完善和推进可靠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市场和政策的双动力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统筹协调发展。

四、深思与展望

前文归纳和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变特征，借此构造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经历了从非均衡到均衡、效率导向到公平导向的三个发展阶段，充分贯彻和实践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从发展空间看，宏观上实行梯度推移战略，结合中观、微观层面的增长极与点轴开发模式，基本形成了完整有效的区域开发网络。从发展时间看，短期内注重培育经济增长点，实行非均衡发展，中长期强调发挥辐射效应，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格局初现端倪。从发展阶段看，相对落后地区深入开发、“独善其身”，较发达区域发挥扩散效应、“兼济天下”。从发展目标看，初步实现了以效率促发展，以发展促公平，公平与效率共举的区域发展模式。

当前正值深入推进区域均衡统筹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极有必要审视未来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结合区域发展的既有经验，继往开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区域发展方向提出有实践价值的建议。具体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重视区域发展差距。2000年后，在区域均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东、中、西和城、乡两个层面的发展差距扩大趋势虽有所减缓，但形势依旧严峻。这一问题将是我国安全、稳定、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在这方面，国家政策的调控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是主要手段。但最为关键的是，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在政策的扶持下，应积极借鉴外部先进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和机制，通过自身有效的经济增长来缩小发展差距。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区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多聚焦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而疏于增长质量的改善，导致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此不仅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而且将威胁到经济发展的整体形势，这警示我们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在这方面，加强区域福利水平均等化意义重大；同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刻不容缓。

第二，优化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从最初三大地带的划分，到如今多个综合经济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出台，可以看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均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这在快速提升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成效显著，但对于深入统筹解决各区域相似问题上有所限制。因此，打破区域行政界线，统筹各区域发展规划，从行政区划导向向区域问题导向转变，是未来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一大挑战。2011年6月正式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资源承载力的不同，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大区域，分别实施不同的区域开发模式。这是打破行政壁垒，以区域资源有效配置为导向，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有益探索。今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从民族、文化、三农等问题着手，进一步完善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第三，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的完善与否，是决定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优劣的重要环节。在深入推进“第二个大局”的背景下，区域发展规划的调整和协调显得尤为重要。从中央来看，较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优先发展格局而言，目前全国的四轮驱动格局，对区域政策的公平性要求显著提高。因此，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分配有限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是一大难题。从地方来看，欠发达区域不应盲目效仿经济较发达区域的发展路径，而应着眼于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提出各具特色，但又与其他区域的发展相协调的、多样化的发展规划，从而有效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更快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四，借鉴区域突破经验。除区位优势和文化因素，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突破”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市场化改革。借鉴这些“已突破”的发展经验，现阶段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元素，逐步放开体制束缚，为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自我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应在提供更多政策支持的同时，通过强化产权保护、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法规执行力度，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一方面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优质投资；另一方面推动和鼓励中小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大产业集群，最终提高这些地区的区域竞争力，促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回流。此外，逐步放松国有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不断提升区域市场竞争活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区域创新意义。

第五，强化增长极建设。增长极建设直观体现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就东部而言，非均衡发展阶段形成的沪、京、深、穗等增长极已发展成为超大城市，目前面临着城市承载力极限的巨大挑战。因此，加快其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不仅能使周边城市分享其发展成果，也能缓解其自身的发展压力。就中西部而言，增长极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的现有发展水平不足以带动周边城市群的纵深发展。因此，结合中西部地域辽阔之特点，大幅度深化点轴开发战略，在推动现有增长极发展的同时，应培育一批新的增长中心和增长带，使中、西部增长极的空间分布更为合理。

第六，实现产业有序转移。产业转移是实施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的关键环节。东部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应积极承接国际高端服务业的转移，从而为中西部地区腾出市场和增长空间。中西部则应综合考虑自身要素禀赋和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状况，实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在承接产业转移和自主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培育和推动具有区位优势的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发展，从而形成高效、有序的现代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的产业转移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若没有新的发展动力，或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期望落空后，资源型产业将在中西部地区爆炸式“增长”，这将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同时，中西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难题又将进一步加剧；而资源、环境、人口与贫困形成的因果循环陷阱也将被逐步强化，这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从国务院连续批复的各项区域发展规划和发布的区域发展指导建议可以看出，均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正稳步推进，各区域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正经历着率先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突破发展瓶颈，通过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国内持续发挥增长极扩散效应的新的区域发展阶段；东北和中部地区已迈入持续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正稳步有序推进；西部地区历经十年大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而“西部二次开发”战略，标志着西部大开发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概言之，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正进入到一个全面而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全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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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文竹

30 Year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U Jin CHEN 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266071,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taking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ought of Deng Xiaoping as the gui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China has been implementing step by step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u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been increasingly optimized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dea has also been changing in practice.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promo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should be further coordin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owth pol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learning from the existing “regional breakthrough” mode. In this way,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can be realized finally.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ional breakthrough

F061.5

A

1005-7110（2012）03-0115-07

2012-03-08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CRK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逯进（1974-），男，甘肃兰州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陈阳（1987-），女，江苏无锡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