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宋时期文山地区开发史概述

李 和

（文山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云南 文山 663000）

先秦至唐宋时期文山地区开发史概述

李 和

（文山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云南 文山 663000）

文山地区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先秦至唐宋时期文山地区的开发进程虽然比全国先进地区滞后很多，但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回顾文山地区的开发历史，不仅在于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深化对这一地区的认识，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历史的借鉴。

先秦至唐宋时期；文山地区；开发；特点

文山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东邻广西百色市，西连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接云南曲靖市，南部与越南河江省、老街省接壤。境内河谷、坝子及山区等多种地形地貌并存，海拔高低悬殊，气候垂直差异和植物垂直分布明显。［1］（P172-194）既适宜多种植物的生长，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在文山地区面临加快发展之际，回顾一下古代文山的开发进程，寻找该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优势及特点，探讨开发历史得失所在，无疑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先秦时期文山境内的开发

远古时期的文山地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基本上是山多林密、河流纵横、野兽出没的地区，境内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成为人类理想的居住之地。2005～200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在文山州文物调查项目中发现3个新的古猿化石地点：马关县山车仙人洞、广南县上寨村硝洞下洞和西畴县马桑洞，考古工作者在以上地点发掘出15枚古猿化石、54枚灵长类化石以及其他四百余枚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测定，其时代为更新世时期（即旧石器时代）。［2］（P12-18）1937年、1972年以及1983年考古学家多次对丘北县锦屏镇黑箐龙崖壁洞穴进行发掘，发现人工打击的火石、砍砸器、烧骨、炭屑等遗物，它是云南省发现古人类的第一个线索，后经科学鉴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活动遗址。1972～1973年，在西畴县城东面的仙人洞中，发现5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鉴定属于晚期智人（更新世晚期，又称新人），定名为“西畴人”，年代为五万年左右。以上考古发现说明文山地区古人类以岩溶洞穴为生活基地，亦表明文山地区曾是我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距今1万年以前，文山地区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除此之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本地区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如马关县九龙口仙人洞遗址、广南县八宝镇余家岩洞穴遗址、广南县龙脖山洞穴遗址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约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跨入到新石器时代。在文山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及境内各地。其中，著名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麻栗坡小河洞遗址，文山市灰土寨，西畴县漂漂小寨和东瓜村，广南县冲天阿渺村洞穴，广南县余家岩、铜木梨、龙根洞和革把村遗址等。［3］（P28）麻栗坡小河洞遗址距今约4000年，从1975年发掘时出土的遗物遗迹来看，石器全部为磨制石器，工具有有肩石斧、有肩石锛、梯形石锛、石铸、梯形石镇、靴形斧与三角形刮刀等，都属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所常见的器型，亦表明当地新石器文化属东南沿海文化类型。出土陶器表明制陶业有了进步，但其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夹砂红陶为主，器型极为简单，没有发现几何印纹陶片。从其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当地居民显然已经开始稳定的定居生活，原始农业生产也应占一定地位，但从出土大量兽骨、螺蛳以及鱼形石饰品来看，采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的地位。［4］

继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进入青铜时代，文山地区各地确定为青铜时代墓地的有文山市德厚镇上卡佐村墓群、新老龙村墓群等十余处。由于本区与广西接壤，受汉文化南中国类型的影响较大。［3］（P226）在这批墓地遗址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器占有一定比例，主要出土有铜鼓、靴形铜钺、编钟、铜锄、铜斧、铜矛等。［5］（P4）这些考古发掘表明，当时文山地区的居民，由于使用了青铜工具，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社会生产已从以采集、渔猎为主向人工栽培和饲养家畜为主转变，因而其生活方式也就正式转向了定居农业，从而呈现出“耕田，有邑聚”［6］（P2991）的社会面貌。在这样的基础上，大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文山地区，便发展形成了镡封（今丘北县一带）、宛温（今砚山一带）、都梦（今文山、马关、麻栗坡一带）及句町（今广南、富宁一带）等部族体。［7］当时文山地区的社会经济，虽然已经进人“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阶段，但只限于少数条件较好的河谷和坝子，而广大的山区还大都处于“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8］（P378）的“刀耕火种”状况。这在山区和半山区占总土地面积94.6%以上的文山地区，其经济发展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综合以上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文山地区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

二、秦汉蜀晋南朝时期文山地区的开发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随后秦废西周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开“五尺道”对今云南东北部地区有所经营。［6］（P2993）但秦统治尚未深入，其经营不可能达到今文山地区。

刘邦建立西汉后，汉朝称今滇、黔、川西南及甘南广大地区为“西南夷”。［6］（P2991）汉朝初建之时虽继承了秦朝的政策，但由于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一时无暇顾及边疆地区的开发，乃暂时放弃“西南夷”。经过高祖、吕后的“与民休息”和文帝、景帝的奖励农桑、轻徭薄赋的激励政策，生产开始蓬勃发展，国力大增，从而为西汉王朝经营“四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败且兰，平南夷，以其地置牂柯郡，［6］（P2996）封降附的蛮夷首领为王、侯或邑长，借助其进行羁縻统治。当时本区属牂柯郡属县，其政治设施属于边郡形式。至此，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大规模经略已基本完成，文山地区首次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成为我国统一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后，文山地区历经两汉、蜀、晋、南朝各代近700年间，其行政建制大体相循不变，且更多地实行羁縻之治。［7］总体来说，本区郡县制的发展，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助于打破各民族间的相对隔绝状态。

秦汉蜀晋南朝时期，文山地区的开发格局有如下特点：

交通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交通的开拓，在本区首要表现为直接带动当时的郡县设置。如犍为郡、牂柯郡的设治，即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时，唐蒙在番禺（今广州）吃到蜀地产的枸酱，得知是由蜀地商贾“窃出”贩至夜郎，再从夜郎的牂柯江（今北盘江）贩至番禺。于是，唐蒙向武帝建言并得到同意，以开通和利用自蜀至夜郎的道路，再浮船牂柯江南下，出奇兵以制服南粤。后由唐蒙率军赴见夜郎侯多同，赠礼许愿，使夜郎及其周围各部落先后归附西汉。西汉王朝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即在今川黔滇三省交会之地设置了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又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修筑从宜宾通往牂柯江的道路，史称“南夷道”。后来，西汉为平南越反叛，遣驰义侯利用犍为发南夷兵，一同出击，但且兰部落首领虑远行后旁国掠其老弱，率众反叛，并杀汉使及犍为郡太守。于是，西汉发兵镇压，并以且兰“常隔滇道”，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西汉破南越后，转而又攻破且兰，设牂柯郡（治故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南）治理该地，［6］（P2993-2996），［9］（P3839）文山地区大部为牂柯郡属县。按司马迁、班固的话说，即“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6］（P2997）“发于唐蒙”。［9］（P3868）我们从上述可见，犍为郡和牂柯郡的设置，是与“南夷道”的开拓有着直接联系的。交通的开拓推动了今文山地区纳入统一国家的进程，在郡县的统辖下，本区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道路的开拓，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东汉拓开至今越南北部之交州道。蜀汉在平定南中后分建宁、牂柯两郡辖地置兴古郡（治宛温，在今砚山一带），设治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交州道的控制与管理，与孙吴争夺交州。［10］据《晋书》载兴古郡地区当时的道路情况，其一可沿今右江通往两广地区；其二可沿今元江（下游称红河）通往交趾（今越南），“水陆并通，互相维卫”。［11］（P1560）文献记载表明当时今文山地区已有与境内外较为完整的交通联系，此种联系，密切了本区与内地的往来，推动当地与中原内地经济文化联结为一体，同时也密切了与海外的关系，有助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除此外，所在官吏，对于地方的开发和治理，亦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东汉末，刘庞为牂柯太守，“初乘一马之官，布衣疏食，俭以为教。居郡九年，乘之而还，吏人为之立铭”［8］（P754）。刘庞为代表的官吏不过重地剥削当地人民，尽量做到廉洁是从。另，霍弋为庲降都督，霍氏在南中，“领其兵，和诸姓。”［8］（P361）这些，都有助于民族关系的融和，以及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

此时期，中央王朝在文山地区开通道路、设置郡县，并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如：在边郡地区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12］（P3621）实行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到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6］（P1440）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司马迁描述当地最迟在汉武帝时已从事定居的农耕生产。［6］（P2991）近代以来，区域内出土大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农具及图像，如铜锄、铜斧、铜削（麻栗坡南歪村）、铜凿、铜锸、铜犁（广南）等，［3］（P231-236）正是定居的农业民族“耕田”、“有邑聚”的实物写照。从出土的铜锄、斧、犁及2007年9月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汉代木椁墓发掘出土的木雕车马模型等工具综合，［13］可以设想当地农业上可能已出现牛耕。设置郡县后，随着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受内地农耕文化的影响，文山地区也迎来了其农业开发的第一个高潮。

然而，史籍对本区记载较为疏阔，难以了解此时期本区农业开发的详情。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了解。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发现汉代木椁墓后，文物工作者多次对木椁墓周边地区进行抢救性清理。［13］，［3］（P226-237）发掘出具有内地汉文化风格的器物五铢钱等，表明汉文化已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亦表明当地与国内其他地区可能存在着商贸往来。发掘的铁锸等则说明本区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先秦至两汉时期，本区的粮食作物品种至少有稻、大麦、小麦等。其中，粳稻的种植面积较为广泛。［14］此外，还种植黍、稷、芋、粱、豆等作物。芋在两晋时得到广泛种植，重要品种有君芋、车毂芋、旁巨芋和青边芋等。［15］（P4320）本区还普遍种植甘薯。《太平御览》卷974“甘薯”引晋代嵇含《南方草物状》说：在兴古郡等地“民家常以二月种之，至十月乃成。卵大者如鹅，小者如鸭。掘食，其味甜。经久得风，乃淡泊耳。”［15］（P4318）

从汉成帝河平年间句町王禹和漏卧侯俞一次就向汉王朝军队“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9］（P3845）的记载看，此时期当地的畜牧业也得到开发。由于牛耕已产生，牛的作用日趋重要。1919年出土的广南阿章鼓，是云南省铜鼓出土中铸工和纹饰最为精美的一件。阿章鼓的腰部饰有“杀牛祭祀图”二幅，表明当时牛除了主要用于耕作外，还用于祭祀，象征着财富。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兴古郡，建兴三年置。……自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谷。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资以为粮。”［8］（P455）说明养牛还兼有食用，又因当地“少谷”不够食用，部分则以牛奶制品补充。除畜养牛外，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汉代木椁墓发掘出土的木马、木车马器、木雕车马模型等说明当地饲养的大牲畜还有马等，当地不但饲养马，可能还出现使用马拉的木车。

农业的开发使得手工业也随之有所发展，首先表现在金属器上。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汉代木椁墓发掘出土的金属器主要为锡器和铜器，包含有炊器、食器、酒器、礼器、仪仗器、兵器、生活用具等，说明冶铜手工业、合金手工业有一定发展。古窑址和古矿洞的发现，则表明当地能够开采金属并有一定的冶炼加工能力。除锡器、铜器出土外，还清理出漆木器，主要是耳杯、漆抬盘、漆勺、案脚、几案和一些漆器残片。从工艺上看这些漆木器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是当时最尊贵的日用器物。出土的陶器均为几何印纹硬陶的缸、罐，从造型、烧制火候和上釉等方面看，均达到较高的水平。几何印纹陶的出现，有可能证实在当时百越民族的一部分进入了该地区，但也可能只是一种技术的传入。［13］总之，牡宜汉代木椁墓出土的陶器、漆木器、竹简、锡器、青铜器等器物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中出土的竹简、木雕车马模型、黄釉陶、漆木器耳杯等均为云南省首次发现。

从历史记载来看，农业生产力发展较快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郡县治地及山间盆地。在偏僻地区及广大山区仍无所谓的发展可言。而且在大部分山区，即便有了农业生产，也仍然保持着过去的原始耕种方式，其生产水平也是很低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牂柯郡由于“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12］（P2845）。晋时《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地山区仍“畬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8］（P378）。“畬山为田”是指采用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即放火焚烧山野，然后翻土种庄稼，焚烧后的草木灰即为肥料。也可能是指当地已开垦了种植旱地作物的山地。［16］（P101）总的来说，本区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农作物产量较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以至《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自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谷。有桄榔木，可以作面，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资以为粮。”［8］（P455）此事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说“句町县有桄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12］（P2845）晋时云南方志《南中八郡志》，其中有总计约五十字有关文山的记载，大略记叙了当地的物产如“莎树……树皮能出面，大者百斛，色黄。鸠民部落而就食之。”［17］（P11）这种因“少谷”而以树木为食的情况反映了当地农业开发所处的原始阶段。

三、隋唐（南诏）宋（大理国）时期文山地区的开发

隋初于宁州旧地设南宁州总管府（驻今曲靖），对南宁州各族地区进行统治。但由于派驻官吏“掠人之妻，士卒纵暴”，引起当地动乱，［18］（P1270）以致统一南宁州的活动趋于失败。隋王朝虽派兵平定，但不久即放弃南宁州地。对于文山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东晋时曾有兴古太守爨量拥兵“保兴古盘南以叛”。［8］（P374）降及唐中叶，据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称，有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僚子首领阿迪等雄据与安南（今越南北部）相毗邻的滇东南至今广西西部一带。［19］（P125）据此可知，从两晋到唐中叶数百年间，兴古郡（今文山等地）属于西爨故地，且各部之间相互对立，互有攻击，亦说明隋朝并未对文山施行过有效统治。

唐王朝建立后，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对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调整，还逐步确立了府制。贞观十四年（640年）以后，唐朝在四周边陲要地和民族地区先后设置了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北庭、安南六大都护府。安南都护府自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由交州都督府改置，［20］（P1749）隶岭南道，管辖今越南的北部、中部及云南东南部的羁縻府州，安南都护府在汉代交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历来是诸朝经营今云南、广西与中南半岛的桥头堡。［21］直至唐末，二百余年间，安南都护府不仅巩固了唐朝对南部边疆的统治，而且对加强边疆地区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南部边疆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唐朝前期，文山地区主要属于安南都护府北部疆域。南诏兴起后，势力逐渐南移，筑拓东城，用军事力量控制了爨区，但今文山大部仍属安南都护府的羁縻府州地。唐朝晚期，南诏通海都督府从拓东节度管制区分出，文山州除广南、富宁之外的全部为其辖境。广南、富宁二地仍为唐安南都护府所辖。及至五代十国（907～960年），当地设治基本保持唐末时的隶属关系。

两宋经营西南的重点在广西。今文山与广西接壤。宋朝在文山东部也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现文山州的广南县、富宁县为特磨道地，属宋朝邕州之羁縻州。今文山州普梅河以西各地隶属大理国东南部边境最宁府统辖。［7］

这一阶段，文山地区的交通、商业、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均有较大进步。但其开发仍以自发经营为主。

唐时积极经营云南，与企望恢复前代经其地达邻邦中南半岛各国的交通线有关。［21］如前文所言，联结滇南与桂西之间的通路，早在汉晋时期便已存在。此路按习惯也称邕州道，其走向，大略是从今昆明经广南入广西，再经右江地区到达南宁，然后通向内地的。樊绰在《云南志》中曾详述唐代云南出境的各条道路，其中尽管樊绰云“从邕州路至蛮苴咩城，从黔州路至蛮苴咩城，两地途程，臣未谙委”。［22］（P10）恐怕当时邕州道并非云南的重要通道，利用较少，但也说明该通道起码在唐初可通行。至于邕州道的具体路程虽无详述，然从唐代桂西与南诏往来的史实也可略知一二。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咸通年间，南诏曾两度进陷邕州。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遣使来邕州与节度使辛谠请和，后辛谠在乾符六年（879年）派摄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并顺利抵达善阐城（今昆明）而还。［23］（P6291）另据《唐会要》卷99载自邕州“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阐府”。［24］（P1766）表明邕州与南诏有直接的交通联系。邕州道的开辟，加强了云南各地、本区与桂西乃至内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时“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为之獠市”。［25］（P8）道路的开辟，有利于今文山地区的进一步开发。

至宋代，特别是宋廷南移后，西北交往受阻，所需战马大多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购买且规模逐渐扩大，交易地点也从川南改至桂西。邕州道遂成为南宋军事上的又一生命线。此时，已有“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之说，［26］（P122）可见邕州道日益重要。所以，宋时对邕州道的记载逐渐详细，“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26］（P123）邕州道的兴起与宋时广西买马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自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始在邕州买马，绍兴三年（1133年），于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设马匹博易场，以广南西路经略使总管邕州司市马事。［26］（P186），［27］（P2240）横山寨每年交易马匹的定额为1500匹，分三十纲进行交易，有的年份达3500匹马。［26］（P187）“蛮马之来，他货亦至。”［26］（P193）横山寨与邕州，遂成为内地与云南等地交易物品的集散地。周去非说：“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26］（P47）邕州道成为云南联系内地的重要通道。

邕州道所经过的特磨道（今广南、富宁一带）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南宋以前很少有史载记录其与外地发生大规模的商贸活动，横山寨博易场兴起后，该地区的人民利用其在交通要道上的优势，以商人的身份，“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26］（P189）宋王朝用于博马之商品有“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等。［26］（P187）大量的货币及绫罗绸缎流入特磨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特磨的实力因此而逐渐增强。同时，不可避免地刺激当地商品生产的发展，本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中原的文化典籍亦沿邕州道流往西南边疆地区。如乾道癸巳（1173年）冬，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人 “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28］（P2586）由此可见，邕州道还是宋代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主要渠道。当然，当地通过邕州道至内地互市，使本区各族人民得到了生活必须品如盐、绢等。但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与内地交往的增多，当地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从而缩小了差距，加快了吸收中原内地文化的速度。

此时期，文山地区的农业亦有长足的发展。据宋时《册府元龟》载，句町县（今广南、富宁一带）“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29］（P293）又据《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载，“从曲（今昭通一带）靖（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看来在当时今文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应是水稻，但麻、豆、黍、稷等作物也有种植，其种植规模可能不能与水稻相比。山区梯田已经出现，甚至达到“殊为精好”的程度。农田灌溉亦做到“水旱无损”。耕作方面在上一时期出现牛耕的基础上，推广了二牛三夫耕作方法。［22］（P96）表明当地农业已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阶段。所以，明天启《滇志·地理志》记载，广南府“侬人沙人，男女同事犁锄，构楼而居”［30］（P111）。

同时，虽“蛮地无桑”，但“亦有刺绣”，［22］（P100）且工艺水平已相当精致。总之，此时期文山的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发展水平远非汉晋时期所能比拟。

再则，畜牧业的发展亦较显著。牛和马的饲养发展最快，当地到处畜养。据《云南志·名类》记载，天宝年间，“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22］（P47）樊绰所说包含今文山地区在内的滇东北、滇东南地区出现了畜牧业繁荣的情景，可说是人丁繁茂、牛羊成群。［16］（P324）其中又以黄牛为首，“沙牛（即黄牛），云南及西爨故地并只生沙牛，俱缘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22］（P109）

总之，从上述情形看，此时期文山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均有进展。这一地区的居民中，大多属于壮侗语族各民族，亦即唐宋时的僚族。其经济以农业为主，还有人口买卖现象，社会组织则是以“溪洞村团”为特征。［31］（P13）

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与地方政权加强对文山地区的经营与开发，文山地区的开发史又出现新的变化。关于其呈现的新情形，容另撰文叙述。

［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一卷）［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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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7］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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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唐）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A］.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 方铁.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11，（4）：101-111.

［22］ （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5］ （唐）刘恂撰.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26］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7］（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宋）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A］.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0］（明）刘文征纂.古永继校点.（天启）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31］（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弁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娄自昌）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nshan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Wenshan region is today one of the more backward areas of China’s socio -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nshan from the pre-Qin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ags a lot behind the national advanced regions, but also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im of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nshan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past, more importantly, but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Qin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nshan region; exploitation; characteristics

K29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9200（2012）02-0039-06

2011 - 10 - 23

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文山地方史研究”（2010Z037）。

李 和（1982 -），男，云南泸西人，文山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