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理论建构中的“征古主义”策略——关于中国散文诗起源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2012-03-20 02:48陈培浩
梧州学院学报 2012年1期
关键词:合法性散文诗现代性

陈培浩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韩山 521041)

散文诗理论建构中的“征古主义”策略
——关于中国散文诗起源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陈培浩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韩山 521041)

在散文诗解决身份焦虑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种可以称之为 “征古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努力把中国散文诗的起源上溯到古代,希望以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学资源扩大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合法性基础。“征古主义”策略产生于中国散文诗身份焦虑的背景下,其认识论基础是一种透明的词-物观。“征古主义”策略对于散文诗的现代性内质缺乏自觉,必然陷入扩大散文诗合法性和忽略散文诗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之中。

散文诗;起源;征古主义; 合法性; 现代性 ;词-物观

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诗的创作和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在扩大受众群体、巩固出版阵地、凝聚写作力量、更新写作观念和推进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不少令人振奋的成果。这大概是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努力的结果。但散文诗在现代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分类格局中,实在是常有 “无家可归”的身份焦虑。如何在诗与散文之外为散文诗文体安一个 “家”,安一个什么样的 “家”的问题考验着几十年来的散文诗人和研究者。散文诗在解决身份焦虑的话语建构中所出现的一种话语策略,笔者把它称为 “征古主义”策略。这里指的是人们在探讨散文诗时,有意无意地把散文诗的起源上溯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去的一种思路和方法。称之为 “征古”,包含着明显的否定立场,即对这种思路 “征古”为今用的反思。吸纳古代文学资源并无不可,整个西方文学史都有化古的思维:文艺复兴是化古希腊之古,古典主义是化古罗马之古,而浪漫主义又是化中世纪民间文学之古。但使用古代文学资源有前提、有限制,对古代资源合理有效的使用,可谓 “化古”;六经注我、欠缺思辨的使用,则是裁古或征古。

一、中国散文诗起源问题上的“征古”

将散文诗起源上溯到古代,这种思维并不新鲜,王国维就有此说法,五四前后,郭沫若、滕固等人都有类似说法。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观点依然不绝如缕。1981年,俞元桂、汪文顶就撰文指出“在我国支派曼衍的文学史长河中,较之诗和散文,散文诗虽只是涓涓细流,却也是源远流长的”[1]。其后不断有古代文学领域学者将赋当作古代散文诗来研究的文章。新世纪这种思路依然不息,张俊山为确认这种思路的合法性,还对它在晚清、五四前后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描述:

王国维在 《屈原文学之精神》中曾提到 “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五四”新诗人康白情1920年3月发表在 《少年中国》一卷9期的文章 《新诗底我见》中说到古代有 “散文的诗”; “陶潜底 《桃花源诗记》和屈原、宋玉、苏轼他们的几篇赋,都可以说是散文的诗”。稍后,郭沫若在1921年也曾经指出:在古代,“我国虽无 ‘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 《卜居》、 《渔父》诸文,以及庄子 《南化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 ‘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 (《论诗三札》)1922年滕固则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散文中,很多小品文可称为散文诗的,子书中短喻外,魏郦道元的 《水经注》中,也有散文诗般的章节。以前有人评他的文说:其法则记,其材其趣则诗也。这便是散文的界说。”又说:“陆龟蒙 《笠泽丛书》乙编中 《紫溪翁》一篇也是很好的散文诗。 《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 (《论散文诗》)其实,中国古代散文诗不光是这些,举凡东汉以降的抒情小赋、唐宋文赋、以至明清文人的小品等,其中的散文诗作品俯拾皆是,只是当时不以 “散文诗”称之罢了。如王粲的 《登楼赋》、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陶渊明的 《归去来辞》、王维的 《山中与裴秀才书》、李白的 《春夜宴桃李园序》、刘禹锡的《陋室铭》、柳宗元的 《钴母潭西小丘小记》、 《小石潭记》、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 《秋声赋》、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周敦颐的 《爱莲说》、苏轼的前后 《赤壁赋》、 《记承天诗夜游》、袁宏道的 《满井游记》、张岱的 《湖心亭看雪》、钟惺的 《夏梅说》、袁枚的《方砚多铭》、龚自珍的 《病梅馆记》,等等,都是以散文的形式蕴含着情韵、理趣、哲思等诗意内容的散文诗,这几乎成为当今学界共识了。[2]

该文发表于2000年,是 “征古主义”策略在新世纪的延续。可是事实上,就中国散文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这种观点,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批驳:1987年,王光明先生发表文章 《关于散文诗的起源》,从散文诗文体的现代性、文体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西方起源等方面明确表达了异议:

在中国几千年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确有一些作品具有诗的精华又有散文的风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散文诗的特点。但是,这种可以“追认”为散文诗的作品,是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散文诗呢?是不是因此可以按照这样的最早作品,认定它们是散文诗的起源呢?恐怕不能。

文学形式不是简单的技巧和结构,它首先反映着社会和心理内容的积淀。诗体的解放、分化只是给各种新的文学形式提供了产生的可能性,文学发展史上众多类似的散文诗的作品,不过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叫 “散文诗”的东西。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抒情诗传统的大国,散文受诗歌的渗透、影响是必然的。[3]

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但散文诗界依然不乏征古而用的思路。有些是潜意识内化了征古的思维,有些则是策略性的使用,譬如:

然而,我们如果更进一步审视中国的古典文学,可以视为散文诗源头的辞赋诗文等亦大量存在,郭沫若先生甚至把屈原的 《卜居》、 《渔父》,庄子的 《南华经》 中的一些文字等也当作散文诗。[4]

可以看到,作者在措辞时非常小心,他只是说古代某些作品 “可以视为散文诗源头”,而借郭沫若之口说出 “某些古代作品可视为散文诗”这种观点。这种有意无意的征古思路缘何不息,很多时候必须放在散文诗文体焦虑的背景下,视为一种散文诗身份合法性生产策略,才能看得更清晰。

二、“征古”的背景:散文诗的文体焦虑

上面提到,20世纪初在散文诗引入中国之初,就有郭沫若等人把散文诗的起源上溯至中国古代的赋。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发生于20世纪之初的第一次文体焦虑及应对策略,它通过征古的思维为外来散文诗进入现代中国整合话语资源。散文诗最终在中国站稳脚跟,当然是各种合力的结果。从整合力量的角度看,20世纪初散文诗从译介到创作,吸引了鲁迅、刘半农、郭沫若、徐志摩、丽妮等文学大家的注意。但从创作实绩看,除鲁迅外,很多人的散文诗创作大部分无法跟其分行诗创作相提并论:数量无法 “相提”,质量也难以 “并论”。要不是鲁迅天才的 《野草》,早期中国散文诗颇有囊中羞涩之感。建国后,散文诗和其他文体一样被政治所征用,以其 “诗性抒情”发挥 “颂歌”作用。那个时代,各种文体的博弈被统一于宣传功能之下,反而掩盖了散文诗文体界限不明的身份焦虑。80年代以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作用跟以前大不相同,建国初政治强势介入文学并引发巨大风波那样的事情不再出现。文学获得思考所谓的 “文学自身”问题的机会,散文诗如何突破以往的内涵设置,这样的问题必然引发散文诗的身份焦虑:写作者可以求诸生命经验和形式创造力,但研究者却必须去回答散文诗是什么的身份问题,因为改写身份设置,正是在理论上更新散文诗主流想象的必然步骤。

在散文诗的身份问题上,各路理论家各展神通,出示了各自的机智才华,这些不同回答也在近三十年的文学话语场中互相驳诘、互相助力,共同完成散文诗的身份合法性生产。

由于 “散文诗”这个汉语命名本身所带来的必然联想,八十年代初理论家们依然试图在散文和诗歌的接壤边界安置散文诗。孙绍振在八十年代初的一篇谈散文诗的文章中认为:

散文诗并不就是诗,它在形象上的单纯和想象上的跳跃是诗的,它在句子结构的组合方式上是散文的。主要是它们的句子之间的关系是散文的,自由地从一种结构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上。[5]

孙先生从形象、想象和句子结构的层次对比中辨析了散文诗的混生性,这种分析颇有道理,它在解释文学现象的同时也划定了散文、诗歌和散文诗的边界,有着高度清晰的逻辑性。这种解释方式在80年代初是某种 “共享”的思路,又如谢冕先生:

散文诗的 “两栖性”便成了它在文学体系中的特殊的一种身份。 它的 “双重性格”使它有可能兼采诗和散文之所长 (如:诗对对象表达的精粹和飞腾的幻想性,以及散文的流动、潇洒等),摒除诗和散文之所短(如:诗的过于追求精炼而不能自如地表达以及诗律的约束,散文一般易于产生的散漫和松弛等)。在诗歌的较为严谨的格式面前,散文诗以无拘束的自由感而呈现为优越;在散文的“散”前面,它又以特有的精炼和充分诗意的表达而呈现为优越。[6]

这种解释方式,姑且称之为 “混合文体解释法”,它在90年代也依然存在, “混合文体解释法”从跨文体写作现象出发提供一种逻辑的规划和认定,能够行使解释功能和边界功能,但却无法有效解决散文诗的文体焦虑。

如果从文体角度看,一种文体独立的标志,或者前提,也许在于形式与内质两个方面的边界建设。形式上的辨识度,使一种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内质上的规定性,使同一文体内部区分出优劣高下。以新诗为例,人们普遍认同分行是其形式标志,所以一般从分行去分辨诗与散文;然后又从诗质规定性去辨别诗歌的高下。因此,分行新诗没有文体独立方面的焦虑。它的焦虑来自其他方面,此不论。相比之下,为什么散文诗充满了文体独立方面的焦虑,是因为散文诗缺乏形式上的区别性特征。正是对形式辨识度匮乏的认识,使得一些散文诗探索者希望从形式上去建构,比如给散文诗规定字数等。这种探索并非毫无指向性的无聊之举,但在现实中却免不了被讥为过于拘泥。

所谓的 “混合文体解释法”,聚焦的是文学现象,立足点是对复杂文学现象的理论清理,未必期望为散文诗的文体自足性摇旗呐喊。然而,当散文诗写作力量渐渐聚集时,他们却必然希望透过某种话语力量为自己投身的文体产生合法性,扩张文化资本。这几乎内在决定了,散文诗必然不会仅采取解释自身的建构策略,现代性策略、本体性策略、征古策略、流行性策划、文学运动策略这些彼此驳斥的思维于是经常同时并置于散文诗身份建构的内部。征古主义策略乃是散文诗身份焦虑背景下,为扩大散文诗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一种思路。

三、征古思维的认识基础:透明的词-物观

如今,批驳郭沫若们的观点时 “头头是道”,并不因为我们更聪明,只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理论贮备和后来人天然的 “历史眼光”罢了。那么,笔者想要进一步说的就是散文诗 “征古主义”思维的 “认识基础”——一种静态、透明的词—物观。

五四前后的讨论者,喜欢把散文诗的源头上溯到古代,既是因为在散文诗尚没有现实作品和理论凭借的时候,他们必然向古代求索合法性。(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是 “反古”的,另一方面当为了确认新事物合法性时,他们却又毫不犹豫地 “征古”。)征古主义者的头脑中共享着这样的观念:概念与事物之间是一种静态的、客观、透明的描述关系。所以,张俊山会认为古代早已存在“散文诗”,因为 “概念命名总是在现象出现之后”。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具体到散文诗却并不尽然。文体命名既是对创作现象的描述和再现,同时命名本身使用的分类方式必然服从于时人对世界和文学的主流想象框架。

词和物,命名和世界,在一种古典的设想中是一种透明的关系,这种观念假设意义早已先在地存在于物的身上,而词不过是去贴近、去反映、去还原。这是一种被斯图亚特·霍尔称为意义的 “反映论”思路。意义如何在词与物之间产生,霍尔认为人们往往用如下三种思路来解释词与物之间的意义问题:其一是上面提到的反映论;其二是表现论;其三是他所认可的建构论,他分别称为 “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 “构成主义的”。构成主义的意义观否认词与物之间的透明性,意义不是先在的,而是通过语言符号和媒介建构出来的,意义永远是一种对话,永远是不平等的交换,永远是不同话语力量对符号的征用和博弈的结果。霍尔把文化意义的实践过程称为 “表征”,“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7]表征既是对实存事物的呈现,更是在呈现过程中进行意义生产和文化想象的过程。因此,“词”不是对物亦步亦趋的反映,任何概念和命名都是某种话语力量投射于 “物”之上的意义生产。抽空了概念背后的意义生产和文化想象,一个概念就被抽空了,误用了。

不同时代背后的秩序经验,使得不同时空的人们往往对相同对象投射不同的命名与想象。因此,那些对相近事物的不同概念背后的想象及其秩序是不可通约的。一块石头,古代称为 “石头”,现代同样称为 “石头”,古代和现代关于一块石头的价值认知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当然不妨说古代早就有石头,不需等到石头这个概念出现才有石头。但是,当命名进入带有主观价值建构的人文艺术领域,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很多概念本身复制携带着一种价值观念,比如古代称 “卖身女性”为 “青楼女子”,现在称为“妓女”、“小姐”,或者称为“性工作者”,各种命名称谓背后的价值观和想象方式是极其不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现代也有 “青楼女子”,或者说古代也有 “性工作者”。但作为学术概念来看,这样说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性工作者”、 “青楼女子”这些称谓背后的想象和价值观是极其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性工作者”完全是一种现代女权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个概念貌似和 “青楼女子”指向同一对象,但事实却完全不同。“话语”构造了人们认知的世界,这就是福柯所谓的 “话语说我”,而不是 “我说话语”。关于故事,中国古代有唐传奇,日本有 “物语”,法国有 “罗曼司”,如果把这些相近对象都共同通约为 “小说”,固然方便,其背后的区别性特征就消失了。

具体到 “散文诗”, “散文诗”不仅仅是对一批被称为 “散文诗”创作的命名,中文 “散文诗”概念的出现,是中西交融的产物,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分类系统的碰撞和融合的结果,里面有着很浓的文化政治意味。中国古代生活经验支撑起一种三分法的文学分类方式:韵文、散文和故事。而西方传统的文学分类是四分法:史诗、戏剧、散文、小说。散文诗是一种自由的文体,它在西方的出现,跟西方社会追求自由有内在的关系,跟法国社会革命、文学上反古典主义有关系,这方面王珂先生有过分析。中国在被迫现代化之后,西化的观念和想象方式使我们合并了两种分类方式而成为现行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方式,这种西化的分类为散文诗概念的进入提供了空间,但也造成散文诗难以归类的难题。应该说,“散文诗”中所谓“诗”的诗质是一种现代的诗质,不可能在 “近体诗”的 “诗质”和 “诗型”中孕育出来。

由此可见,“散文诗”是一个有很强现代性想象的概念,剔除这个概念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文学想象框架,并将它贴到古代去,只能视为一种 “征古主义”的话语策略,而并不是太有意义的学术探讨。它陷入了叶维廉所说的用他文化的认知模子来判定本文化的陷阱之中。

四、结语:征古的迷思:“合法性”与“现代性”的冲突

一味为散文诗征古,其逻辑漏洞是很明显的,即使不去透视这种思维的认识论根源,也可以在逻辑上予以反驳。征古思维固然表面上为中国散文诗开疆拓土,然而却必然陷入 “征古”和 “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很多学者已经证明了散文诗的产生与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同步,它最早产生于法国是有社会和文化缘由的。而散文诗的核心属性,正在于对微妙、复杂的现代经验的传达。散文诗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文体,它所谓的 “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是必须从经验和语言的现代性中去寻找的。一面强调散文诗的本体性,另一面又将散文诗的源头没有节制地向古代文学传统上溯,看似在普通接受者中重申了散文诗的身份合法性,其实却内在地扭曲了散文诗的写作方向。那些已经有现代性写作自觉的诗人们固然对此已经 “免疫”,那些初学者是否会因此产生方向混乱呢?

如果仅以扩大合法性为出发点,那么不但会有合法性与现代性的冲突,还必然引发 “流行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如我们所知,新世纪以来,散文诗存在语言现代性鉴赏的专业读者群体和抒情情绪消费的读者群体。散文诗刊物广为畅销,读者比分行新诗读者多,这被描述为散文诗繁荣的一部分。然而,坚持流行性、坚持通俗性,如何不以削弱现代性为代价,也是一个难题。散文诗文体身份的确认,无法离开它所谓的 “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现代性部分。那么,散文诗写作如何在征古与现代、流行与现代的冲突中取得和谐;如何在现代性、征古、流行性等话语策略的冲突中协调自身,坚持散文诗文体的现代性诉求;又如何在复杂的文体场域和分化的接受语境中,既生产自身合法性,也生产自身的理想读者,是散文诗必须面对的挑战。

[1]俞元桂,汪文顶.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轮廓初探[J].福建师大学报,1981(3).

[2]张俊山.散文诗文体溯源与考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4).

[3]王光明.关于散文诗的起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1).

[4]灵焚.也谈散文诗的可能性[J].梧州学院学报,2010(5).

[5]孙绍振.谈散文诗[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3(3).

[6]谢冕.散文诗的世界[J].散文世界,1985(10).

[7][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M].周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

G07

A

1673-8535(2012)01-0047-05

2011-12-06

陈培浩(1980-),男,广东潮州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首都师范在读大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诗。

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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