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对希特勒的态度①

〔美〕依兰·斯塔文斯 著 史国强 译

国外社会科学

博尔赫斯对希特勒的态度①

〔美〕依兰·斯塔文斯 著 史国强 译

豪尔森·路易斯·博尔赫斯 （一八九九-一九八六）不是犹太人，但终其一生对犹太人的话题和象征兴趣不减。为此他开始在自己的谱系里寻找犹太祖先，这一谱系最终将使他成为un judio（一个犹太人）。博尔赫斯身后留下众多文章、故事、采访、讲演和评论，探讨犹太话题，其中如题为《我，一个犹太人》（“I，a Jew”）的文章，长不足六页，但很能说明问题。文中博尔赫斯以令人艳羡的专注和坚定的信念对 《熔炉》（Crisol）杂志一九三四年提出的指控进行了批驳，原因是对方说他确实是犹太人。指控来自阿根廷知识分子里的排犹分子，其目的是要贬低博尔赫斯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他对此并不在意。我在自己的著作《冥顽不化的梦想者：犹太文化文集与谈话录》（二○○一）用了一个页码来引用他的文章，所以我在这里不必赘述。为了理解博尔赫斯的态度，在这里引用艾略特·维恩伯格的译文就够了。下面是文章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前几行：

如同德鲁兹教派，如同月亮，如同死亡，如同下一周，遥远的过去是助长无知的事物之一。过去可塑性极强，用起来得心应手，过去比未来更听话，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过去是所有神话所喜欢的著名的领域。

用祖先的思想来作文章，用他史前的血肉来作文章，或是在此时或是在彼时这事有谁没做过？我做过好多次，好多次把我自己当成犹太人，这并未使我感到不高兴。这不过是随便的推测，省钱的、坐在家里的历险，于己于人皆无害处，连以色列的名字也伤害不着，因为我的犹太教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如同门德尔松的歌曲。②Jorge Luis Borges，Selected Nonfiction，ed.Eliot Weinberger，trans.Esther Allen，Suzanne Jill Levine，and Eliot Weinberger（New York，1999），p.100.

此时博尔赫斯三十五岁。一年之前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在一八八○至一九三○年之间，这是个大概的说法，德系犹太人已经陆陆续续地来到拉丁美洲，所以此时的犹太人已经成为阿根廷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中多数人一贫如洗，而且没有文化。在这次移民潮发生之前，另一个移民潮早已越过大西洋进入流行西班牙语的地区：数十，或是数百——如一些可信的史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乃至数千伪装后的犹太人已经赶到这里，他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殖民时代的北美洲，时间从一五二五年到一八一○年。等到说意第绪语的村民来到这里之后，那些秘密抵达这里的犹太人，以及与他们一同赶到的新基督徒们慢慢地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其中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对那些把犹太人送出欧洲的慈善家和组织来说，阿根廷这个地方的引力格外强大，法国慈善家默瑞斯·德·赫斯奇男爵，以及以色列人同盟，不惜人力物力要把这片大草原变成适合犹太人生存的聚居地——其方式是为逃出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贫穷犹太人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公社。因此，早期的移民在乡下定居，以放牧为生。这一特点能解释十九世纪之初犹太牛仔存在的原因。但乡村生活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代人。移民及其后代逐渐搬进城内，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希特勒上台之后，一大批犹太人不仅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而且在阿根廷社会上也开始扮演角色。然而，这里的反犹情绪依然强烈，自从西班牙征服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拉丁美洲之后，反犹情绪就存在，即使到了今天反犹情绪依然阴魂不散。

反犹太主义以教会和政府中的保守分子为后盾，弥漫在阿根廷生活的每个角落。说到底，阿根廷是美洲唯一推行排犹政策的国家。在一九一九年制造悲剧礼拜的地方，作为亲闪米特的人，博尔赫斯是极为罕见的。事实上，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热爱日深一日。他的态度也总要经受众多事件的考验，如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和七八十年代肮脏战争造成的恐怖行为。这些还在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对他的考验，从他发表《我，一个犹太人》，到盟军解放集中营，那一年博尔赫斯四十六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倾向进入阿根廷，在保守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那里大行其道。自由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生怕刺激他们的对手，所以总是退避三舍，闭口不谈犹太人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尤其是对阿根廷文化的贡献。这种状态在政治上也找到了落脚点。一九三○年，胡塞·乌里布鲁将军通过政变推翻了伊里戈耶总统，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从此开始。这一时期反犹文学不仅能够出版，而且畅通无阻。如，几部诽谤性的作品，其中就有阿道尔夫·朱维利亚的小说《艾尔卡赫尔》（El Kahal）和《金子》（Oro），作者是著名人士，国家图书馆馆长。后来博尔赫斯也当上了国家图书馆馆长。朱维利亚在小说里大张旗鼓地号召根除犹太人。这个国家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开明的城市——将自己视为欧洲在南半球的堡垒，所以，尽管战场上的喊杀声还在远方，但阿根廷这个国家在态度上已经倒向德国，至少在心理上是如此。因为政治当局公然倾向德国人的事业，所以博尔赫斯发现他的信念成了被人攻击的目标。他和他的朋友们并未退缩，他们组织研讨会和讲演，与法西斯潮流大唱反调，但他们仍然不能逆转潮流。比如，三十年代作家俱乐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会反抗压迫，但即使在现场也有人支持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有博尔赫斯他们成立的阿根廷反种族主义委员会，他们在公开场合挑战反犹太主义者，博尔赫斯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但这些措施仅仅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有力的行动，因为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阿根廷的亲纳粹势力已经无处不在了。

传记作家和批评家一般认为博尔赫斯对政治不感兴趣，终其一生不与政治沾边，甚至对当地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事务也不感兴趣，他们的说法有几分道理，但对博尔赫斯的立场来说又很片面。诚然，少年的博尔赫斯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式的公子哥，不喜欢花言巧语，对时事又总要说三道四，而且语言犀利，或是嘲笑或是捉弄。然而，他发表的政论不仅感人，而且辛辣。比如，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抨击希特勒，把纳粹当成德国文化的一场劫难。在他的 《非小说作品选》（一九九九）里还能发现他极有见地的文字，其中有一章写的就是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问题。虽然这一时期博尔赫斯发表的文章很少讨论欧洲的事件，但他犀利的笔锋依然指向那些丑陋的成见。在《仇恨教育》一文里，他批评德国人出版的少儿读物 《不要相信灌木丛里的狐狸或者信誓旦旦的犹太人》。根据博尔赫斯的说法，这册读物“已经推销了五万一千册”。他还说：“显示仇恨要比办展览更隐蔽，更恶劣”，①Originally published in1937.Borges，Selected Nonfiction，p.199.接下来他开始剖析这册反犹读物：

无一例外：比如第五页。我怀着并非没有根据的迷惑发现了这首说教式的诗歌——“德国人是自豪的人，知道如何工作，如何斗争，犹太人不喜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那么英俊，那么有上进心”——之后是一首四行诗，用意明显，毫不隐晦，不在上文之下：“这就是犹太人，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在王国里是头号的恶棍。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他很讨厌。”上面的插图更恶劣：那个德国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十八岁的运动员，指的显然是上文的劳动者；犹太人画成了黑皮肤的土耳其人，大腹便便，人到中年。此外，还有另一个强词夺理的地方，德国人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犹太人光头，浑身是毛。（众所周知，德国的犹太人被称为德系犹太人，是黄头发的斯拉夫人。但他们在少儿读物里被画成了黑皮肤的混血，如此安排是让他们构成金发碧眼的反面人物，他们的特点还有从不离身的毡帽、手卷的雪茄和红宝石戒指。）②Ibid.，p.199、201、203.

最后博尔赫斯结束了他的批判：“对这样的书又有什么话可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愤慨，与其说是为以色列，不如说是为德意志，与其说是为被玷污的民族，不如说是为玷污他人的国家。”

在博尔赫斯的非小说文集里还有另一篇反纳粹的文章。文章写于一九三八年，博尔赫斯在文中抱怨说，A.F.C.威尔玛撰写的 《德国文学史》，经约翰尼斯·洛尔修订后，写到歌德、莱辛和尼采的地方已经被人篡改，收有七百位作家的名录“却不见海涅的名字，实在令人不解”。这位阿根廷人是德国文学不折不扣的崇拜者，对德国文学的堕落深感痛心。他在著名的知识分子杂志《南方》上撰文指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德国文明能不能行”。③Ibid.，p.199、201、203.《南方》是他忠实的朋友和崇拜者维克托利亚·奥坎普编辑的。在同一刊物的另一期上他指出：“（德国人的）胜利将造成世界的毁灭与沦落，这是毋庸置疑的。”④Ibid.，p.199、201、203.显然，他的真知灼见对公众的舆论影响有限。还有，博尔赫斯一般是通过语言——印刷的和口头的——来抨击猖獗的法西斯主义，大概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好的渠道。然而，外部世界告诉他，亲德倾向在阿根廷占了上风。一九三九年一件小事就要把战争引到家门口来，⑤James Woodall，Borges：A Life（New York，1996），pp. 112-113.传记作家詹姆斯·伍德尔和其他人对此不过是轻描淡写。英国人试图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击沉德国军舰格拉芙斯皮号。这艘战舰避入蒙特威多港，但乌拉圭政府其时站在盟军一边，将军舰逐出港外。英国舰队等在外海，德舰最终被击沉，但船员逃入阿根廷。这个结果对博尔赫斯和其他人来说不免令人失望，但却能证明阿根廷对纳粹的态度。等到二战结束之后，阿根廷继续收容德国人，昔日的德军军官和士兵手持假护照进入阿根廷寻求庇护，与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其他犹太难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阿道夫·艾奇曼在这方面大概是最著名的例子，他被专门追捕纳粹的西蒙找到之后，以色列特工摩萨德用飞机以闪电般的方式将艾奇曼运到以色列，之后消息才在世界上传开。

最后，博尔赫斯于一九四○年再次撰文《亲德分子定义》，这大概是他就这一话题发表的最重要的、也是讨论最热烈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公开嘲讽国内的亲德分子（Germanofilos），称他们是一群可怕的人，对日尔曼文明最多是一知半解。他们公然扼杀自己的文化，几乎到了仇英的边缘，他们用这一愚蠢的说法来描述欧洲的英国人。博尔赫斯指出，这些亲德分子不过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其中的原因还不是高空投下的炸弹和肆无忌惮的入侵，不是机关枪，不是迫害，不是谎言，而是因为那些行为和工具”。他接下来说：

罪恶和暴行使他感到欢喜。德国的胜利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他要让英国丢脸，让伦敦燃烧……我所说的希特勒的罪行，在他那里是奇迹和德行……希特勒分子总是可耻的人，对于罪犯式的“积极”和狠毒，他们或是秘密的或是公开的崇拜者。因为他缺乏想象力，所以他这个人相信未来不会发生变化，此刻占上风的德意志不会输掉战争。他是个狡猾的人，希望站在胜利的一边。①Borges，Selected Nonfiction，p.203.

等战争结束时，博尔赫斯已经四十六岁，他兴高采烈地迎接巴黎解放的消息。他的兴高采烈是通过文章来表达的，但他的文章大家读得不透，研究得更少——《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博尔赫斯在文中讨论众多阿根廷的亲纳粹分子如何自相矛盾。他把这些矛盾一一列出，将此称为“自相矛盾”。我在这里引用一些：他们羡慕日尔曼民族，但是他们讨厌“萨克逊”的美国；他们谴责凡尔赛和约，但他们呼唤闪电战创造的奇迹；他们反对犹太人，但他们却信仰来自希伯来的宗教；他们把圣·马丁当成偶像，但他们却认为美洲独立是个错误。②Ibid.，p.210、211.文章的结尾与博尔赫斯的小说相互印证，对此我在下文还将说明：

对欧洲人和美洲人来说，一个秩序，也仅仅是一个秩序才是可能的；从前这秩序被称为罗马，如今被称为西方文化。要当纳粹（扮演精力充沛的野蛮人、北欧海盗、鞑靼人、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高乔人或印第安人）在心理上和道德上毕竟是不可能的。纳粹主义实属虚幻，如同（约翰·斯克特斯）伊里基纳的地狱。那里无法定居；为了这个地狱，他们只能死亡，说谎，伤人或杀人。在短暂的生命里，谁也不要指望这地狱胜利。我在这里大胆推测：希特勒自找灭亡。他正盲目地与那些必然赶到的军队合作，这些军队将把他消灭，如同大力士要与铁鹰和恶龙（他们一定知道自己是魔鬼）携起手来，他们的合作令人感到不解。③Ibid.，p.210、211.

上文斜体的句子出自博尔赫斯，在我看来，不失为一个范例：希特勒希望打赢战争，统治地球。博尔赫斯指出，等希特勒发现他的企图纯属枉然之后，他故意寻找毁灭，这等于说，他的所作所为必将导致他的失败。对于这种失败，希特勒将之视为胜利：恶战胜了善，野蛮战胜了文明。

这个范例在博尔赫斯对纳粹的另一种形式的答复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他的小说。（他还利用诗歌来回顾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的遭遇；证据是他就斯宾诺莎、六日战争和犹太传说中的恶灵创作的诗歌。不过，就我所知，他在诗歌里没有提到希特勒。）在我开始讨论他的小说之前，先要就我引用的材料提出一些意见。在博尔赫斯的非虚构作品里，一般来说，他讨论的是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影响，他在小说里却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凡是与此有关的话题都安排在欧洲，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德国。原因何在？或许采用这一方式之后，博尔赫斯可以面对这一问题，追根溯源；也许因为他知道，这些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其影响首先要发生在阿根廷。此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故事没有一个发生在集中营里，也没有提到毒气室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消灭犹太人。然而这些小说在大屠杀面前并未退缩，其大胆的方式是那几十年其他阿根廷文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先让我来分析博尔赫斯两个描写犹太人的小说：《秘密的奇迹》（The Secret Miracle）和《德意志安魂曲》（Deutches Requiem）。这两篇小说的长度仅有六七个页码，小说的指向是明确的、统一的——将要被纳粹处决的犯人的最后时光——所关注的问题仅有一个：自我救赎，虽然写作的视角有所不同。在前一个故事里，主要人物是个犹太人，但故事是通过第三人称叙述的；后一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是个纳粹分子，是他亲口把故事讲给我们的。《秘密的奇迹》是战争期间完成的，收入《小说》（一九四四），与博尔赫斯另外两个写犹太人的故事构成了三部曲：《艾玛·宗兹》和《死亡与罗盘》。④Ilan Stavans，Tropical Synagogues（New York，1944），pp.198-223.大概是为了纪念博尔赫斯心目中的知识精英之一卡夫卡 （此时已逝世几十年），所以故事安排在一九四三年的布拉格。故事首先描写译者和剧作家贾洛米尔·拉迪克因为是犹太人被纳粹抓走关进监狱。牢房里的拉迪克与上帝对话，他的对话构成了故事的向心力。我们发现拉迪克写了一部名为《敌人》的话剧，但创作尚未完成，他知道，如果他的生命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是因为他是这部剧的作者，所以他请上帝送他一个奇迹——秘密的奇迹，因为知道这个秘密的将仅仅是他一人。在小说的结尾拉迪克面对德国行刑队，宇宙到此停止：

枪口指向拉迪克，将要杀死拉迪克的那些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军士的手臂永远停在半空。在院子里的一块石板上，一只蜜蜂将影子固定在上面，风停了，宛如在画里……他曾请求上帝允许他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剧作；无所不能的上帝同意了。上帝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的奇迹；德国人将按时处决他，但从下令到执行，他在心理上将有一年的时间。①Ibid.，p.222.

在小说的最后一行，拉迪克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零二分被处决。埃德娜·埃森伯格从如何通过合成的方式再现大屠杀这一问题的角度读完小说，所谓合成的方式是指“历史的出发点……以此来说明确定的环境和现实的停顿”。她写道：“博尔赫斯是在考验现实与再现之间那痛苦的强度……既要强调又要回避恐怖。”她还指出，“博尔赫斯在这里使用的二分法是泾渭分明的：一方面是西方与犹太教有关的文化，与此相连的是高尚的灵魂和道德律；另一方面是人未必不能生存的纳粹地狱，这地狱充满了心理的和道德的空虚以及畜牲般的疯狂”，故事的真谛是，“神奇的灵魂战胜物质”，埃森伯格将此视为“西方文化的显灵和犹太智慧的颂歌”。②Edna Aizenberg，The Aleph Weaver（Potomac，1986）. See also her essay“‘Nazism is Uninhabitable’：Borges，the Holocaust，and the Expansion of Knowledge，”in Jorge Luis Borges：Thought and Knowled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Alfonso de Toro and Fernando de Toro（Frankfurt，1999）;and Naomi Lindstrom，Jewish Issues in Argentine Literature：From Gerchunoff to Szichman（Columbia，1989）.没有证据表明《敌人》这个剧本已经创作完成，虽然如此，囚犯临死时依然心满意足：他的一生是有意义的。显然，这意义是与永生相连的。博尔赫斯要说的话很清楚：作家存在的目的是把智慧留在身后，为此不惜抗争，哪怕在“理想上”达到目的也行。至少对我来说，在纳粹和死亡面前，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还能够理解欧洲犹太人的追求：信仰、忍让和后人。

《德意志安魂曲》，对此我要多说几句，小说是在纽伦堡审判数月之后发表的。奇怪的是，故事写的也是信仰、忍让和后人——但写法有所不同。作为小说，这个故事是有瑕疵的，然而故事里那颗种子在见解上要比大多数写战争的文章还要成熟。这个故事是在《秘密的奇迹》之后创作的，收入后来的小说集 《阿列夫》（一九四九）。《德意志安魂曲》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用德语为德国送上的弥撒。根据艾芙琳·费什伯恩的说法：“在犹太教的悼亡之后就是追悼德意志……在这个描写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故事里，犹太教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从德国疏离出来，又要被德意志文化史的主体吸收进去。”③Evelyn Fishburn，“Reflections on the Jewish Imaginary in the Fiction of Borges，”in Variaciones Borges，Vol.5（1998），p.148.See also Daniel Balderston，Out of Context：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Durham，1993）.故事里德国精神和日尔曼强力又开始了哲学的/戏剧的对抗，各方都有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叙述人是奥托·达特里奇·林德，过去是德国军官，年轻时喜欢阅读叔本华，倾听勃拉姆斯，后来加入纳粹，一九四一年被提拔为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总管。林德从骨子里相信纳粹有资格统治世界，所以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能站得住脚。当然，博尔赫斯借用这一人物来探索“亲德分子”的心态。

故事进入后三分之一，林德与集中营一囚犯相遇，此人是德国犹太裔诗人大卫·耶鲁撒冷，著名诗人，代表着众多被第三帝国折磨和杀害的犹太知识分子。这次见面改变了林德的态度。上述人物，林德和耶鲁撒冷——拉迪克也不例外——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这是刻意安排吗？必然如此：博尔赫斯喜欢通过各种办法来创作合成的人物，希望借此来定义原型人物，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全人类。事实上，这一虚构的特点正是博尔赫斯的安排……以此来说明人们之间并非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不过是柏拉图理想的派生物。下面几行文字是不知名的编辑为《德意志安魂曲》写的脚注（写注的人必是博尔赫斯），这个脚注能证明上述判断：

在索格尔公开的文件和作品里，找不到耶鲁撒冷的名字，人们在德国文学史里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然而，我认为这个人物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奥托·达特里奇·林德下达命令后，在塔诺维茨集中营很多犹太知识分子被他们折磨，这其中就有钢琴家艾玛·卢森茨维格。“大卫·耶鲁撒冷”或许是众人的象征。我们听说他死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叙述人在特尔希特负伤。（编辑）①Jorge Luis Borges，Collected Fictions，trans.Andrew Hurley（New York，1998），p.232.

总之，林德将耶鲁撒冷视为“西班牙系犹太人的原型，虽然耶鲁撒冷属于堕落的、被人痛恨的德系犹太人”。此后他对手里的这个猎物念念不忘，他能写一手好诗，他有能力把自己的天才变成幸福的圣歌。困扰与崇拜加速了林德对耶鲁撒冷的排斥。最后他逼疯了耶鲁撒冷，强迫他自杀。杀掉耶鲁撒冷后，林德以为他能从自己的身上根除同情心，也就是灵魂上和道德上与犹太人相关的情感。但他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在外部世界痛恨的东西已然在我们自己的灵魂里安了家，其实我们手里的那些猎物有一部分正是我们自己。为了再度成为铁腕人物，他意识到一定先要打破那个犹太人的灵魂。写到这里，《评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里提到的那个斜体句子才释放出所有的意义。希特勒自找灭亡：这个纳粹在探索个人命运的同时发现，宇宙万物通通有自己的对立面；恶是善的反面，因此，纳粹主义和犹太主义不过是一枚钱币的上下两面。他还承认，希特勒不仅一手造成了，而且还希望他自己毁灭。不仅如此，他还宣布，元首不仅仅是为日尔曼民族作战，他还为所有民族作战——因为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我们中的每个人既是可爱的又是可憎的。

这一提法很有趣，不幸的是，历史印证了这个提法。比如，希特勒的灭亡正赶上国内胡安·多米尼戈·贝隆上台，贝隆是又一个心狠手辣的独裁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蛊惑人心。之后阿根廷又开始了贝隆时代，博尔赫斯被裹挟着再次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贝隆模仿墨索里尼和其他欧洲独裁者，煽动不安分的年轻人，将他们的矛头指向犹太人，参与其事的既有学生团体也有其他组织机构。在他当政的头两年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国家解放联盟制造了一系列反犹事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尤为猖獗。贝隆及其追随者步纳粹的后尘，对此博尔赫斯深感不安。此时的他在为数不多但很坚定的知识精英里已是名人，而且在法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在一系列宣言里，他表明了自己的深刻关注。他说：“阿根廷的形势极为严峻，之所以严峻，是因为一大批阿根廷人正在成为纳粹分子，但他们自己又浑然不知。在社会改革承诺的诱惑下——毫无疑问，阿根廷这个社会需要比现政府更好的政府——很多人放纵自我，卷入横扫国内的仇恨浪潮，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与（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开始时发生的事件有相似之处。”②Antonio Carrizo，Borges el memorioso（Mexico，1982）. Quoted in Pilar Bravo and Mario Paoletti，Borges verbal，ed.Pilar Bravo and Mario Paoletti（Buenos Aires，1999），pp.112-113.Translation is mine.这一时期的博尔赫斯不仅遭到了公开的批评，一个个贝隆分子抨击他或嘲笑他，而且他个人也遭到了迫害。他母亲和妹妹被抓走投入监狱，他本人被赶出了图书馆，从馆员变成了科尔多巴大街市场上家禽与兔子的检查员。独裁者的手下希望借此告诉众人，这就是对博尔赫斯应有的尊重。博尔赫斯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他反击对手压迫的过程中，博尔赫斯从未改变自己的态度，他通过暗喻把这次羞辱变成了一系列文字清新的文章和小说，这其中就有他和朋友、笔名为H.布斯托斯·多米克的阿多尔夫·卡萨利斯合作完成的作品 《魔鬼的节日》（La fiesta del monstruo），作品一九五五年出版。一小撮贝隆的支持者发现他们的偶像被比作希特勒，此时国际社会还在控诉纳粹主义，所以这些人对此大为恼火。但真正令他们感到恼火的还是博尔赫斯这个作家，在他们看来，博尔赫斯拒绝承认贝隆是阿根廷唯一的继承者。所有这些都没有吓倒博尔赫斯，他还要继续揭露国家领袖阴暗的一面，虽然他大受公众的欢迎。与此同时，他对贝隆的牺牲品之一犹太人的关爱并未削减。一九七八年，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犹太人在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是与如下事实分不开的，犹太人总是犹太人，不论他是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或哪个国家的犹太人。他并不被任何形式的忠诚或特殊传统所束缚，因此他才能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有所发明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做一个阿根廷人的好处与做一个犹太人不相上下。”①Irma Gairoli，“Algunos viven obsesionados，”in Nueva Information，No.5 （Buenos Aires，1978），quoted in Borges verbal，p.113.The translation is mine. 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他这句话的意思是，阿根廷人可能是说西班牙语的美洲人，但他们首先是世界的公民，这一划分对谁都不是刺激。四年之后，他又在与安东尼奥·卡利索的对话中指出：“一些人把犹太人当成问题。我把他们当成答案。”②Carrizo，Borges el memorioso.Quoted in Borges verbal，p. 112.The translation is mine.

【译者简介】史国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美〕依兰·斯塔文斯（Ilan Sta鄄vans，一九六一-），安姆赫斯特学院资深教授，著名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以研究拉美、美国和犹太文学及文字学见长，撰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等二十五部著作，编辑《聂鲁达的诗》和三卷《艾萨克·辛格的小说》等三十三部作品，荣获拉丁文学奖、智利总统勋章、鲁文·达里奥文学奖等。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年生活》二○一二年经现代出版社在我国首次出版。

① 文章选自Modern Judaism 23（2003）：1-11@2003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