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贝幸铭大师建筑创作思想浅析

2012-04-06 06:08谢俊
中外建筑 2012年3期
关键词:创作手法设计思想造型

谢俊

摘要:通过丰富的图例,从场所精神、创新、细 节等方面对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各阶段设计成果的对比分析,结合相关的文字资料,探究了先生的创作思想和历程,并结合建筑建成后的实际效果,从布局、空间、造型、园林等方面分析作品。分享大师成熟的设计思想和高超的设计技巧。

关键词:苏州博物馆;布局;空间;造型;园林:设计思想:创作手法

1大师简介

贝聿铭美籍华人建筑师,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祖辈是苏州望族,他曾在家族拥有的苏州园林狮子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时光。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贝祖怡。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

在贝聿铭先生早期的作品中能找到密斯的影子,不过他不像密斯以玻璃为主要建材,他主要使用混凝土,如纽约富兰克林国家银行、镇心广场住宅区、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但从甘乃迪纪念图书馆开始,几何性的平面取代规整的方盒子,蜕变出雕塑性的造型,从而又不同于密斯。到了中期,通过充分掌握混凝土的性质,作品开始有了柯布西耶式的雕塑感,如全国大气研究中心、达拉斯市政厅等,都是此风格的经典之作。至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注重抽象形式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后期,先生开始着手大尺度的都市建设案例,从这些项目开发中获得对于“大建筑”概念的宝贵经验,建筑设计不单考虑建筑物本身,更关切环境提升到城市设计的层面,着重创造社区意识与社区空间,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城社会岭住宅社区。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主导着大师一生的作品,从全国大气研究中心、伊弗森美术馆、狄莫伊艺术中心雕塑馆到康乃尔大学姜森美术馆,概无例外。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在手法上着重再自然光的投入,使内庭成为光庭。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化万端,“让光线来作设计”是大师创作思想的经典概括,“惟妙惟肖的自然之光”在香山饭店、香港中国银行和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等经典作品中照亮建筑、温暖空间。

出色的专业素养,为先生赢得行业的高度认可,但更为世人喝彩的是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身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先生的作品几十余年来始终秉承着现代建筑的传统,他坚信建筑不是流行风尚,不可能时刻变换花招取宠,建筑是千秋大业,要对社会历史负责。他持续地对形式、空间、建材与技术研究探讨,使作品具有延续性、文化内涵、多样性,不懈追求建筑空间的艺术性。

2作品浅读——苏州博物馆新馆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场地位置十分特殊,该地块被贝老称为“圣地”,在这一地块上设计博物馆是“人生最重要的挑战”,“在这里设计博物馆很难很难,既要有传统的东西,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的东西就是要运用传统的元素,让人感到很协调、很舒服;创新的东西就是要运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让人感到很好看,有吸引力,因为时代是在发展的”。

该地块东邻太平天国忠王府,北为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南与苏州民俗博物馆以及狮子林隔路相望。与厚重的历史沉淀、传统经典的园林瑰宝比肩相邻,如何解决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衔接和过渡问题,如何在这特定的场地上培植属于这块土壤的现代建筑,如何处理与古域、与基地周围环境尤其是忠王府与拙政园的关系,并在此前提下,设计出有创新性和标志性的建筑,是“世界级”的难题。最终按照“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思路,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把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环境协调统一。

先生在整个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新馆与忠王府、拙政园等相邻周围环境的关系,承袭了苏州民居粉墙黛瓦的基本元素,运用母体重现,协调色彩统一,保留了与临近建筑的统一色彩,塑造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的苏州民居风格。考虑到周围建筑的高度,博物馆新馆建筑采用地下一层、地面一层为主的结构方式,主体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6m之内;中央大厅和西部展厅安排了局部二层,高度16m。做到“不高,不大,不突出”,目的都是为了融合。博物馆不会与苏州的传统风貌比高低,而是融入古城风貌,它无论在高度、色彩、体量、风格上都与古典园林相得益彰。最终形成的效果是北面拙政园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释。

2.1空间布局

新馆建筑群坐北朝南,主要分成三个区:中心部分是八口处、大厅和博物馆花园;而西部为展区;东部为现代美术画廊、教育设施、茶水服务以及行政管理功能等,该部分还将成为与忠王府连接的实际通道。这种以中轴线对称的东、中、西三路布局,和东侧的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衬,十分和谐。从对特定环境的分析开始,结合各种因素,寻找既具有说服力又有表现力的答案,是先生在布局中反映出的一贯思想;具体体现在布局苏州博物馆新馆时有以下两点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是东低西高建筑布置中的构思。好的构思必然是在建筑的外在要求与内在要求之中寻找答案,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外在要求就是“不高不大、不突出”,内在要求就是自身的内容与功能要求及建筑形象的塑造与展现。面对这两方面的要求,仅从“不高不大、不突出”为立足点,除了地下一层外,建筑地面全部一层在用地上是放得下的(东展区现代艺术展厅是按先生要求下加出来的,如果把它改为特展区,庭院空间都不需缩小),但他似乎从没这样考虑过。因为从第一轮方案、中间的多次调整到最终的实施设计,这局部二层的构思从未变过。贝先生的思路中,在满足与周围空间、尺度等的协调及尽量避免对忠王府、拙政园视觉影响的前提下,建筑依然是需要有一定高度的。这对高度的坚持,除了有建筑轮廓线的理由外,笔者认为这主要缘于先生对建筑标志性的追求。那么剩下的就是这局部二层做多大,放在何处及放什么展品最合适(因为这局部二层在人的心理上是有特殊性的)的问题。做多大?当然是尽量小。放在何处?贝先生的结论是放在西侧,对此我们立刻想到的是避开对忠王府与拙政园的视觉影响。而事实上由于西侧临城市道路齐门路,也是贝先生追求标志性的最佳位置。这种一举两得是在方案的多次调整中从未改变的原因。那么放什么展品呢?贝先生在此安排了苏州“明代四大家”(唐伯虎、文征明、沈周、仇英)的书画展厅。这显然是最合适的安排。一方面一些巨幅中堂挂轴需要相当的空间高度,独立设在二层可不受其他空间的高度牵制;另一方面,它们是苏博新馆内容相对丰富、又最具地域人文价值的藏品。

其次,是南北向空间布局背后的思想。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基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北是拙政园西园,东是忠王府(苏州博物馆老馆),南是传统街道的东北街及东北街河,西为城市道路齐门路。就基地条件而言,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出入口放在西侧还是南侧(即东西布局还是南北布局)是可选择的。但事实上东西布局存在着明显的优点。由于出入口在城市道路齐

门路上,并有较宽的展开面,其优点一是便于设置广场,比南北布局更易组织车流和人流及解决停车问题:二是由于有较为舒展的广场,建筑形象更易处理:三是可避免与去忠王府、拙政园的游客人流交杂、混行;四是作为一个新建筑可回避南北布局带来的建筑出入口与忠王府出入口紧邻并置易产生的形象冲突。而南北布局相比之下唯一可以成为优点的是与传统的营建模式相一致。从中我们看到,先生的思想中把建筑与其所处的物质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放在了最高的位置,其它因素均应为之让路,而南北布局的缺陷可以通过构思的“独到”来克服。

先生的设计一方面是大门朝南开,前临街、河,后筑园林,这种与苏州典型传统建筑布局一致的做法,从而楔入地域的建筑文化。另一方面是中轴线南端与东北街河锚固,北端指向拙政园。主庭园与拙政园西园隔墙呼应,水脉相通,既有文化之源延续之意,又弥补了原水系冗长且无结尾的缺陷,使得苏州博物馆新馆

“恰如其分”地楔人到环境脉络中。同时,为博物馆设计了前院,由此形成了围墙与大门的传统形式,并以此保证了东北街传统街道空间的形式和尺度。同时前院把人流引入,减少了对东北街的影响。在把东北街改为步行街后,车流问题也解决了。

2.2空间组合

空间与功能、空间与内容、空间与光及空间中人的移动,这些都是空间设计时要统筹考虑的因素。而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中试图把这一切与吴文化的建筑空间精神统一起来,使得新馆的空间与以往的建筑有了本质的不同。

2.2.1是“园林式”的空间组织。园林式的空间组织是以建筑平面铺开、廊道串连为基础,室内外空间作为整体,视线设计作为核心的一套设计手法。贝先生所设计的博物馆,早期的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近期如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扩建等,均有一个相当体量、空间变化丰富的共享空间作为博物馆的空间标志与交通枢纽,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对展厅空间的组织。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先生放弃了他驾轻就熟的手法,试图探索一条地域化的空间路线。参观者进大门过前院,首先进入中央大厅,大厅南北东西四个方位,往南看是入口方向,博物馆的门楼框出一幅苏州老街河巷的画面,往北看是与拙政园一墙之隔的主庭园及对围墙后面的想象,东西两个方位是平面对称的长廊,视觉的终点东面是室外的“紫藤院”,西面是室内的“荷花落水庭”。主庭院东、南、西三面由新馆建筑相围,北面与拙政园相邻,大约占新馆面积的1/5空间,主庭院是一座在古典园林元素基础上,精心打造出的创意山水园,由铺满鹅卵石的池塘、片石假山、直曲小桥、八角凉亭、竹林等组成,既不同于苏州传统园林,又不脱离中国人文气息和神韵。山水园隔北墙衔接拙政园之补园,水景始于北墙西北角,仿佛由拙政园西引水而出:北墙之下为独创的片石假山。一辈子创新的大师,不愿步前人后尘,他不采用传统的太湖石只因传统假山艺术已无法超过,独创的片石假山,别具一格融合巧妙,清晰轮廓剪影效果,新旧园景笔断意连,“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实为大师之笔。

通过长廊空间的不同处理及长廊终点视觉内容的差异,巧妙地明确了流线的主次。沿着视线往前走,空间或收或放,视线或通或阻,引导着你继续向前。有节制的窗景往往出现在视觉通道上,散落着的小院与自然光影时而出现,强化着我们熟悉的空间感受。面对以展品、展览空间为主角的博物馆,就像当年创造性地把波特曼的“共享空间”移植到东馆一样,贝先生大胆地把“园林式”的空间移植到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博物馆空间形态。与东馆不同的是,东馆为人们提供了博物馆新的空间感受,而新馆则实现了与地域文化的对接;凡来博物馆看展览的观众均添了一份逛园林的心境。

2.2.2室内空间组织中的匠心独到。在中央大厅,有意控制着它适当的尺寸,四面通透,八方玲珑(大厅为八边形,小边开菱形景窗),加上收缩升起的采光顶,使得大厅揉合了传统与现代,现代感的造型中透着明显地域建筑的空间精神。在配合茶室设置的紫藤院休息空间,着力营造静态空间特征,结合着重点展现动态特征的竖向交通构筑——荷花落水庭,动静结合,一张一弛,意味深远。

2.2.3展厅设计的难点在于对空间与展品关系的把握。如何保证展品成为空间的主角,但又不失去空间的自我,在苏州博物馆的策略是从展品中寻找空间的自我。展区设有“吴地遗珍”、“吴塔国宝”、“吴中风雅”、“吴门书画”这4个富有苏州地方特色的系列常设展览。其中位于地下一层的“吴地遗珍”系列包括史前陶器、玉器等主题展窒。地面一层的“吴塔国宝”系列包括虎丘云岩寺塔佛教文物和瑞光寺塔佛教文物两个主题展室等。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展厅空间的尺度与性格是配合展品的大小和内容对应地设计的,先生认为:“苏州博物馆的收藏以小件工艺品为特色,……建筑比例应该与陈列物品相称”。在建筑临近竣工时,又把最大的展厅一分为三,分别展出文房四宝、工艺品和竹木牙雕,使展厅区别于我们熟悉的大尺度空间,显得亲切、小巧,屋顶处理类似双坡顶,采用钢结构暴露,暗含体现传统木屋架形式及色彩的地方化处理,使文物类展厅犹置身私家宅院,具有“像在家里观赏古珍”般的亲切与轻松。而针对展品的内容、地位,在展厅的位置及空间的性格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同时,展示布局重点突出,有中心、有序列的布置,针对苏州博物馆的两件镇馆之宝——虎丘塔和瑞光塔塔心室发现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碗与北宋真珠舍利宝幢,为此设计了“塔形”(八边形)平面的永久性展厅,位于最显眼且人流必经之处,展品置于“塔心”;是视觉触及的首要位置,并且在空间对比、灯光组织和室内装饰烘托上,进行艺术化处理,进一步对“镇馆之宝”进行了艺术的展示升华。而对于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展厅,根据内容不同,空间呈现出不同现代感的几何形体空间,通过室内空间的组织和艺术化的装饰处理,达到了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有力地提升了展示效果。

2.2.4通过廊道来组织空间,并刻意强调廊道的空间感,以及它对于总体布局的组织、衔接和串联,极好地体现了对建筑空间地域性的追求。在苏州园林或民居中,走廊一侧(或两侧)是开敞的,敞向园林或庭院。开敞性是廊的基本属性。但是博物馆中,尤其是展区组织展厅的走廊,这样设计是有待商榷的。常规设计上,沿着走廊一侧排列开来的展厅敞向走廊,廊的另一侧几乎是封闭的墙。这样做符合博物馆的主题,规定了人们的视线。但仅仅如此,廊就只是使用功能上的交通道而失去了自我。在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巧妙地把廊敞向天空,既使廊获得了一定的开敞感,配合顶部两坡形式的木色遮光条,又让人获得了似曾相识又新颖独特的空间感受。木色遮光条传达着传统的信息,控制着光照的进入量,并形成了变动的光影,最终形成光影斑驳、变化自然的走廊,既显现出一条清晰的交通道,满足了功能

上的切实需要,又通过艺术上的处理,丰富了走廊的概念,使廊道结合光影、生动自然,充满了盎然生机。

2.3建筑造型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造型,在现代几何造型中体现了构图完整、形式素雅、错落有致的江南特色,深灰色石材的屋面和墙体边饰与白墙相配,清新典雅,端庄大方。屋顶面上一种被称为“中国黑”的花岗石取代了传统的灰瓦,黑中带灰的“中国黑”淋了雨是黑色的,太阳一照,颜色变浅灰色,为粉墙黛瓦的江南建筑符号增加了新的建筑内涵。大面积的玻璃天棚与黑石屋顶相互映衬,以现代开放式钢结构取代传统的木梁和木椽构架,而复古的木作构架在现代玻璃屋顶和金属遮阳片衬托下,成为一种怀旧的装饰。这种现代几何构架与苏州古典建筑形式的创新组合,传递着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营造和谐相融的情景。整个建筑用非传统的形式体现了传统的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找了一条新路,通过建筑群落的造型,结合场地、水景、园林共同营造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象。

细观这一座新馆建筑以现代钢结构替代苏州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材料,由几何形态构成的坡顶,既传承了苏州城内古建筑纵横交叉的斜坡屋顶,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充分体现了“让光线来做设计”的理念。屋顶的立体几何形天窗和其下的斜坡屋面形成的一个折角,呈现出优美的立体造型效果,不仅在视觉造型上令人赏心悦目,而且在功能上也使得自然光线透过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交织的光影,进入到博物馆的活动区和展区,既满足功能需要,又延续了苏州传统建筑的木质梁架结构,同时,在新馆设计中采用了钢结构,再用优质木材为钢结构镶边、包装,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信息,又可确保整座建筑永不变形,永不虫蛀。

2.3.1屋顶形体构思。在传统建筑中,屋顶是建筑造型的重要内容,在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中也不例外。屋顶的设计,灵感源于苏州传统坡顶景观的飞檐翘角与细致入微的建筑细部,又重新诠释演变成新的几何效果。建筑构造采用玻璃、开放式钢结构,特别是玻璃屋顶与石屋顶的设计,以现代开放式钢结构、木作涂料的顶棚系统取代传统木梁木椽架构屋面,广泛使用金属遮阳片和怀旧木作构架,控制和过滤太阳光线,使自然光进入活动区域和博物馆展区,为参观者提供心旷神怡的视觉导向;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建筑的屋面造型样式,而且解决了传统建筑在采光方面的实用型难题。几何形体组织起来的深灰色坡顶,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屋面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在传统建筑中出现在照壁等墙面上的方砖45。拼贴的手法,这种借用改变了传统屋面的形象却又有与传统相联系,同时,也与苏博新馆室内的地面铺装形成呼应,天地合一,匠心独到。

新馆屋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屋脊错落形成采光高窗的双坡顶,构成新馆屋顶的基本形态。通过这些屋顶形成了与古域建筑肌理尺度相协调的总基调。二是两层高的中央大厅与“明四家”书画厅的屋顶,与传统建筑强调整体面貌而不突出单体个性不同,在形成建筑群体风格的同时,试图强调建筑的标志性,而屋顶形体是塑造建筑形体的主要手段。从这组两层高的屋顶形体上,可以看到需要协调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要有一定的高度;二是体量不能太大:三是形象要有个性。因而设计中,中央大厅与书画厅的高度一度达到16.9m和16.5m(后被分别调整为15.3m和16m)。而造型上却没有沿用一层屋顶仿传统坡顶的思路,设计了几何形体切割升起的造型,从而减小体量并形成独特的个性形象。由于主人口不在城市道路上,先生显然很希望在城市道路上有一个标志性的形象。因此,对书画厅的一对屋顶(靠近城市道路齐门路)有意识地进行了拔高强调;当然对这组屋顶形体还有更深一层的构思,那就是把中央大厅的造型刻意地“重复”书画厅的造型,以此强调这一标志性形象。当人们进入博物馆大门时,由远观而获得的意象,再次获得了“确认”与强调。

2.3.2墙体设计思想。新馆色调采用传统的粉墙黛瓦,白色粉墙是新馆的主色调,但以灰色花岗岩取代千篇一律的灰色小青瓦坡顶和窗框,统一的色彩纹理也融合苏州传统的城市机理,但用颜色更为均匀的深灰色石材做屋面和墙体边饰,勾勒白色墙面是墙体的主要形象特征。东方和西方艺术上的差异,前者强调对“线”的审美,后者突出对“体”的表现,无论是书法、绘画还是雕塑,东方艺术无不表现出这种“线”的审美特征,孪泽厚先生称之为“线的艺术”。建筑也一样,单体的檐、脊、柱、架(木屋架)和群体平面铺开的线型串联组织,均强调了“线”而不是“体”这一特征。先生没受缚于传统的建筑型制,而是抓住了这一艺术精神。对墙体的如此处理,我们可以想象到先生是在诸如像传统绘画那样的白描和勾勒,或者干脆就是在白纸上进行抽象的书法和壁画书写。尽管在传统建筑中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形象,但我们对此没有陌生感;同时这种对墙面的划分又不是随意的,对大墙面的划分起到了减少建筑体量感的效果;墙上部的再划分完成了墙面与屋顶的过渡:对洞口的勾勒突出了洞口的画框感;而对墙转角延伸至屋顶的勾勒,则强调了墙与顶的连续性。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了解到苏州博物馆新馆造型中展现的鲜明形体特征和富有表现力的建筑形象,但这些是怎么得来的呢?进一步说,在建筑造型“线”的特征背后还有一个明晰的“体”的特征。先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依然把建筑作为体块来处理,或者说是把“体”与“线”结合了起来。如果把中国传统建筑墙体与屋顶的关系看成是加法(叠加的关系)的话,先生的形体处理是减法,是把建筑看作一个体块进行切割,这是他常用的手法,但以往这样的切割通常是二维的(如东馆等),而在苏州博物馆新馆却是三维的。因而墙面与屋面乃至升起的顶部造型是整体的、连续的、具有体积感的。先生在苏州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想要一个完全苏式的灰瓦飞檐,我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来替代,发展建筑的体量……我就让墙爬上了屋顶”。这番话让我们悟到了很多东西:先生的建筑中,墙与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整体,而“线”除了自我表现外,在这里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

2.4庭院与园林

庭院往往是苏州传统建筑的要件,园林则是当地旺族家宅或重要建筑的一部分,它们整体构成了苏州建筑文化的特征。因而苏州博物馆新馆是不能没有庭园的。那么什么样的园林才是适合苏州博物馆呢?先生认为,博物馆的近邻狮子林中的湖石假山已做到极致,现在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叠石高手,新馆如果再用传统的造园手法,难以达到狮子林假山的效果。所以他必须创新,设计了一个主庭院和若干小内庭院,布局精巧,令馆建筑与创新园艺互相依托,中轴线上北部庭院最为独到,透过大堂玻璃可一睹江南水景特色,庭院隔北墙衔接拙政园之补园,新旧园景相融,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结合了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博物馆置于院

落之间且与其周围环境非常协调。因而别出心裁将传统石砌假山变成一种意向的假山,“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在庭院粉墙前以石片营造了一幅匠心独具的壮观的中国山水画。

园中的竹林,都是贝老亲自爬山选树,从树的冠幅、树形、高矮、自然属性等等方面综合考虑,听取园林专家的意见进行选苗;根据对总体效果的把握,审时度势地进行园林布局。植物放弃了传统园林追求的层次性和丰富性,突出了单株的观赏,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园林的现代感,过于稠密、规整的竹林、株行,重新进行梳理,做到疏密有变化,具有自然形态,要能透过竹林隐约看到西部建筑的门洞,让游客知道对面还有展馆,并且,当人们走过竹林,既能听到清风吹拂竹叶的“沙沙声”,同时,又能感受到光线将树枝投影到白墙上,形成一幅淡妆素描、变化多端的传统水墨画。假山是园林中重要且最难处理的部分,既不能复古(没有新意),又不能做成现代雕塑(没有文脉),因此,在构思上取意于传统山水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白墙为纸的“贝氏假山”。水池在造园中其池岸形态和池岸处理是关键,在新馆园林的处理上,采用了对传统的蜿蜒曲折形态进行提炼,与白墙进行直接的衔接,力图呈现新地域特色的简明现代感和哲学感。亭的形象脱胎于传统,而进行了换骨,钢骨架的支撑体系加上玻璃顶,使亭有了新的形象和空间效果。而横贯水面的桥,对于传统的“曲折蜿蜒”,进行适当加长和简化,以突显增加景观层次的作用,并表达造园所追求的“人在景中走,景在人心留”的思想。通过结合观景台的进一步独立,把造园的“动观与静观”,即桥的动观与台的静观,明确地区分出来:达到突出了景观的主题——以白壁为绘假山的中心思想。通过树、竹、山、桥、亭等多元素造园要素的营造,从视觉、触觉、听觉等多方位强化园林对建筑整体的提升。在西方,建筑与园林在精神上往往是分离的,而在中国,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室内外空间的相互渗透,几千年追求的一直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建筑与园林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因此,如果说香山饭店的设计在思维上是“中西合壁”的话,那么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上,贝老的思路可以说是较全面地切换到了“中式思维”。由此,庭与园作为新馆整体的一部分,也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而,也就有了园林(主园)、有了入口前院、紫藤院、宋画斋院、荷花落水庭,及分布在各处的“无名”小院。

苏州博物馆新馆是必须要有主园的,因为它是先生另一种形式的“共享空间”。在此,有必要了解一下新馆的创作过程。从我们见到的第一轮方案至最终的实施方案,新馆的建筑有着一些局部的调整,而主园的变化非常之大。如何设计一个既具有现代感,又具有苏州地域特色的园林,一直是设计师苦苦思索的问题。最终,先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保留传统园林的构成要件及要件的组合方式,对各要件自身的形式进行创新,再通过对新构件的重新打散组合,创造出新的经典。对于构成苏州园林的要件,童隽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他把“圜”字拆而解之,“‘口者围墙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为池。‘衣,在前似石似树。,墙、亭、池、石、树这些要件在最终的实施方案上一个不少地被用上了,而对于要件的组织方式如流线、视线、对景等的组织,动与静、虚与实、大与小等对比呼应的手法,均认真进行了运用。正因为他牢牢把握住苏州园林的内在精神,使得在对园林各要素进行创新时,既能使主园呈现出时代的面貌,同时,又为传统的园林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的博物馆庭院、展区,在园林造景设计上摆脱了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思路。为每个园寻求新的导向和主题,把传统园林风景设计的精髓不断挖掘提炼并形成未来中国园林发展的方向之一。

从一开始对传统园林摹拟中的求变求新,到抓住精神内核后的大胆创新,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前进一步,都要研究一下中国文化和苏州的传统:”主园的设计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贝先生的修为和睿智。也许,我们无法用更多的言语来赞叹先生的创意,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评价这座新馆园林的真正意义,但有如方振宁先生在他的博客上所说:“苏州有那么多园林,……可是到了现代,苏州没有一座新园。……苏州博物馆新馆,就是现代苏州唯一的新园。”这或许就是苏州博物馆新馆园林的价值所在。

3结语

先生说过,“我企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他专注于在特定的环境中寻找令人意想不到、富于表现力且又非常合理的答案,并且总能够成功。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是中国人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在贝老的设计中多次出现:凭心而论,作为一个建筑群,在这样一个特殊地点,其“外观”是很难甚至没有必要给人“惊喜”的。但笔者认为,苏州博物馆新馆给了我们一个“惊喜”的“内观”。可以说他是深刻分析了苏州传统建筑的环境脉络、空间精髓、建筑与园林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把它们作为设计新馆这一现代建筑的精神土壤,献给了我们一个跨越历史的时代建筑。

同济大学著名学者阮仪三说道,“贝先生的这个建筑,很好地理解了中国建筑中的苏州特色,又有现代建筑的技巧,这是一个与苏州古城肌理相结合又个性鲜明的建筑,与周围的建筑是一种对话,非常协调,所谓‘和而不同,就是这样的境界,我认为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案例,是可以进我们教科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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