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三高”“剩女”的婚恋困境研究——以电视剧《大女当嫁》为例

王蕾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2010年4月3日，一部聚焦当代都市大龄“剩女”婚恋困惑的25集现实题材电视剧《大女当嫁》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节日仅开播三日，就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了观众共鸣，尤其是引起了都市“剩女”们的强烈共鸣，创下了收视新高。该剧以独特的视角和轻松幽默的表现方式，把一位大龄女教师姜大雁迫于社会、家庭压力寻找婚姻的故事与当代都市大龄“剩女”爱情婚姻难觅的社会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都市“剩女”的热烈讨论。

这部电视剧看似写的是女性话题，实则涵盖了对当今社会男性择偶标准的一种反思。其实，无论中国社会如何进步，现代都市男女骨子里仍然遵循着传统“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受“择偶梯度效应”的影响，从而造成“优女”和“劣男”过剩的社会问题。本文将从当代都市大龄“剩女”婚恋难的角度探讨形成这一社会问题的深层历史和文化因素。男剩女时代来临”。虽然“剩女”一说已屡见不鲜，但学术界尚未对此概念有一明确界定。教育部于2007年8月公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其中“剩女”的释义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都市大龄女青年，她们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女性成功的象征群体。①余姝:《〈我愿意〉:讲述一个“剩女”时代》，载《出版人》2009年第12期。“剩女”同时又被称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或“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还被称为“3S女人”: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20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些称呼都是这一群体的代名词。

“剩女”群体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过去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柔弱状态，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男性权力主导的体系霸权，体现了女性在社会经济领域地位的提升。因此，“剩女”现象是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女性逐步摆脱对男性依附关系的表现。“作为一类在社会生产中己经得到解放了的女性，剩女在客观上符合社会对女性提升的要求，而这种

一、中国都市“剩女”概念的界定及现状

近些年，“剩女”这个词汇常常出现于网络和传统媒体中，以至有媒介称:“剩女”时代到来了!2006年5月26日，中国经济网在头版头条报道“剩要求也符合女性对自身建构的诉求。”①左雪松、夏道玉:《建构女性与女性建构:建构主义视阈中“剩女”危机引发的社会学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5期。然而，“剩女”这一概念单从字面理解是“被剩下来的”，因而作家陈彤称其为“反动词汇”。因为它把女性作为男人的妻子之外的所有价值都给抹煞了。②陈曦:《剩女是个“反动词汇”》，《现代快报》，2009－12－27。在和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剩女又叫“败犬”。这说法源自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的散文集《败犬的远吠》，再经电影《败犬女王》传播而广为扩散。该说法认定年过30的未婚女性，无论事业上多有成就、在职场多叱咤风云，只要未婚就是人生战场上的一只败犬。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剩男”，“剩女”承受更大的压力，也更容易遭遇心理危机;因为她们年过28岁就算“剩”了，而男性可以被容忍到35岁甚至更大。③余姝:《〈我愿意〉:讲述一个“剩女”时代》。

有学者曾在1997年就预测:随着社会逐步发展，中国一些现代化大都市的大龄未婚青年比例将出现迅速上升趋势。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女性的比例更高。④谭琳:《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载《人口研究》1997年第7期。如今，事实验证了预测。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5年数据看，1997－2005年，30－34岁未婚女性比率激增，从1.2%上升到3.4%。这种现象说明当今社会女性晚婚已成趋势，未婚女性比率激增，显然又从数据上支持了当今“剩女”现象。另外，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资料显示:大龄未婚女性主要集中在城镇，占30－44岁全部未婚女性的72.1%。⑤宁鸿:《“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载《理论界》2008年第12期。“剩女”现象在中国几个一线城市尤为严重，据2005年的资料显示，北京的“剩女”人数多达30万，而在上海则高达43万人。⑥郭芳、孙晓青《情剩问题》，载《小康》2009年第2期。此后，这一数字一直在攀升。到2009年，相关数据显示，北京的“剩女”已突破了50万，而这仅仅是保守数据。据《海峡时报》一篇文章称北京“剩女”数量已达80万，创世界之最;靠近香港的深圳也一直流传着男女比例1∶7的说法。⑦李占军:《走出剩女危机》，载《女性天地》2006年第5期。来自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资料显示:在香港15周岁以上的人口中，单身的女性约占女性总人口的43%，人数超过134万，其中多数是高学历、高收入未婚女性。⑦李占军:《走出剩女危机》，载《女性天地》2006年第5期。

由此可见，单身的潮流迅速在各大城市蔓延，并演化成一种社会焦点现象。各类媒体纷纷对“剩女”现象进行报道和分析，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专家学者则从多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为什么这些可称为精英的女性会被“剩下”呢?是她们自主选择“单身”还是无奈接受“被剩”?她们又承受着怎样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二、“剩女”“被剩”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众所周知，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是家庭，而使家庭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家庭和婚姻的结构、形式、功能及道德观都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就会有性质不同的家庭和婚姻。⑧曲文勇、刘平:《浅析“剩女”现象的社会成因》，载《社科纵横》2009年第3期。德国的社会学家穆勒把婚姻动机总结为三种:经济动机、子女动机和感情动机，其重要程度随时代的变迁而变更。(10)宁鸿:《“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载《理论界》2008年第12期。在生产力落后的前工业社会，经济动机是婚姻缔结的首要因素，俗语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女性的一生被封闭在家庭中，没有经济来源，婚姻是她们唯一体面的出路，也是她们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所以张爱玲说她们是“女结婚员”。当经济发展出现了私有制，社会形成了个人产权观念，生育后代便成为婚姻生活的重要意义。而在现代社会，由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人价值观的兴起，感情便当仁不让地成为婚姻的主题。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形容个体在社会中所享有和占据的各类有形及无形的资源潜能。笔者以为，如果借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认为当今的“剩女”们自身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如良好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这些强有力的物质和精神保障，使她们能够不再屈服于经济的、子女的动机走入婚姻，而是为感情去寻觅自己的伴侣;如果没有合意的，她们“宁缺毋滥”。因此，“剩女”之所以能或者说是无奈地徘徊在“围城”之外，与她们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密切关系。

第三，在西方，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上，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因而“单身”也成为女性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享受于其中。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宣扬“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平等意识。几十年来，实现了经济独立的中国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步入21世纪后更有一些女性将单身视为一个潮流。

第四，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女性的适婚年龄一般比男性要短。“剩女”们往往学历高，受教育时间较长，就业后又因工作的压力、激烈的竞争以及对事业的追求无暇顾及个人感情问题，从而错过了最佳婚恋年龄和择偶时机，以致于孑然一身，被迫进入“剩女”行列。

然而，大龄“剩女”们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观念和现实的矛盾:男人40未婚、事业有成是“钻石王老五”，而女人30未婚、事业有成便是“败犬”。电视剧《大女当嫁》中短短几个镜头就展示出当代大龄男女的一个残酷的差距——女人年过28岁就被定义为“剩”，而男性可以被容忍到35岁;大龄的成功男性更愿意找年轻貌美的小姑娘而非年龄相当的“剩女”。同时，她们还遭遇着无法言说的尴尬:作为“剩女”，常被人理解为是“被男人挑剩的女人”，认为她们一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真正主观上愿意选择单身生活的女性很少，即便这些高龄“剩女”群体实质上也普遍具有婚嫁的意愿，其中大多数是迫不得已地接受单身的现状，因为她们找不到结婚的另一半。正如《大女当嫁》中女主角所言:“女人越老越沉，像我这岁数的，就像是一个硕大的铅球，扔出去没人敢接，都怕被砸着了”，从而道出无数“剩女”的心声。

那么，是什么样的“怪圈”导致这些女性中的优质群体被婚姻所冷落?撩开神秘的面纱，这个“怪圈”就是“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模式。

三、“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与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严格的性别等级规范，如“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性别秩序，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在家庭生活中，男子承担着养家的责任:女子无需养家，除了温柔贤美、照顾老幼外，不需要有多高的才能，此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性别文化孕育了“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身高、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以及个人综合能力等等。对于中国这种传统的择偶观念，笔者认为可以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择偶梯度”理论来解释。

Comparison of Wind Load Calculation for China Transmission Codes LI Minsheng,WANG Zhenhua(89)

“择偶梯度”理论是西方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择偶梯度”指的是男女两性在择偶的时候，男性更倾向于向“低”处找，即他们会挑选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女性，为的是能够依据自身的优势掌控家庭内部的领导权;而女性则往往倾向于向“高”处找，她们大多要求男方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及经济收入高过自己，为的是能有个依靠，以消除自身不安全感。这种“男往下、女往上”的两性择偶标准的差异，必然在择偶互动博弈中形成社会学中常提及的“错位配对法则”。

举例说明，如果我们根据男女两性各自的社会阶层、职业地位和薪金收入的差异，将他(她)们分为A、B、C、D从高至低的四大类，然后再依据“择偶梯度”理论将他们配对，则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婚姻模式——A男配B女、B男配C女、C男配D女，最后被“剩”下来的就是站在金字塔尖的A女以及各方面素质低劣的D男。③杨超:《“剩女”现象产生原因的理性分析与感性思考》，载《佳木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而A女跟D男因差异太大，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因此，这样的配对法则形成了一个“梭型”的婚配阶层结构。在梭型结构中，男性知识水平略高于女性的“错位配对”为稳定结构，以致于高端的女性和低端的男性在婚姻问题上双双“落选”。

这正如同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方鸿渐之父所言:“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这种根据社会学“择偶梯度”理论而形成的婚恋“错位配对法则”直到今天仍深深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因此，“剩女”们基本上集中于女性群体的顶层，而“剩男”则大多集中于男性群体的下层。于是，社会中能跟大龄优质“剩女”们配对的只剩下了大龄的“低端”男性，而这两者基本不在同一个社会层次和文化水准上，压根没有匹配的可能性，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中A女D男的婚恋缺位。就如电视剧《大女当家》中的姜大雁，她是大学教师，有思想有学历，具备丰富的经历和人格魅力，将女人的感性与教师的智慧矛盾却又和谐地集于一身，折射出独特个性魅力。而她的一个相亲对象却是老实本分、文化层次较低又过于务实的出租车司机，因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可以产生交集的共同点，最后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我们按照社会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认为，婚恋择偶是一种两性之间交换资源的行为。因为男女双方都会在全面衡量、评估对方和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的基础上，依据自身在这场交易中的主要目的来决定是不是选择对方作为配偶。①易松国:《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如《大女当嫁》中姜大雁交往的对象之一，“利益男”方泉收入稳定，但其结婚目的竟然是“单位有出国名额，结了婚的可以去北欧，未婚的只能去亚非拉。我想去欧洲”。另一个“凤凰男”彭坦条件看上去相当不错:留洋博士、银行高层，但却是个精于算计的自私的男权主义者，他与姜大雁的交往也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同时，社会交换理论还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她)们之所以被某个特定的对象所吸引，通常是取决于对方所能提供的资源。对方某一资源如果不够，则需要更多地提供另一资源作为补偿。男女交换的目的有很大差异，男性往往非常看重女方的外在条件，如长相和年龄;而女性则更看重对方的保障性条件，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个人能力以及对方的内在特质(如家庭责任心和感情忠诚度等)。因此，传统择偶观念格外强调“门当户对”和“郎才女貌”。在“门当户对”(社会阶级、经济地位、家庭等资源交换对等)的基础上，男往低、女往高找。婚姻可以形成人们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出身低微的女性可以用她的美貌、年轻、持家能力等来换取男性的家世、事业成就、经济能力和向上流动的潜力;而男性则通过这种资源的交换得到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满足他大男人的虚荣心。如是，中国的传统婚姻无论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上来看，男性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女性一直依附于男性。

如上所述，这种代代相传的“男高女低”婚配模式和“男强女弱”择偶观造成了社会对男女两性的角色期待以及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而这种差异与家庭中角色分工的社会性别差异规范是一致的:男性选择妻子时重视的是妻子承担家庭角色的能力和自然属性，女性选择丈夫时重视的是丈夫承担社会角色的能力和社会属性。

因而，女性不需要通过事业的成功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才能、学识、学历、职业和收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持家能力和美貌。而男性则不然，事业永远排第一位，事业成功是衡量男性能力的标志。这种两性角色期待差异人为地造成女性作为人的价值与作为女人的价值分离，而男人作为人的价值和男人的价值则是一致的。时至今日，这种择偶观仍然影响大多数男性的择偶行为:“贤妻良母”一直是当代社会的男性心目中理想的“佳偶”标准，“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是男人择偶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男性因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在择偶时有着绝对优势;女性一直处于被男性挑选、依附于男性的境地，这其实是一种择偶权的不平等。

四、两性择偶权不平等与“婚姻结构性失调”

“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婚恋观和择偶模式的产生，与男女不平等、父权思想以及“男尊女卑”思想密切相关。因此，“剩女”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父权思想和性别等级制度在作崇。

“剩女”们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个人能力强，拥有一定的才干和学识，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些属性如果放在男性身上，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婚配对象。然而不幸的是，它们不仅没为剩女“增色”，反而成为爱情婚姻的障碍，使她们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在“男强女弱”的婚配模式中，婚姻里的男人必须强过女人，而“剩女”因其自身太优秀给男人带来了压迫感，对男人的自尊心、大男子主义心态构成了一种威胁，使男性对她们敬而远之、退避三舍。比如在电视剧《大女当嫁》中扮演姜大雁最终选择的“真命天子”的男演员于小伟就坦言不敢娶“剩女”。他说自己是无法和“剩女”谈婚论嫁的，“‘剩女’一般都性格强势，很有主见，实际生活中很难相处的。我不会选。”这个观点忠实地体现了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男性的真实想法。其实，男性们不敢选择“剩女”实在缘于维护男人的自尊心，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一种“男尊女卑”心理的折射。

与此同时，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历来低下，她们必须依靠男性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所以传统“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根深蒂固。不仅仅是男性，很多女性甚至是“剩女”们自身头脑中也潜藏着这种观念。尽管“剩女”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接受了现代文明，但她们毕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建构，她们中很多人仍然坚持传统的婚配模式，思想中仍有很严重的“男强女弱”、“男大女小”、“门当户对”等观念。在中国，绝大多数大龄女性都不愿找比自己小的男人，就如电视剧《大女当嫁》中的姜大雁，她虽然已经34岁了，仍不愿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正如她反问她父亲:“我给你领回一个20多岁的，你放心吗?”

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剩女”们脑海中传统的“男强女弱”的择偶观念，并未随着都市的现代化进程而消褪，却反而因其自身复杂的事业及情感经历等原因被强化，并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她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滋生寻求男人保护的心理，对比自己“弱”的男人不放心，不甘心委屈求全下嫁给各方面差于自己的男性。这种观念严重限制了她们择偶时的选择空间。从父辈角度来看，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使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因而城市家庭对女孩的教育投入和成才期待与男孩是一样的，九成以上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方式趋于男性化。然而，一旦谈婚论嫁，女方父母又总想为女儿找个依靠，而所受的高等教育则成为她向“高处”流动的资本。男方的父母也因传统夫权意识希望女方的学历、薪水低一档次。由此可见，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不一定能让其在各领域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比如“剩女”们在婚恋方面的失意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剩女”作为社会中的优质群体，其自我所建构的婚姻理想与社会所建构的婚姻事实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裂隙。

由此，传统“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导致了不同层面的“婚姻挤压”。我们前面提过，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择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男女两性在婚姻市场中进行资源交换的选择行为。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是指达到婚龄期的女性和男性全部择偶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人们对婚姻配偶的需求与供给关系。①M.A.Lamanna，A.Riedmann.Marriages and families:Making choices and facing changes.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1991.婚姻挤压，是指婚姻市场上由于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在同期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导致一部分女性或者男性不能如愿按传统期望或标准来择偶的社会现象。②易松国:《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如果从性别上划分，婚姻挤压可以分为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婚姻挤压。假如婚姻市场中单身男性的供给大于需求，就出现男性相对过剩及女性相对短缺的现象，这种情形就是男性婚姻挤压;反过来，假如婚姻市场中单身女性的供给大于需求，则出现女性相对过剩和男性相对短缺的现象，这就被称为女性婚姻挤压。③陈友华:《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第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旦社会中出现了婚姻挤压问题，将导致某一性别群体数量过剩，造成婚姻困难，从而形成“婚姻结构性失调”。

然而，如果单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角度去考量，由于男女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中国社会的人口总体上是男性过剩，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因此，中国目前的婚姻挤压现状应当呈现为男性婚姻挤压，即在婚姻市场中男性的供给大于需求，男性处于劣势地位。那么，理论上就不应出现和存在所谓“剩女”现象。为何现实情况却是相反?因而，笔者认为，“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模式以及由其所导致的“错位配对法则”，就是导致当今社会“婚姻结构性失调”的根本原因。。

在优质素的婚姻缺位的A女中，能够与其匹配的优秀男或超级优秀男原本就属于稀缺资源，即便有，因受社会中“男高女低”传统婚配模式影响，他们多数也不想选择A女，情愿选B、C、D，甚至E女，从而导致婚姻市场上优等女性的婚姻挤压。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D男由于自身条件不佳，被各层次女性淘汰出列，并且由于整体女性资源的稀缺而无法婚配。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本应处于男性婚姻挤压，却因为大量“剩女”的出现而形成了“婚姻结构性失调”。而在男性群体中，A男凭自身优越条件，借“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观念赋予他的优势，在婚姻市场极度受宠爱，D男则遭受着排斥和冷落。因此，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单身男性竞争力差距拉大。在道德层面，存在部分占据优势资源的男性“‘多吃多占’，‘婚姻挤压’现状不容乐观”①《中国社会性别资源分配不均优势男性“多吃多占”》，《羊城晚报》，2008－07－11.。

五、“剩女”婚恋的困窘:从“择偶自由”到“自由择偶”路有多远?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实现了由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模式的转变。社会环境日益包容，人们观念日益开放，两性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无论中国社会如何现代化，无论大城市如何与世界接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范畴的婚配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变化。中国传统的婚恋择偶文化已深深植根于社会传统和文化习俗之中，并内化为人们的标准和态度，从而使得这种两性不平等的中国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男女的择偶观。

人们在现代社会享有了充分的自由选择权，然而“剩女”们却发现其所拥有的只是“择偶自由”权而非“自由择偶”权。“择偶自由”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结不结婚、跟什么人结婚以及何时结婚，拥有择偶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即享有婚姻自由;“自由择偶”是指一个人能够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挑选喜欢的人为结婚对象。择偶自由是自由择偶的前提条件，而自由择偶则是择偶自由的终极目标。可是在现实社会中，拥有择偶自由的人却未必能够自由择偶，这是由于婚姻行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择偶是件异常复杂的、受客观规律支配制约的过程。②潘允康:《论自由择偶》，载《青年研究》2002年第5期。

产生这种悖论的缘由在于:文明社会的法制只能让人们获得选择的权利，却不能规约法律范围之外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效应。当代都市中的“剩女”的确有择偶、结婚的自由，法律允许她们做出各种选择;然而这个所谓的“自由”承诺，却在传统择偶婚配观念以及城市现代性的双重作用下显得苍白乏力。中国传统“男高女低”的择偶婚配观念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制约着、阻碍着“剩女”们对美好爱情婚姻的想往。因而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事，女性选择谁做自己的伴侣，更多地会受到风俗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由自己的意志和喜好所决定。无论是古时候的佳人还是当今的“剩女”，都不能跳出文化传统的框框来挑选配偶。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所言:“恋爱是个人的，而婚姻是社会的。”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婚恋困境中，许多“剩女”开始怀疑自我奋斗的价值，置疑自己的人生道路，认为是自身条件太好制约了自己的选择，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和无法言说的困窘。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律师谈及自己作为“剩女”的感受:“我是‘剩女’但我还坚持着，不是清高脱俗，是怕上一秒钟嫁给‘委曲求全’，下一秒钟就碰见了‘真命天子’。……然而36岁生日那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条死路，回头想退回去，又发现回去那扇门已经关死。”最后她发出无限感慨:“难道女人的胜负，真的必须取决于男人?再不怎样的女人，有了男人就是抬头挺胸的胜犬，没有男人就必须垂头丧气、乖乖贴上败犬的标签吗?”④李占军:《走出剩女危机》。

笔者以为，“剩女”现象并非仅仅是一些优秀单身女性因自身原因找不到理想配偶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大龄女性群体婚恋困难的问题，“剩女”现象的产生有更深层的社会动因。它是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婚恋观与现代择偶观念交织、城市变迁及社会结构变更等多种因素交错作用中出现的。也就是说，“剩女”现象是在传统婚恋观束缚下的现代化都市中产生的，“剩女”婚恋的困窘实质上是社会的进步与观念的固守、经济的独立与择偶的传统之间的一场博弈。经济在高速发展，社会在飞快变化，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加剧，社会价值文化观日趋多元化，而人们脑海中陈腐守旧的择偶观念却停滞不前。因而，转型时期文化和观念意识的重建必然经历断裂、混乱而产生矛盾，如今“剩女”现象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对下一代年轻女性产生着影响。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较强，对女性来说婚姻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选择之一。因而“剩女”群体择偶困难的现状给她们及整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并进而使她们难以产生相应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以致影响到她们的生活质量和事业发展。另外，从社会层面上看，“剩女”问题将导致女性单身比例及婚龄的提升。如果问题进一步严重，将对生育、家庭和社会稳定产生一定影响，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然而目前，我们对于当代大龄“剩女”婚恋的困窘，只能用一个字概括——难。

因此，“剩女”问题不是制定一个政策、执行一项制度就能解决的。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社会中“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变革婚姻家庭关系中“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并且要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模式，使女性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真正的提高，并凭借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在择偶中和男性处于同等的地位。在多元化的进步社会中，“剩女”现象应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包容。

电视剧《大女当嫁》“为了爱情一直在等”的主题打动了很多怀揣这样的理想(或者曾经怀揣这样的理想)的人。“剩女”们被“剩”下往往是由于对爱情的追求。她们渴望找到真爱，不想缔结没有感情的婚姻。剧中姜大雁的做法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支持。令人欣慰的是，《大女当嫁》并未遵循社会通常对大龄“剩女”的刻板印象将姜大雁塑造成一个怨妇或性格古怪的人，而是充分表现了她的阳光、乐观、真诚以及对真爱的坚持。透过文本，《大女当嫁》向女性观众传达出这样的理念:无论什么时候追求真爱，都不奢侈。最后，电视剧以一个温暖的结局给了大龄“剩女”们追求爱情的勇气、信心和希望:集风度、责任心于一体的“完美男”程闯终于闯入姜大雁的视野，以其宽容与忍让“终结”了这位“剩女”对婚姻的等待，两人幸福牵手。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真实生活中的“剩女”远没有如此幸运，她们有机会捡到“完美男”的概率等于零。即便侥幸遇见了，依然有个很大的问题横亘在二人眼前:谁跟谁走?要么大雁辞职去西部扎根;要么程闯来京当“北漂”;要么两人长年分居两地。这个问题犹如那背道而驰的两道铁轨一样，深深的距离难以跨越，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大雁不可能从北京到甘肃某个小县城去生活;而程闯，在一开始他就说了不可能来北京工作。面对男女主人公即将来临的困境，电视剧适时地戛然而止。因为貌似完美的结局背后，其实仍然是无穷无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