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李祖佩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的政策实践效果，村民自治政策在村庄政治运作中的运作逻辑等方面；其次是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学者们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作为透视村庄社会基础和理解村庄政治的重要切口和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1-5]；第三，村庄治理研究，通过上访、水利等事件或钉子户、乡村混混等参与主体为切入点，分析当前村庄治理困境，进而对基层政治展开反思[6-7]。

样本地区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两类疾病患者在调查前一年的医疗服务费用情况见图1和图2。以下分析分别以调查前2周内门诊就诊的自付费用对数值以及调查前一年患者住院次均自付费用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人口经济学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医疗机构层次、住院押金支出和住院天数等为解释变量，拟合门诊、住院自付费用的半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并按样本中被调查者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四分位数，将被调查者划分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其中，门诊就诊观察275例糖尿病患者；住院方面为65例糖尿病患者。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从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角度展开的研究不够充分，笔者认为村庄政治是一个整体，内部包括了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等多重面向。对村庄政治运作逻辑的理解和归纳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村庄政治及其多重面向。第二，已有研究多侧重于静态的类型学考察，缺乏动态的变迁机制研究；第三，从村级组织即体制内精英所掌握的资源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资源的来源、存在样态等方面的变迁如何影响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进而对村庄权力结构和村级治理带来何种影响，至今仍少有人涉猎。从资源角度切入，透视当资源来源、存在样态以及维系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时，村庄政治诸面向发生如何变化，对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的研究侧重于单方面的静态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扩展。

基于此，本文通过一个村庄征地前后的政治运作逻辑的考察，发现在村庄内部先后存在集体经济和土地征收款这两种资源时，村庄政治运作呈现不同的逻辑。文章将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政治称为吸纳型村庄政治，而将征地后的村庄政治成为求援型村庄政治。前者以多元均衡权力结构、各种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和良性运行的村庄治理等为主要特点；后者以一元权力结构、体制内精英主导村庄政治、村级组织悬浮等为主要特点。通过对村庄政治的整体考察，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土地征收的基层政治影响。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201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某城郊村Y村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沿用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经验本位的研究路径，在长期驻村调查、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访谈对象涉及乡村干部等精英以及普通农户等村庄各层次村民[注]本次调研同组的包括郭亮博士、袁松博士、龚春霞博士、秦晓健博士以及陈颀、杜圆圆等，文章观点是大家集体讨论的结果，在此表示感谢。。

二、田野概况

Y村现有人口1906人，土地在册面积1755亩，实际2300多亩，2008年，按照开发区统一规划，Y村共804亩被征。全村11个村民小组。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现距离市区只十分钟车程。

Y村由宋湾、万湾、梁畈、方湾四个自然湾组成，每个湾子的名称代表了湾子主要的姓氏构成，万姓、梁姓为Y村两大主要姓氏。同一姓氏属同一宗族，随着人数的增多，内部又分为若干房头，一个房头以血缘关系中的五代(五服)为主要边界。以梁姓为例，分南房、北房、漕房、豆腐房、农房等五房，且各房根据祖上(具体为第几代不详)职业命名。万姓始祖第二代生三子，分大房、二房、幺房。大房中途败落，分散到其他地方，二房虽也在村，但人数不足100人，幺房成为万湾万姓的主要房支。同时人丁兴旺，幺房下又分为七个小房，且小五房人数为最多[注]下文将万姓幺房分支称为小五房、小四房，以便做区分。。房头力量切割了宗族势力，村庄中红白喜事等公共事务均以房头为基本单位展开。房头成为Y村村民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8]。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管理与质量管理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多个方面的，为了让项目的质量以及施工进度得到保障，必须多方面进行协调，让企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后。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强化，必然要从各个环节入手，让各个环节的负责人员对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以及进度管理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将施工目标进行科学的分解，从而对施工内容以及分工进行更为合理的分配，让其得到落实，最终让施工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

因为asinα+bsinβ>csinγ、asinα+csinγ>bsinβ、bsinβ+csinγ>asinα，所以P3P1=2asinα，P1P2=2bsinβ，P2P3=2csinγ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连组成△P1P2P3.

征地之后，土地收益提成是按照地方政府规定，土地虽然存在与村庄，但获益渠道却不在村庄内部，村级组织利益空间脱离村庄。而集体经济消失之后，村级治权弱化，体制内精英亦无力实现权力稳定，而为实现权力稳定满足自利性需求，村庄政治运作逻辑随之发生变化，笔者将征地之后村庄政治归纳为求援型村庄政治。

在打工经济背影下，该村并不是人财物外流的空壳村，村民生活面向指向村庄内部，同时，以房头为行动和认同单位的村庄社会性质，为活跃的村庄政治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自1980年代末现任书记万轩照上台以后，体制内精英构成相当稳定，为我们“在场式”地理解村庄政治运作提供可能，同时也为我们在其他变量(比如村领导人性格、权力格局变化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长时段考察资源这一变量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Y村在2008年征地之前，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集体砖厂。征地之后，村里面的砖厂被列为重污染企业而被强制拆除，随后砖厂占的200亩地被征，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征地时每亩8500元的提成。村庄政治也就随着砖厂被拆和征地开始而发生了变化。

三、吸纳型村庄政治：村庄存在集体经济时期的政治类型

所谓吸纳型村庄政治是指村级组织通过组织、制度、人情、利益等手段将村庄政治中的反对派吸收进可以控制的政治轨道上来，同时争取中间派，从而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的政治运作类型。吸纳型村庄政治的主体是村级组织，对象是反对派和中间派，其中尤以反对派为主。故而对吸纳型村庄政治的解读从村庄中的反对派说起。

我们一下子还没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孟，看看萍萍，萍萍就又补充了一句，她说：“当他需要我的时候。”

(一)反对派的构成

笔者所说的反对派是指在村庄社会中存在的因为不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而结合起来形成的派性，产生不满的原因可能是利益分配不均或对村干部治理方式存在异议等。中间派是指在村庄事务和村庄政治生活中持“骑墙”态度，相时而动，并没有明确的派性归属。派性是指根据特定社会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性与派系不同，贺雪峰曾分析了台湾选举和中国大陆农村选举，指出派性和派系在组织机制、行动逻辑方面存在的不同。派系是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内部有明确分工和利益分配层级，而派性并不具备稳定性，村民可以根据利益分配变化而选择不同派性[9]。

村庄中存在集体经济，在经营或承包过程中产生利益分配不均，从而为反对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根据Y村的经验来看，村庄中的反对派主要产生与村庄选举和砖厂承包初期。

案例一：1985年现任书记万轩照(时任村副书记)被查出与当时妇女主任有不正当关系，万轩照被撤职，误以为书记万晓仁陷害，从此与万晓仁结下了仇怨。1988年春将砖厂承包给私人经营。当年冬天换届选举时，万轩照以万晓仁将砖厂承包给自家房头的弟弟为由，宣扬其任人唯亲，同时借助自己侄女婿是副镇长的支持，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挤掉万晓仁做了书记。同时撕毁了万晓仁在任时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

求援即请求援助，求援型村庄政治即指村干部为实现村庄政治和利益空间稳定，通过各种方式向外部寻求力量支援的政治运作模式。这里的外部指地方基层政府和外出精英。在这种模式中，随着村干部向外寻求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原来村社内部支持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村庄反对派无法相抗衡的，从而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一元独大的局面，村级组织实现利益空间稳固不需要面对村庄，逐渐悬浮与村庄之上，村级治理亦陷入困境之中。

案例二：1994—1995年，万闽顺、梁清稳等8人集资15万元承包，由于几个人销路广，砖厂很快扭亏为盈。村里看砖厂盈利，1994年底宣布将之前五年一包变为一年一承包。万闽顺等人到镇里上访，当时彭书记批评了村里做法，后来村里改为两年一包，将万顺民等人的合同延长一年。1995年年底万闽顺等人提出继续承包，承包费逐年增加并许诺给村里修建小学，被万轩照否决。

迈凯伦720S的座椅舒适性极佳，在各个方向上均可调节。方向盘布局简洁，未设有任何按钮—对于一款跑车而言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720S沿袭了其品牌独有的赛车基因，驾驶者可在竞速过程中根据指示灯的变化获取当前的转速和车速信息。当然，以此向朋友们炫耀这款座驾的与众不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车载娱乐系统和宽屏的组合同样带来不错的日常实用性。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特点，以及交通控制的未来发展为方向，可集合管理部门优势对各种设备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可进行包括旅行时间预测、交通流特性分析、出行规律分析等，还可展开相应的研究和控制策略的实现，既能提高现有信号控制的效果，还能适应未来交通增量情况下的交通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