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规训与逆规训——张之洞与首义前的湖北新军

李 翔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身体的规训与逆规训
——张之洞与首义前的湖北新军

李 翔

（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甲午战后，清政府意图以新军身体作为突破口，重新塑造军人的肢体与精神。张之洞等领命编练新军的地方大吏，其练兵侧重点与清廷的宏观规划没有完全吻合。伴随文武两类科举制的废弃及儒学至尊地位的坍塌，以往军人遵行并约定俗成的纲常礼仪随之松动，儒学对国人身体的控驭出现连片漏洞。愈来愈多的湖北新军官兵把国运的衰颓，归之于“异种”的统治，“反满”革命话语被越来越多的新军革命党人所接受。张之洞想利用儒学塑造“保国”、“保种”、“保教”的“圣门学生”般的湖北新军，就与时代脉搏难以合拍，其构想最终只能沦为一厢情愿。

张之洞；湖北新军；身体；规训；儒学；革命风潮

本文从身体史角度重新检视张之洞与湖北新军，通过分析张之洞与革命力量对湖北新军规训与逆规训的较量，来了解身体的生物性操练与文化性成分的添加及其结果，让原来以政治、经济或阶级斗争等作为聚焦的分析，能够添加以身体作为考究的视野，以便从新的视角了解清末历史斑斓的面相。儒家将人的身体视为实践价值规范的场域。张之洞对湖北新军身体的规训，主要包括：一要用以礼学为核心的儒家秩序规范约束新军的精神及言行；二要导入西方先进兵学知识，操练新军肢体，强劲其筋骨，以提振战斗力。本文身体含义，既包涵人的肢体（肉体），也包涵人的思维（心灵、精神），将身体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结为一体，加以综合分析。

一、清末危机与新军身体规训的背景因素

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大清国门后，伴随国力日益衰颓，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心头。儒学在拯救国势方面的无力，在西方文化面前表现得落伍与疲弊，加之统治者是被革命党人视作异族的满族权贵，这就使以文化的同一为政权认同标准这一准则，逐步向新标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倾斜。这一观念的转变，使得统治阶层不能不从软硬两手去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以应对因儒学权威的流失而导致的信仰认同困境。

1895年，清政府败于移植西方文化有成的日本，令有识的士大夫阵痛不已，引发他们对儒学建构起来的统治秩序的深层反思。对强大武力的诉求，成为社会精英的共识。中国传统的文治社会逐渐退场，起点就是这一年新军的编练。清王朝对编练新军及调教新军身体的重视，源自一些权臣的提议。他们呼吁在全国加快建立训练有素的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兴办军事学堂，重建国防[1]37。

最早意识到有必要重塑军人身体结构的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他们“对于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所显示的效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普军身体结构的变化，也是福柯论述的样板。18世纪中期，在腓特烈二世军威大振之后，全欧洲都竞相效仿普鲁士对军人身体的操练。按照普鲁士1743年军事条例的规定，军人从武器贴脚持立、握枪，到射击，都有明确的步骤规定[3]174。这种对军人肉体姿势的细密规训，要义就是使身体娴熟于枪械的操作与使用，使肢体的任何部位都不会闲置或无用。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全身都应调动起来，支持所要求的动作，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战斗力。

在普鲁士对军人身体细密规训制度化一个半世纪之后，在身体被调教得井井有条的矮个子的日本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终于体认到对军人身体规训的紧迫感和极度重要性。清王朝在生存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得不准许张、袁模仿德、日陆军建制、操典，编练新军。张袁二人希望改造新军的身体，使军队脱胎换骨。在这种思维引领以及整个时局处于局促不安、不能不有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新军的身体开始成为各方试图直接干预的对象。

但是，清廷作为国家机器的中心枢纽，并不是站在主动的立场来进行这项改造军人身体的工程。这种必须援引正在崩解中的国家权威来达到改变军人的身体，进而达到改变皇朝落后面貌的作为，可能使规训的效果大打折扣。若再加上革命大潮的澎湃起伏，君权与将权之间的此消彼长，满汉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族积怨，以及“爱清朝”与“爱中国”、“汉族”“满族”与“中华民族”在新军头脑中的不同反馈，这场试图以改造军人身体来达到维系清政府生机命脉的工程，自然变得异常复杂与充满变数[4]35。

更重要的是，日后两支力量最为强大的新军编练负责人张之洞、袁世凯，他们欣赏羡慕的主要是德军与日军官兵肢体操练的无比娴熟，以为只要湖北新军、北洋新军官兵的肢体能如德日官兵的肢体一般规训有方，也会生发如同德日两军那样的战斗力。张、袁没有领悟到，德日两军战斗激情与活力的唤起，除了与军事变革有直接关联，更与两国的政治刷新密不可分。即使感受到日本军人强大的向心力，但张之洞的“体用观”说明[5]1052～1053，他没有洞彻大清王朝的政治弊病。德日两军的战斗技巧和意志，不仅是肢体生物性操练的结果，更是两国官兵精神规训的产物。清政府面临的尖锐的统治危机和民族矛盾，在德日两国都没有出现。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德皇与日皇，对两国官兵都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大清国因为不断的被动挨打及振作无方，统治者的尊严也一点点地流逝。单纯的肢体规训，尽管可以使官兵的有形动作规范化，但难以使官兵的心灵像德日两国的军队那样全神贯注于国是与民命，战斗力的生发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二、清政府对新军身体规训的宏观策划

清政府编练新军，出发点是把新军身体组装成一部效忠大清国的新型机器。大清王朝对统治危机深有感触，它既要预防新军中民族（种族）革命思潮的萌发，又要提防张、袁借助新军编练而尾大不掉。因此，除了从指挥体制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张、袁对新军的调度权能之外；利用各种途径，强化对新军精神的规训与操控，自然是首选之法。1903年，清政府设练兵处，统管新军编练；各省设督练处，分管各省练兵事宜。1906年，设陆军部军学司统一全军操练。

为能如意操控新军身体，清廷饬令：各地新军教育，首重“忠国”、“爱民”。各地新军设听令公所，选择时机把将领集合一处，分类讲训；再由受训将领分头教育所部士兵，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各义，编为四言文字，刊发至基层部队，以使兵丁熟读背诵[1]43～45。为便于记忆，清廷指令将应读条规编成歌曲或简单问答，如《劝兵歌》、《简明军律行军歌》、《枪件问答》，规定日后抽查以歌曲、问答为准绳[1]149～150。为使官兵形象领会“国家”含义，清王朝还仿照西方，制定绘有龙和太阳的国旗，各支新军不再悬挂统帅姓氏旗。

从以上对新军精神的规训来看，清政府似乎既迎合了国际潮流，又兼顾了中国图腾崇拜的传统模式。国旗的出现及其绘制的图案，将西方民族国家的韵味与中国龙的崇拜相结合，将“国家”观念清晰地、具体地转化为“清国”，从而间接地时刻提醒官兵“爱国”即等于“爱清”。高高在上的“龙”似乎还告诉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军，既不能丢弃对龙的化身“君主”的顶礼膜拜，也不要忘记“清国”的满族君主就是汉人脑海中现世的“龙”。这样一来，清政府规训新军的目标立刻明晰起来，“爱清”、“忠君”即是其奥妙所在。

此外，“国旗”的升起与“帅旗”的降落，既是与中国古代军队传统旗帜的诀别，可能更与慈禧约束张、袁等汉族实力派的意图相吻合。新军编练权交给地方督抚，尤其是汉族督抚，对于统治日显衰颓的清政府而言，这种境况不啻潜伏着巨大危机。汉族大吏也异常警觉清廷的猜忌，早在1898年张之洞即致函总署：“洞在鄂，止能言鄂，议练鄂兵则可，全国军务不敢置议。”[6]2138尽管有张这般表态，清政府仍旧非常在意对新军精神的控驭，以使“忠君”、“爱清”、“崇儒”等目标，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军身体。这样，“帅旗”的降落可能隐含着淡化和矮化那些受命编练新军的地方督抚的用意。而清廷的这一举动表面迎合了国旗高擎、军权归于中央的国际趋势，名正言顺，似乎一举多得。

清政府还要求新军专门辟出时间进行精神教育及讲话，接受“军歌”、“圣谕广训”等宣教。中央颁发的思想控驭素材，既有利于皇权加固的文字，如“圣谕广训”、“忠国”、“忠君”等内容；又有利于强化官长权力的材料，如“亲上”与“死长”；还有强化儒学正统地位，以及寄望由文化认同而伴生的对满清政权认同的资料，如“崇儒”、“爱清”。

“忠君”、“忠国”、“亲上”、“死长”、“崇儒”、“爱清”是清政府对新军思想操控的纲领，反映了满族权贵对新军身体规训的整体规划。但是，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上述编练纲领逐一背离了清政府的希冀。例如，从甲午战争至八国联军侵华，再到清末立宪，清政府统治危机越聚越深。科举制的废止，不仅使“崇儒”愿望成为泡影，而且由儒学意识形态所支撑的“忠君”、“爱清”、“忠国”也随之摇动。更要命的是，因受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由革命党人启蒙的民族革命思潮，很大程度上是汉民族的种族革命思潮。种族革命强大的动员力量，使得“爱国”等于“爱清”的说教遇到巨大挑战与难堪。伴随统治危机的激化与不可纾解，清政权的正当性及合法性越来越被稀释，反过来又促使革命风潮更加如火如荼。在革命大起之际，君权已被解构。君权的倾塌与政权的衰落，又给编练新军的汉族大员以可乘之机。比如袁世凯，正好利用来自中央的“亲上”、“死长”的宣教，在北洋新军中建构起对自己的忠崇[7]28～29。这样，君权的下降刺激了将权的上升，将权的上升又进一步侵蚀着君权的根基。

除了北洋新军身体的操控被有意识地与满清政府的宏观规划背道而驰，湖北新军身体的规训也经历着事与愿违的变化过程。

三、张之洞与湖北新军的身体型塑

1896年1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南京调回湖广总督本任，将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中的护军前营带到湖北，以此为样本编练新军，“教习洋操，以开风气”[5]1175。湖北新军与自强军组建模式相同，指导原则亦可见于1895年底张之洞为急练自强军而呈递的奏议《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此外，张1902年专门针对湖北新军的奏议《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1904年编发的《军歌》，也是考察其练兵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

例如，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有丝分裂保证了遗传信息在亲代和子代细胞中的一致性”的重要概念，根据课标要求，需要开展“制作和观察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简易装片或观察其永久装片”的实验，这个实验能否达成预期效果的关键在于学生能否从视野中辨别出有丝分裂各时期的典型图像，并能正确读图。这一问题正是该实验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为此，利用数字化显微镜观察技术，同步呈现不同学生所观察到的正确典型图像与错误图像，也可利用教师的智能手机的拍摄功能，同步传输、呈现学生观察到的典型图像，为学生创造丰富的观察学习情境。由于这些图像来自学生，更易吸引学生的观察、分析与讨论，从而有效支撑学生生成抽象概念。

张之洞募兵思路包括：招募对象多为能识字的18－24岁青年，肢体强健，行动敏捷；有一定物质基础；有能够养家的职业手艺；没有触犯过刑律，有官方或绅士出具的保结；最好来自同一地区[5]1506～1509。这件奏折反映出，张之洞募兵，着重对新军身体生物属性、经济属性、法律属性的评比与筛选，强调从时空上约束新军身体的来源，以便临事时展开对新军身体去向的查究。但是，章折中找不到对新兵政治属性，尤其对清政府效忠的察选文字。

募勇之后，怎样用西法练兵呢？张之洞以体用哲学表述了其建军思想：“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至于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军之用也。凡事必具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5]1053“此七者”的核心是唯武器论。而要使武器的杀伤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张之洞主要考虑的还是新军肢体的操练。湖北新军采用西法，加入各式操法、阵法，改变了清军以往单纯的体力训练和刀矛弓箭等传统习武内容。

1904年，为传达练兵处指示，张之洞模仿袁世凯北洋新军练兵歌诀，编写《军歌》，其中第二段也题为《大帅练兵歌》。北洋新军《大帅练兵歌》由该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翰林徐世昌编写。他选择普鲁士军歌曲调为《大帅练兵歌》填词。这首普鲁士军歌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由袁世凯聘请的德国教官传入中国，非常适合队伍行进时齐唱。《大帅练兵歌》标题威武醒目，除为张之洞借用，还被日后各派军阀借用。张“大帅”与袁“大帅”一样，填词将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忠君”、“恤民”、“亲上”、“敬长”各义，以及枪械使用方式、条令军纪，竞相纳入歌曲之中[8]4266。儒学尊奉的纲常礼仪也体现在歌词之中，以便新军官兵牢记圣人告诫。此外，武器使用方法在歌词里被简明扼要地加以说明。这一切既和当时编练新军以德为师有关，也符合袁、张对新军身体规训突出肢体操练的构想。

张、袁两位“大帅”的练兵歌潜伏着更多的值得深入挖掘的底蕴：仅将歌名做一对比，就能领悟许多新信息。原歌名《德皇威廉练兵曲》，引入国内后更名为《大帅练兵歌》，“帅”竟然取代了“皇”！徐世昌与袁世凯私人关系密切，他取的歌名不仅没有使用“吾皇”、“光绪皇帝”之类突出皇权的文字，反而采用“大帅”这一题名。在清政府督令升起国旗，降落帅旗，强化中央集权之时，练兵歌烙上“大帅”而不是“吾皇”纹记，已与满族权贵的练兵宗旨背道而驰。“大帅”这一称号，既威武又张扬，日后称雄的武人无不纷纷采用。特别是在复辟帝制已不可能的背景下，“大帅”成为武人加冕的耀眼头衔。作为文人出身的张之洞，或许是感于“大帅”的阳刚之气，正好借此歌作为推力，与北洋新军相竞争，以便将湖北新军型塑为“忠君”、“忠国”、“亲上”、“敬长”的模范之师。

除了忠君规训，按照清廷指导，湖北军歌还联系中外兴衰史例，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看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8]4267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的抱负：他看到了国人肢体的柔弱，所以一向对新军肢体操练用力甚多，经常检阅新军[9]3874。张也洞察全国人心涣散的危害，体会到日本战胜大清国的最大力量——人心的划一。为此，张希望能找到感发新军官兵忠君爱国、奋勇自强、团结一心的钥匙。

如何才能凝聚湖北新军的身心，达到保国强兵的目标呢？坚持“中体西用”论的儒臣张之洞，开列的药方自然是儒学。张的命运与清王朝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练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强固个人的权力，还有对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关怀的意义。“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保孔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8]4267，张之洞想要塑造出，肢体上熟练掌握了西方现代军事技巧，思想上却又用中国传统儒学浸泡的“圣门学生”。他心目中理想的湖北新军应是文武合一、身心合一、意志强劲、信奉尊崇儒学的军队。

《军歌》还展现了张之洞维护清朝政权，主张国内各民族团结一心的用意：

可能正是针对湖北新军革命的风生水起，张之洞版《军歌》第一段首先述说清政府的深仁厚泽，然后从地理上辨析满族的发祥地在古代经书上即有标注，且离统治中心直隶并不遥远。这样，将统治者的仁政、与古代汉族经书的牵连、地理位置并非边陲等汇聚到一起，从心理与地理的融合，来论证满族统治中华大地的合理与合法。单单这些，似乎还不能够阻遏消弭革命思潮，《军歌》进一步阐释：满族高层厚待新军，官兵应该思恩图报。张之洞最后祭起民族团结以抵御外侮的大旗，提出汉满蒙等都是黄种，蒙古新疆与关内同属一家，只要各民族齐心协力，外国侵略者即难撼中华[8]4265～4266。

张之洞的上述推演既有合理之处，更有悖论所在：

在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威相互照应的观点底下，张的汉族意识融合在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意识之中，即承认一统天下的满族天子的正统地位。张1898年刊布的《劝学篇》和1904年编撰的《军歌》，前后观念一致，都诠释“保国”、“保种”、“保教”之论。张之所以要超越汉族中心意识，并将清代文治武功与历代对比[13]9709～9715，目的是为清室辩护，以消解湖北新军中的汉族革命党人“反满”念头及行为。

但上列辩护词在现实面前总是被清政府的乖张举措击打得体无完肤。1907年，慈禧收束张的权力，令其入京。张不无犹豫，曾“两辞军机，……而又七奉电旨敦促来京，乃犹逗留鄂中，徘徊不发”（《京事小言》，（申报）1907年9月10日），以致言官奏参疆臣抗旨。或许，张之洞刊行《劝学篇》时，还对清廷再度中兴有较强的期许，无奈现实的败相与清廷的乖戾总是不断地戳破张的论证。在张已对清廷渐生不满之际，焉能有合理的辩护词去说服、规训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呢？况且张之洞的辩护词漏洞百出：其列举的清代政绩，近的尽管把谅山之战也开列进来[13]9713，但受限于缺少现实论据，只能主要地着墨于清王朝的过往兴盛时期。在时代大潮的拍击下，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指引下，愈来愈多的湖北新军官兵把国运的衰颓，归之于类似夷狄的满族权贵的统治，并把整个满族都归入到必须革除的异族之列。

除了思想教育与时代脱节，1905年废止科举制，同样对新军走向革命有助推之力。张之洞既要用纲常礼仪武装新军大脑，又深知科举制弊病。就是在他的提议下，科举制最终被废除。儒学在国人心目中考选人才的价值大打折扣，至尊地位轰然倒塌。

张之洞认为，自己宣扬的观念并不矛盾：忠君即爱国，爱国须忠君；要忠君爱国，必自强御侮。练兵动机决定了他要求将士具备以上品质。其对湖北新军身体的规训，在军事技巧上收到了明显效果。1905年，清政府派练兵大臣铁良检阅军队，湖北新军成绩最佳。在各地新军的几次秋操中，湖北新军的成绩均名列前茅。但仅有肢体操练，远不能决定湖北新军最后的归属。张难以明白的是，在儒学倾塌、时代脱序的大背景下，随着湖北新军文化水平的提高，官兵思想受西洋的影响反而越来越深。他想利用儒学塑造湖北新军，就与时代的脉搏难以合拍。受过革命启蒙教育的新军官兵越来越关心国家面临的问题，年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和激进学生进入军队后，在普通士兵中扩大他们的影响，并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特别是在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聚集地和革命策源地之后，留学生归国进入湖北军界，湖北新军身体的发展趋向，越来越朝着张之洞设计的反方向前行。

四、结语

张之洞想用儒学熏陶湖北新军的心灵，用德、日等国的练兵方式规范新军的肢体，形塑文武全才的儒士。但是，革命党人以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努力推动新的身体改造运动。政治立场相异的两派，一个想用儒家思想，把湖北新军的身体规训锻造成大清国的铜墙铁壁；另一个着力将革命理论植入官兵大脑，改造湖北新军，最终使其成为大清国的掘墓人。革命党人扎根湖北新军基层，组织兵士，发动新军，催生了武昌首义的壮举。首义的成功，映证了革命党人对湖北新军身体改造的成功。

[1]来新夏.北洋军阀：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41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0.

[3]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7.

[4]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6]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3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黄绍竑.五十回忆[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6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9]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5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0]李翔.“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J].南京社会科学，2008，（12）.

[11]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2]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12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K249

A

1001－4799（2012）03－0112－05

2011-12-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2YJC770033

李翔（1973-），男，湖北潜江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