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

叶晖 吴洪涛

摘 要：上世纪末以来，学术资本主义成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主要思潮之一。在此思潮影响下，大学的学术导向、教育理念、组织属性与管理模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并以知识为基点对大学的传统核心使命进行回顾与重审。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知识创造、知识养成、知识传播三个维度指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以此作为对学术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思与警醒。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使命；冲突；知识论

一、引言

上世纪末，一批美国学者提出了一组基于知识与经济新型关系的高等教育新概念，分别是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概念，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概念和享利·埃兹科维茨提出的大学—产业—政府互相合作的三螺旋概念。这些概念逐渐成为风靡欧美、遍及全球的高等教育新思潮。尽管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核心思想却是一致的：即信奉知识的资本化和主张大学的市场化。近年来，在这些思潮的指引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得以凸显，尤其是欧美的一批创业型大学更是积聚起了巨额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近年欧美各国却不断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甚至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一向以高福利和良好社会治安著称的北欧国家也频现极端暴力事件。由此我们开始反思：大学是否真的有效履行了自己服务社会的使命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大学仅仅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却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一条格言——“人不仅仅是靠面包活着”，那么大学就没有真正履行起自己的职责。[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以知识论为视角阐述学术资本主义思潮与大学核心使命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这样一个观点。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论解读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对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定义是：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2]从知识的视角来分析学术资本主义，我们认为知识经济社会是学术资本主义生成的时代背景，国家是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幕后推手。

（一）学术资本主义是国家推动的应对全球化竞争的知识经济策略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世界向后工业政治经济过渡，国家间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大学作为技术科学的核心生产者，自然成为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以应对全球化竞争的首选，国家便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幕后推手。虽然各国推行学术资本主义政策的具体措施各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强调大学对于国家经济活动的效用，强调高等教育体制应以获取全球市场份额的国家策略为中心。于是，大学—产业—政府互为依靠的三螺旋模式成为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载体。在这一模式中，“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产业是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则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3]。

（二）学术资本主义是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市场导向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学术资本主义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与转化以市场需求为准绳，它强调的是知识的工具性和商业性。“在知识取向上，学术资本主义明显倾向于具有交易价值的知识，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它支持竞争和创业思维。”[4]“在市场导向原则下，学术资本主义推行‘谁付费，谁点唱，即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创造的学术成果归属于相关利益团体所有。”[5]“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时代的来临，它的兴起预示着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图景。”[6]

（三）学术资本主义是知识寻求新的资源依赖的路径选择

17世纪后期以来，大学与政府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为大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所需资源保障并维护大学学术自由的权力，同时大学要为国家生产、保护和传输民族文化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退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契约关系已趋于瓦解，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也都做出了重大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制定了按技术革新、知识产权管理和生产服务开发等职能划拨公共经费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经费从固定拨款转向特定目标，即符合使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目标，这意味着大学可以得到的非限制性的公共经费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1990年的联邦政府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的69％，1999年占比降至47％，2001年则再降至43％。在美国，1973年的同比为50％，到（20世纪）90年代则下降到33％。”[7]为了应对政府拨款的减少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大学不得不寻求替代性资源，开始通过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的行为来获取其他资源依赖。此时，产业部门寻求新技术的需求又同大学寻求新资源依赖的需求相互契合，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逻辑就在大学中赢得了“合法性”。

三、基于知识论的大学核心使命概述

“在如今，普通公众甚至连大学成员自己对大学的核心使命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感。现代大学持续扩大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承担更多责任的趋势，使得我们难以清晰地认识它众多的贡献，也难以就大学最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8]如今，谈论对知识的热爱和为学习而学习似乎开始变得不合时宜，教育变得必须是实践性的，研究则必须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东西，而且要快。但这些可以成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并能让它在21世纪稳固地站住脚吗？我们认为，长此以往，大学将面临失去巨大利益的风险，而这些利益是那些杰出的大学在以往所创造提供的，不仅仅是提供给他们的毕业生，也提供给整个社会。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必须坚守的核心使命呢？基于知识论的视角，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基础研究和创新性工作增进知识

通过基础研究寻求基本知识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使大学与其他机构区别开来，也把伟大的大学与一般的大学区别开来。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支配着我们社会、文化、政治、物质和自然世界的基本原理、潜在原则和规律获得全面而广泛的认识与理解。[9]驱动基础研究的主要动因是学者的好奇心，但它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带来的科学进步，就不会存在能推进应用研究和创造实际应用方法的基础知识，也就没有应用研究者可资利用的科学资本。基础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少能得到即时的直接应用，但如果我们能联想到凯恩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著作对20世纪历史进程的影响，就不会再怀疑通过基础研究和创新性工作来增进知识这一大学核心使命的重要性。

（二）通过通识教育扩展知识

通识教育思想最早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主张的“自由教育”。伴随工业革命，红衣主教纽曼极力倡导博雅教育，主张培养博学多才、行为优雅之人。现代以来，由马修·阿诺德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思想影响广泛，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成为这方面的典范。通识教育是不同于专业教育的知识价值取向。通识教育思想认为：专业教育可能会使学生成为一种有用的“机械”，却不能使他们成为个性和谐完满之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能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系列专业技能，而应该是一种为学生面对所生活的世界做准备的教育。通识教育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来增进自身有效思考的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创造与想象的能力，理解与沟通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如今，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唯一场所的地位正在被篡夺。各种工业实验室、研究中心、智囊团和咨询培训机构都已成为大学这一曾经的知识创造垄断者的有力竞争者。假如我们继续把职业培训作为大学的基本目的，当代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将会受到严重质疑。

（三）通过出版发布和公民教育传播知识

随着高等教育向所有阶级开放，知识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逐渐建立：掌握知识不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特权，知识受众日益普及化。这就为大学通过出版发布和公民教育来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条件。约翰·杜威曾说过：“除了法律意义上的管理之外，现代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是承载着公共责任的公立机构。教师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是一种公共功能，这种功能的行使代表着他们道德上的雇主——整体社会的利益。”[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不是为了大学，而是为公众而工作。学者除了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外，还有责任把基础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专门技术和经验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联合起来。例如，政治学者有责任为改进选举程序而进行的公共辩论和政策讨论作出贡献。环境学者有责任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制定政策应对全球变暖。经济学者有责任帮助政府设计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

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大学教师本应突破专业化的限制，面向社会服务公众。借用学者许纪霖对公共知识分子中“公共”的解释：“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物或重大问题。”[11]为此，大学有责任坚守自己的公共使命。

四、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分析：知识的视角

上文分别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的核心使命进行了阐述，可以认为二者间由于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别，它们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以下将从知识论的视角对此间隐含的价值冲突进行分析。

（一）知识创造的视角：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应用研究进入了教学科研人员的视野，它给高校和教师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一定程度缓解了高校的经费压力，高校教师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应用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走出了原来的崇尚单一基础理论研究的模式。”[12]学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现代大学理念寓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并积极拓展服务途径，而学术资本主义正好为之提供了机会。”[13]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盛行，大学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再是基础研究，而是应用研究，认为惟其如此，大学才能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接轨，才能在大学—产业—政府的合作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到资源，才能充分利用其学术资源来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夯实基础并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学术资本主义的获利原则才能得以体现，而一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与私营经济的紧密合作程度，特别是大学是否能以商业导向研究、专利许可等形式对新兴的技术型企业提供帮助或直接孵化出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但是我们认为大学顺应学术资本主义将重心转向应用研究将会违背大学的核心使命而最终走向误区，主要原因在于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公共物品属性存在本质上的误解。一般认为，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物品的最显著特征是非竞争性：即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他人的消费，因此公共物品的生产一旦交给市场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为这种生产行为往往并不一定产生收益，尤其是及时收益。基础研究是创造尚不为人们知道的新知识，一般没有明显的市场效益，因此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也就不能交由市场来支配生产。可以认为：“基础研究首先是一种公共利益，它的成果是零散和不可预测的，由此也就限制它从营利组织那里获得投资。”[14]通过对大学科研属性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的知识创造使命在于通过提供比市场自身能够保证的更多的基础研究来纠正市场的失灵。大学学术自由的保障和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支持大学开展基础研究，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像大学一样在自由的环境中客观地探究，而免受政治、社会、市场的压力。大学允许学者进行成功可能性较小的高风险研究，支持学者开展无限期却可能带来历史变革的基础研究。相反，如果大学致力于商业导向的应用研究，虽然会增加大学的收入，但客观上却减少了私人企业的类似研究，这等于由大学资助了本应由企业自己进行的研究。因为在经济上有明显利益可寻的科研项目，即使大学不去做，私人企业也肯定会做。因此，国家推行学术资本主义事实上会产生一种逐出效应，是对私人企业的一种变相资助。

（二）知识养成的视角：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大学是塑造文化公民身份和技术公民身份的关键机构，但随着大学与市场结盟，大学日益注重后者的养成，着力推行职业教育的理念，大学的文化教育功能不断受到忽视，通识教育地位日趋衰弱。普通公众也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找到好的职业做准备，甚至把通识教育作为他们不可企及的奢侈。举例而言，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关注的重点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教育和社会科学不断转移到职业课程和工科项目。“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学士学位的41％属于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到1998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3％；同期授予自然科学学位的比例下降了2％，授予教育学科学位的比例则直线下降了12％。与此相反，工科学士学位的比例上升了3％，而那些职业课程如商业、公共管理、建筑学和卫生医学专业则猛升了18％。20世纪末期，在美国大学和学院所授予的学士学位中，超过40％的学位属于职业专业学位，美国的本科教育俨然成了职业训练。”[15]“正如高等教育社会学家索斯坦·维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中所写：“人们用更商业的方式来组织和控制大学及其设备、人事和资源。大学被当作一个处理有销路的知识的商业机构，由博学的统帅所控制，并将其手段转换成最大可能的产出……大学将会最终成为学习的公司和处理标准化常识的的商业企业。”[16]

但我们始终认为，大学除了养成个人的技术公民身份外，更重要的是对其文化公民身份的养成，而这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达成。现如今，各种知识更新换代之快前所未有，各种技能也许在被人们充分掌握之前就已经落伍。因此，想在大学期间花费几年的时间为今后从事的职业一劳永逸地贮备知识与技能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同时，在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林立的今天，大学如果也仅把自己定位于高级职业养成所的话，那么大学存在的意义及合理性将受到普遍质疑。为此，我们不能拿职业培训的短期效益来代替通识教育的长期回报。大学应该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在那里我们可以安逸驻足，寻求自己想要的一切，而在生命中的其他时间里，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三）知识传播的视角：科学专利还是公共传播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作为享受国家资助的公共机构，其创造的成果理应属于公共物品。在政府支付大学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的情况下，学术人员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所创造的所有成果自然是归所有公民所有。但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尽管大学仍继续接受国家的公共补助，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但同时也接受产业部门和私人的资金投入。于是，大学、教师个人和合作方都有权从知识创造中获利，知识更多具有了私利性的特征，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受到冲击。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了《贝杜法案》，“该法案明确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内研究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了产生该发现的大学”[17]。《贝杜法案》以政府立法的形式对知识的私利性进行了确认，鼓励大学申请专利或将其转移给产业部门，以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其影响十分深远。

但知识的私利性和商业性必然会要求其具有保密性，从而引发一种具有危害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会严重阻碍大学通过出版发布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教育来传播其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也即阻碍大学公益性的发挥。这是因为参与商业活动的科学家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选择不公开信息，甚至在与同行进行讨论时也不透露一丝口风，以防止信息被窃取，直到他们的发现取得专利为止。[18]但是任何知识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几乎每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都表明科学家多么依赖同一或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信息的获得，无论这种信息是通过正式出版物还是偶然的非正式渠道来获得。所以我们认为知识的私利化会阻碍知识的有效传播，影响其公益性的发挥。

五、结语

目前，学术资本主义正方兴未艾，但作为关心高等教育未来的我们是否应该对此加以反思并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呢？大学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逻辑发展，它是否可能会降格为职业届、雇主和工业界的“奴婢”呢？前文已经分析过，随着知识生产者的多样化，大学如仅仅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自我防卫”，它将有被外部机构取代的危险，因为某些外部机构可能更有条件传授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企业大学”和“公司课堂”的飞速发展和卓有成效已经预示了这种趋势的可能性。

如果大学想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避免成为以技术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追随者，避免通过“卓越”的技术权威话语把自己定性为跨国官僚化公司，我们认为大学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为核心使命服务的行动上。为此，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大学不应屈从于一时的国家需求，它必须走自己的路，“坚守住高等教育的底线，遵循大学的逻辑，超越公司文化中的大学，走进知识社会中的大学，捍卫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与学术之魂，时时提防堕落为废墟中的大学”[19]。惟其如此，大学才能不辱使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而社会自身也将最终意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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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