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民权、民主”及其在当代社会管理中的实践价值

程又中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9）

“民生、民权、民主”及其在当代社会管理中的实践价值

程又中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9）

“民生、民权、民主”是人类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表现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民生、民权、民主”的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当代社会管理的环境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发展；社会分化与多元社会力量的兴起；利益表述需求及参与意识的急剧增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多元化的发展；社会流动性与开放程度的加深；社会矛盾及冲突的激化等。在管理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新任务：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当代社会管理实际上是一项为了更深刻地体现“民生、民权、民主”具体内涵而展开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民生是当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基础，民权是当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保障，而民主则是当代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民生、民权、民主”；当代社会管理；实践价值

一、“民生、民权、民主”概念及在中外历史中的价值指引

据有关史料考证，“民生”一词最早出自《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中，栾武子谈到楚君曾“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后又借用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来教育军官士兵。①总体上来看，在传统社会，民生的字面意思在于只要老百姓勤快，就不至于生活困苦，物质匮乏，其寓意在于民众的生计。近代以来，民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扩展。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对民生有过精辟的概述，他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在当前，民生更多地被理解为人民的生活、生计或者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包括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状况等方面的指标，认为民生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目的。②对于民权，孙中山曾经指出，“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③在其看来，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洪荒时期、神权时期、军权时期后，便进入了第四个时期“民权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④。廖仲恺在《革命继续的工夫》中解释说：“民权这两个字的解释，在政治上说，就是人民有参预立法、容喙政治的权；在法律上说，就是人民有不许别人侵犯他的身体、言论、信仰、住居、集会种种自由的权”。因此，民权其内涵在于主权在民，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民主一词最早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指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列宁曾经对民主的含义做过经典概述，他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⑤，“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⑥并进一步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⑦可见，民主是一种管理国家及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方式，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保障民众的平等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⑧实际上，民生、民权和民主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是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的。民生是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能力；民权体现的是民众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只有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才能使民生得到有效的保障；民主是满足广大民众物质精神文化需求及权益保障的重要手段，民主化程度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生及民权状况。民生、民权与民主在中外历史中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古代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描述的城邦共同体生活及民主共和政体的构建，其目的都在于实现共同体公共的善，保障广大民众更好的生活。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剥削特质，广大民众始终没有放弃对“民生、民权、民主”的追求。在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民主政治思想相继出现，大力倡导维护广大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不断推动着国家政治体制及运行方式的民主化发展。如19世纪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政府、民治政府、民享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正是“民生、民权、民主”的实践主张。在国内，早期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等，都体现出对“民生、民权、民主”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即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保障广大民众当家作主、维护民生与民权的奋斗史。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加强民生建设，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巩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举措，这些都是对新时期民生、民主与民权的理念与实践创新。总体上来看，“民生、民权、民主”是中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指引，也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当代社会管理环境的新特征和新任务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⑨。社会管理职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能之一。具体来看，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⑩然而，不同时期，社会管理面对的各类问题不同，因此必须实现管理理念及方式的相应调整，以更好地保障民众的生活与发展。

1.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管理理念和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始，发达国家所步入的后工业社会具有许多新特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⑪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社会不断分化、分工日益细化的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经济社会组织高度分化，各种新兴社会力量不断兴起，公共事务的治理已远非个人能力所及。人们认识到，在社会治理上已然呈现出这样的历史轨迹：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经过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治理。⑫在多元主体参与中，为社会提供服务、维护公平正义是后工业社会人类面临的新任务。

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不断推动着西方社会管理理念和实践的转变，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及实践是其重要表现。面对政府放任自流所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巴扎雷指出，摒弃官僚制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共管理由重视“效率”转而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组织使命和工作绩效的认同。⑬戴维·奥斯本等则提出了政府再造理念，“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构建“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并将企业理念引入政府运行中。登哈特进一步指出，政府“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⑭由此，以服务全体民众，保障公民权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运动成为后工业社会西方政府改革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经过理念创新与政府改革，发达国家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政府在一个包括公民、利益团体、社区、民选代表和其他机构在内的更大的治理系统中通过政治对话、民主参与等方式培养公民精神，帮助社会形成共同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观，这种公共价值观反过来又指导行政官员的决策和行为。在一个具有高度回应性和利益诉求机制的系统中，政府努力扮演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促进者，而绝不是主宰者。⑮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创新，突破了以效率为基础的传统管理格局，重点转向保障民众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创新，是以充分保障广大民众权利而展开的。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效率和民主相统一基础之上，而民主“讲究权力分散，交叉管理”⑯。新公共服务理论假定了权力和权威的广泛分配并且把公民视为平等地共同行使权威的主体。社区既是实现民主的主要舞台，也是培育公民精神的沃土。为了合作，个体的公民在既定的良性体制中逐渐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参与到互动过程之中来。⑰由此，在互动与合作中建立互信，形成共识，以民主手段达到个体更好的生活目的。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了其民治性质。总体上来看，西方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的管理理念及实践运行，将服务民众作为基本宗旨，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民生建设，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及协商治理形成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解决机制，不同成员的利益表达及参与治理又保障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创新是新时期对“民生、民权、民主”价值理念的再诠释。

2.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环境的新特征

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与矛盾都会挑战既有社会管理理念及体制机制，也将不断推动着社会管理理念及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深入变革不断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过去相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管理的环境呈现出诸多新特征。

第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类型化发展。马克思指出“需求即人们的本性”，“任何人如果不是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和为了这种需求的器官而做事，它就什么也不能做”。⑱因此，需求是人的第一需要。对于需求的内容，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的需求是有层次性的，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类，只有最基本的需求满足后，其他的需求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成员大多数，个体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有效的满足，然而与此同时，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前，在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的需求结构及需求类型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致使社会需求呈现出层次性、类型化特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日益细化。在政治领域，既有表达自身利益，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又有行使民主权利的需求；在经济领域，既有参与市场经济发展，获取物质利益的需求，也有参与分享改革开放经济成果的需求，还有对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需求；在文化领域，既有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以充实精神世界的需求，也有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在社会领域，既有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有参与社区活动、获取社会归属的需求，还有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广大民众多元化、类型化和具有明显差异性的社会需求，已经对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及方式提出了挑战。

第二，社会分化及多元社会力量的兴起。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家庭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不断地分化出子系统。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在我国不断成长。如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农村经济结构加速分化，集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等多元经济结构转型，其间，各类经济协会、合作社等新兴经济组织逐步出现，从而形成了多元经济并存和多种新型组织出现的局面。在市场及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全社会各类经济性、事业性、民间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组织及志愿者组织不断出现，公共空间不断扩展。它们希望通过参与社会管理来表达和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同时，它们也能够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弥补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不足，这些都需要管理理念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利益表达需求及参与意识的急剧增强。艾森施塔特在对现代化进行分析时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了政治秩序的概念和前提、政治领域的构造和政治进程的特征的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后果表现为：第一，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公开性；第二，高度强调社会的边缘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潜在的参与到政治领域中；第三，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从而模糊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分；第四，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克里斯玛化与抗议的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的结合。⑳随着以“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为标志的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主体利益表达及维护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及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各项公共事务与个体之间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基层社会各类矛盾愈发凸显，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体都希望有畅通的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现有社会管理机制很难全部释放当前社会能量以充分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第四，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为不同社会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但同时也推动着各类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出现功利性、物欲化和多元化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㉒从当前来看，在社会转型期，受多元价值观念的作用，不同的社会主体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形成过激行为，因此必须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推动形成一种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主流价值观。

第五，社会流动性、开放性程度的加深。社会流动是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非固定化，它会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在社会位置上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之中，因而可以减弱社会分层的集团意识，增强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缓和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释放由社会不公平的能量所形成的作用。㉒然而，社会流动性、开放性的加深也会给基层社会管理形成重大压力。近几年来，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开始破除，城乡社会的流动性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生活，但是由于在身份上他们仍然是农民，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于是向城市管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另外，在社会流动中，处于底层的民众更倾向于向上层流动以获取更好的待遇与发展空间，然而在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流动机会也是有限的，而现有流动渠道的缺失更易加大流动的难度，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第六，社会矛盾及冲突的激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由政府主导，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动员、各项制度建构及秩序建立中都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当前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政府都是主体性力量。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释放和交汇，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部分社会能量容易演化成负面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效应。㉓在社会能量大为释放时，一旦政府反应迟缓甚或偏向自身利益，则无法形成社会信任，难以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因此急需建立有利于社会能量有序释放的制度化渠道，建立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的体制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健康发展，避免社会与政府之间和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

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且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社会管理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面对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相应完成许多新任务。

首先，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社会矛盾聚集，如拆迁造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张，农民工被边缘化，大学生就业难，阶层分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引发劳动纠纷，社会保障不足，等等。在社会转型期，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势必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及和谐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就必须化解各类矛盾，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做到兼顾各方、照顾正当利益，形成社会良性发展机制。

其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这里的社会问题，总体上来看，包括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就学问题、看病问题、住房问题、保障问题，劳资冲突、利益受侵害、政府不作为、干群矛盾、社会治安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社会冲突，本质上是现阶段民众的利益维护及权益保障问题，即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到国家的政权稳定与社会认同。而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在社会管理中维护好正当合法权益，改善民生，等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公平，为广大民众当前和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最后，应对各类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各类社会风险层出不穷，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之后，社会管理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不断增加，如地震、洪水、矿难等灾害日趋增多，各种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因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影响，等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风险会对社会的稳定形成重大威胁。因此，只有积极应对各类社会风险，消除各种社会隐患，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刻不容缓的的重大任务。

实际上，诚如何清涟所指出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㉕而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都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亨廷顿曾经指出，“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与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调”，㉖同时，“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㉗当前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新形势和一系列新问题都需要社会管理理念及机制的创新性发展。

三、“民生、民权、民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价值

新世纪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理念与体制机制成为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创新的实质在于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广大民众更好的生活与发展。当前，如何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权益，切实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课题。在破解这些重大课题方面，“民生、民权、民主”具有特定的内涵与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也要看到，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居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城乡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不少居民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就业、住房等问题愈发严峻，与民众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与过去相比，当前民众更加关注如何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获取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享受到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这已经成为现阶段民生愿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及价值观的多元化使群体的行为及需求更加多元化、复杂化，民众的利益维护意识明显增强，个体间的利益范围及边界更为清晰，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利益纠纷及矛盾成为扰乱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信息的分散性和信息传输的失真性，政府决策能力的有限性和政府的自利性等，易使共同利益与各别群众利益相脱节，又易使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以致引起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形成国家的认同危机。如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行为严重侵害了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利益纠纷、矛盾冲突凸显的现实社会，越来越多的民众注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关问题，切实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公平公正地维护民众利益以保障现代民权，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另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保障民众平等的就业权、选择职业权、劳动报酬权，老弱病残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即如何充分实现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权利等，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在社会日益分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表达自身利益并在价值冲突中形成共识，实现公共的善，需要民众的集体参与协商；如何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则需要民主途径的拓展。因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新时期的“民生、民权、民主”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有效保障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是善政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的基本职责。与过去相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和新矛盾，使当前社会管理必须以服务民众、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总体上来看，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众生活状况、拓展就业渠道、保障居民住房等与当前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为进一步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自2011年7月1日起，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参保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内的养老金。其中，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每人每月55元，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根据个人缴费情况发放，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39（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已年满60周岁、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居民，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为解决城乡贫困群众的住房问题，国家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2011年将新建1000万套保障房，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已开工建设986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十二五”期间全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2011年，中央财政下拨当年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986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农资综合补贴835亿元，粮食直补资金151亿元，这就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近几年来，全国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分别从2007年的7122.3亿元、5447.2亿元、1989.9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2450.0亿元、9081.0亿元、4745.0亿元，分别增长1.7倍、1.7倍、2.4倍。㉘总体上来看，当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涉及民众利益的惠民工程正是对民生内涵的新揭示，是社会管理对现代民生这一基础的新构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权利是固邦兴国之道。在新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保障民众权利，维护民众利益。首先，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为一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也被国家予以重点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不断强化了社会我自组织及通过组织渠道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次，在立法建设中，社会救助法、侵权责任法、行政强制法的逐步立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都对当前国家政府权力的规范运行形成了强力约束，从而进一步保障了居民合法权利免受政府及社会的侵害。再次，在司法建设中，近几年来，紧紧围绕确保司法机关严格规范、公正廉洁执法的目标，各级司法部门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执法司法监督、确保执法办案质量、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量刑规范化改革、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完善律师制度等多项改革意见，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民众司法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此外，科学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及惩罚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逐步树立起来。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责任制，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开展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等，也被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当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完善立法、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反腐败斗争等，都是围绕如何维护新时期民众利益所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对保障现代民权、体现民意、维护民利的实践努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广大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新时期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首先，人大代表制度逐步健全与完善。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已经被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城乡居民平等选举权的确立正是对城乡居民具有同等国家公民地位的认可，是对城乡居民有平等权利表达自身利益的认可。其次，政治协商机制逐步民主化科学化。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也被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等，正是对扩展民主政治参与、强化协商共识的有力保障。再次，党内民主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已经成为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特色。此外，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实践中逐步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推进民主，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维护不同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即实际体现现代民主价值内涵的意义尤为重大。

总体上来看，保障“民生、民权、民主”已经成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提升现阶段社会管理水平的核心价值所在。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一个深刻体现现代“民生、民权、民主”价值内涵而展开的系统性工程，它表现为：社会管理要促进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必须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民生是其基础；社会管理要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就需要有相应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完善，因此民权是其基本制度保障；社会管理要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释放社会能量，消除社会冲突，弥合利益分歧，就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民主化协商机制，因此，民主是其重要工具。总之，只有在实践中作好“民生、民权、民主”这一系统性工程，才能更好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繁荣与和谐发展。

注释

①王仁铭译注：《春秋左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89页；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516页。

②龙佳解、罗泽荣：《胡锦涛民生思想初探》，《学术论坛》2009年第2期。

③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④《孙中山选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99页。

⑤⑥⑦《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第78页，第276页。

⑧⑨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第523页，第32页。

⑩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之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8期。

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前言第9页。

⑫闫志刚：《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兼评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学〉》，《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⑬M.chael Barzelay.Breaking Through Bureacray：A New Vision for Management in Govem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19－127.

⑭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⑮宋煌萍：《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学术界》2009年第2期。

⑯李文钊、王巧玲、毛寿龙：《公共行政的立宪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⑰宋煌萍：《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学术界》2009年第2期。

⑲徐鸣、刘勇智：《现代性与民主政治》，《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

⑳艾森施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1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㉒张星：《试论社会流动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前沿》2004年第10期。

㉓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㉔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02月22日。

㉕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5页。

㉖㉗赛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129页。

㉘宫晓霞：《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路径：以改善民生为基调》，《改革》2011年第6期。

2011－10－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09JZD002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研究”（11YJC810026）

责任编辑 王敬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