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对越南共产党研究述评

王荣阁，吴卫丽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日渐摆脱了存在多年的社会危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持续发展，一跃成为东南亚发展的“新秀”。作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的越南共产党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越共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在此，笔者试图对我国学者的越南共产党研究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些许学术参照。

一、1980年代的初步探索

我国对越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刚刚经历了70年代的低谷，余寒犹存。针对越南国内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一些有关越南和越共研究的文章开始见诸报端。当然，这些研究的力度很薄弱，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少，只有每年在《印支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研究的范围大都集中在越共党代会，尤其是“五大”上面。在1986年之前发表的有关越南党代会的9篇文章当中有8篇是有关“五大”的。如：吴裕柏的《越共“五大”延期召开及人事变动剖析》和《越共“五大”若干人物简介》、纪延的《越南仍然在危机中挣扎——越共“五大”一年来形势综述》、郭明的《评越共五届六中全会》等文章，仅仅对越共五大作了一些概括的叙述和分析。除此之外的一篇是杨立冰的《越共的“一大”至“四大”》，就越南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罗列了几次大会所选出了中央机构及其任职人员[1]。

除了越共的党代会，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越南的经济、农业、教育和军事等也有所涉及，其中在农业方面，尤其粮食问题是关注的重点。吴淞对越南在1982年前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并对越南近年来在农业生产方面解决了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困难作了简单的剖析。最后他明确指出了越南连年闹粮荒、广大人民被迫长期挨饿的实质是越南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结果[2]。古小松与覃绍权对越南1983年和1984年的粮食生产状况做了阐述，越南在1983年粮食略有增长但困境仍未摆脱，1984年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达不到指标，虽然越南人民和当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只能感到无奈。该文还对影响越南粮食问题的自然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主观人为因素作了总结[3]。

1986年越共“六大”的召开以及越南领导人大举“革新”的旗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对越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及时跟踪研究。但是，当时大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越南的内外政策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变，所起到的效果也不大。这方面的文章有郭明《越南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初评越南共产党“六大”政治报告》、王维周《从越共“六大”看越南的内外政策》和《越共“六大”以来的内外政策》等，以王维周为例，他认为，越共“六大”上领导人虽然做出了“改革”的姿态同样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从越南的实际情况来看，越南至今仍处于困境。在对外政策方面，迫于形势的变化，也作了一些调整，摆出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但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4]。

1978至1990年间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一直在持续，所以这时期的越柬问题也是当时的研究热点。马金案把越南坚持侵柬政策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由于各自的条件相距甚远，还难以实现，战场的较量仍将继续下去，而且正处于僵持状态，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要在短期内突破并非易事。今后的斗争在进行军事较量的同时，政治和外交斗争将显得更为突出，力图寻求一个对各自有利的突破口。因此，围绕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将是尖锐和复杂的。”[5]另外，黄田《河内政坛的动向》、韩天力《河内调子依然如故》和颂赛《万变不离其宗——评越南炮制的“印支三国特殊联盟”》等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越南依然在坚持对柬埔寨的侵略政策，无改变的意图和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就越南问题举行了两次研讨会，分别是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于1987年5月在南宁举行的越南形势研讨会和由云南省国际问题研究所、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于1988年3月在昆明联合召开的越南问题讨论会。前者围绕着越共“六大”以来的越南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苏联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它的变化对柬埔寨问题有何影响，越南对内对外政策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6]。后者围绕越共“六大”以来越南内政外交的变化以及柬埔寨问题进行了讨论[7]。

总之，自1986年以后，我国学者对越南共产党研究渐渐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受到国际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尚不深入，并且带有某些局限性，比如当时很多学者对越南的革新开放并不看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有失偏颇。

二、1990年代的正式展开

1991年11月，越共中央书记杜梅率高级党政代表团访华，标志着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同时，随着越南国内革新开放的全面推进，越南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社会逐步稳定，不但摆脱了多年的经济社会危机，还成为这时期东南亚的发展之星。我国学术界对此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批成果开始陆续面世。

从研究成果上看，大家主要围绕着在这期间越共召开的“七大”和“八大”这两次党代会。曲辰对越共“七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次会议在肯定‘六大’路线实绩和总结越南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越共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奋斗目标，并对越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必将对今后越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8]

关于“八大”的研究，除了此次会议的内容、意义以及大会的文件等方面，其研究的热点是“八大”后的内外政策的走向问题。有研究者对“八大”后越南政治、经济和外交走向进行了分析，刘世亮和唐元从政治角度、革新开放的角度、外交政策等方面对越共八大取得的成果作了总结，并明确指出：越共“八大”标志着越南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新起点[9]。倪霞韵则对“八大”后的内外政策比较关注，她从大会确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新的领导班子来看，八大后越南政策调整的基调将是：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稳进和外交上务实[10]。

另有一些研究者则对越南的革新开放比较关注，他们对革新开放的政策、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古小松按采取的措施步骤将越南的经济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从1979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第二阶段是价格、工作、货币同步改革，时间约一年，即1985年上半年到1986年底越共六大召开；第三阶段是六大以后，越南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越南1979—1986年的新经济政策与同步改革》这篇文章中对前两个阶段的改革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1]。第二年他的另一篇《越共六大后的越南经济改革》是对上一篇的补充，对越共六大以来的越南经济改革作了述评[12]。许宝友从农业、工业、财政金融体制、政治等方面对革新的方针、政策作了梳理，对越南十几年来进行革新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指出了当前越南社会存在的七大问题[13]。其他类似研究如游明谦《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民族政策及其得失》、曹普《越南十年革新的理论与实践》、陈燕华《越南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问题》等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越南的革新开放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军事方面如：黄东对越南战争的历程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梳理，他把越南战争定义为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争取全国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将其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特种战争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并对此次战争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作了总结[14]。党建方面如：黄振壮《越共加强党建工作》，该文指出：为了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严峻的国内形势条件下，能够保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有效地完成领导越南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任务，越南共产党号召全党抓好党的建设工作，并对“七大”以来越共在加强党建工作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作了系统的分析、评论[15]。

另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专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1995年出版的古小松的专著《越南的社会主义》，该书是十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在研究越共问题方面的第一部专著[16]。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年鉴修订并发表，如：王振西、刘桂兰与王文昌等人主编的《世界军事年鉴》，王维周、乐智华、龚克瑜等人主编的《国际形势年鉴》，完洪与柳玉贞等编撰的《南海年鉴》等一些年鉴在1990年代陆续出现，其中有不少越共研究成果，为以后我国学者进行越共研究留下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总之，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研究领域，还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有很明显的发展。遗憾的是，1990年代的我国学者对越南共产党研究仍旧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对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明显匮乏。

三、新世纪以来的走向繁荣

进入21世纪，我国的许多东南亚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把研究关注点陆续转向研究越南问题，同时，一些著名的高校也纷纷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为我国的越南共产党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当然，新世纪以来我国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友好的中越关系也为其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越南共产党进行深入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据笔者统计，仅2000年以来，就有关越南的历次党代会、革新开放、党的建设等热点问题的研究论文多达100多篇，另外还有一些该领域优秀的硕博论文发表。

每次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是该国最大的政治热点，于是历届党代会的研究成果迭出，而且历次党代会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侧重点，具体来说：

关于“九大”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大会的政治报告、内容决策等方向。范宏贵、王宏伟、张向斌等人分别发表论文对出席“九大”的1168个代表、34个政党代表团、政治报告十部分内容等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大会回顾越共71年的光辉历程，总结15年革新开放的经验教训，确定21世纪初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任务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许宝友通过与八大的对比，将九大的新特点从大会的主题、思想到内容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九大的政治报告是第一个有标题的政治报告，该标题也是此次大会的主题，大会新增了百年回顾与展望这个内容，系统阐述了胡志明思想，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目标等十多个大会所表现出的新特点[17]。另外，古小松把九大政治报告提前曝光并征求党内外意见作为切入点，马勇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决策的角度等也对越共九大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越共十大的地位和影响、党的建设和反腐败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探讨对象。梁志明《越共十大：成就与启迪》对越共十大的成就作了评述，并指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做法是从本国的社会实际出发的，虽不能照搬，但却给我们一些启迪，值得我们研讨与借鉴[18]。如何治理贪污腐败是越共十大的主要议题之一，程明凡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指出尽管上一届越南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但是仍未能有效遏制腐败。为此，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反贪污腐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19]。

近年来越南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增长，甚至在全球金融海啸巨大冲击下，2009年越南经济增长率依然达到了5%以上，排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前面，与此同时，近年越南国内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仅为7%，实在令人刮目。在此基础上召开的越共十一次党代会引起了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关注的重点主要在大会的成就与启示、越南今后改革的走向以及对外关系等问题，值得注意的研究有：陈元中、周岑银和罗虹合著的《越共十一大的成就与启示》，该文认为：“越共十一大总结了越共革命和革新的基本经验，明确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目标，确定了未来5年、10年的目标任务，选举产生了更加年轻化、专业化的中央委员会等重大成就。其成功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20]于向东认为：越共将坚持既定的革新开放路线和政治取向，继续总结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维持和发展对华睦邻友好关系。越共十一大关于越南社会主义的个别具体提法有所调整，但原则上仍延续了越共“十大”的理论总结，再次确认该国正在实行的走向现代化发展模式[21]。

在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腐败给越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被称为“国难”。林明华对越南自革新以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演进历程作了系统的回顾，论述了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对今后越南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走向作了预测[22]。许宝友对越南共产党在转型时期的执政党建设作了大量研究，他把这时期越南执政党建设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越南执政党面临的问题有腐败问题严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利益分配不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压力大等，并且为越南执政党提出了几点颇有建设性的应对措施[23]。余海芸对于越共的基层民主建设作了专题研究，她着重探讨了基层民主制的出台背景、基本内容和特点、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推断出以全面推行基层民主制度为突破口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成为越共推进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和一项长期战略任务[24]。

在外交方面，1976年至1986年期间，越南在外交方面主要依赖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是越南外交政策的转型期。自1995年以来，越南先后参与到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地区及全球中来，实现了越南外交跨越式的发展。梅记周《越南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进》对自1976年最终实现南北方统一到现在，越南外交政策实现了从主要依赖苏联到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转变的历程进行了梳理[25]。王淑萍认为：从越共六大对外交政策的初步调整，到越共九大时越南外交政策的基本定型，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为越南外交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6]。另外，林明华、张益民和王岚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越南的外交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除上述一些方面外，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专著是，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古小松每年主编一本《越南的国情报告》，对越南基本国情进行系统的介绍。自2011年开始，吕余生、农立夫和刘建文等人继古小松脚步也开始主编有关越南基本国情的蓝皮书，为我们能够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越南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以后的越共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储备。

四、总论

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越共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初步探索、正式展开到逐步繁荣的过程。越南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2月，至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越南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与中国共产党是“同志加兄弟”关系，但是在其成立约50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的研究对其却几乎没有涉及。这也许是越共的非执政状态和其执政初期不正常的中越关系所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少量的研究成果出现。1991年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我国的越共研究逐步展开，进入21世纪以来，越共研究的队伍庞大、涉及面广，而且硕果累累，至此，我国对越共的研究才真正步入繁荣阶段。

为了越共研究的继续推进，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须加大力度对非热点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一直以来都把研究重点放在越南的政治经济及其军事外交等热点问题上面，对越南社会、民生以及文化等其他非热点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另外，据考察，我国学者对于1976至1991年间中越对峙时期的原因及其表现等一些内容往往都避而不谈，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笔者建议我国学者应对此方面应加强关注和研究。

其次，学术研究视角应该更加多元化，我国对越共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至于从理论、文化与社会等角度的研究比较欠缺。比如我们可以从政治学角度对越共执政党进行政党形象、政党地位、执政合法性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考察，总结越南共产党的各方面的优胜处，对我国执政党来说，虽不能照搬，亦可有所借鉴。

再者，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加强比较研究，比较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的异同，把握其实质与规律性。对越南共产党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与我国共产党的现状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同时也能更好地发现自身的短处和缺陷。

[1]杨立冰.越共的“一大”至“四大”[J].印支研究，1982(2).

[2]吴淞.1982年上半年越南农业生产情况[J].印支研究，1982(3).

[3]古小松，覃绍权.谈谈越南两年来的粮食问题[J].印支研究，1985(1).

[4]王维周.越共“六大”以来的内外政策[J].印度支那，1988(2).

[5]马金案.越南为何坚持侵柬政策[J].印度支那，1987(4).

[6]源灵.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举行越南形势研讨会[J].东南亚纵横，1987(2).

[7]越南问题讨论会在昆明举行[J].东南亚纵横，1988(1).

[8]曲辰.浅析越共“七大”[J].东南亚纵横，1991(3).

[9]刘世亮，唐元.越共“八大”后越南政治经济和外交走向浅析[J].国际展望，1996(14).

[10]倪霞韵.越共八大后内外政策走向[J].现代国际关系，1996(8).

[11]古小松.越南1979—1986年的新经济政策与同步改革[J].东南亚纵横，1990(3).

[12]古小松.越共六大后的越南经济改革[J].东南亚纵横，1990(4).

[13]许宝友.越南的革新开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12).

[14]黄东.回顾越南战争[J].东南亚纵横，2000(10).

[15]黄振壮.越共加强党建工作[J].东南亚纵横，1993(1).

[16]古小松.越南的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许宝友.越南九大政治报告的新特点[J].国外理论动态，2001(7).

[18]梁志明.越共十大：成就与启迪[J].南洋问题研究，2006(4).

[19]程明凡.越共“十大”重锤敲响反腐败警钟[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10).

[20]陈元中，周岑银，罗虹.越共十一大的成就与启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4).

[21]于向东.越共“十一大”: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对华关系[J].东南亚纵横，2011(9).

[22]林明华.越南反腐败斗争评析[J].东南亚研究，2006(5).

[23]许宝友.转型时期的越南执政党建设：特点、挑战与应对[J].科学社会主义，2001(6).

[24]余海芸.越南共产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J].当代世界，2005(9).

[25]梅记周.越南独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进[J].社会主义研究，2012(1).

[26]王淑萍.浅析革新开放后越南的外交政策调整[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