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演变及分析

温亚丽

（平顶山教育学院 教育系，河南 平顶山46700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我国的和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何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不仅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客观地说，在解决这一教育顽疾的过程中，国家的政策起着主导作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政策的回顾与分析，尝试提出有效的解决思路。

一、我国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政策的演变

（一）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相关政策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几十年的建设经验，学习苏联是当时我国的必然选择。在教育领域，全面地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奠定了共和国教育的基础，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艰难历程”［1］。但是，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对苏联教育理论的迷信，导致了在教育实践中的机械化、教条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的负担过重，这种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教材难度偏大，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些学科出现补充教材，作业加重，考试增多，评分过严，课时安排不合理等方面。“特别是中等学校里，要搞什么五节一贯制，上午上课一直上到下午1点钟，早晨吃了点稀饭就上到下午1点钟，饿着肚子回去，据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2］1353。随着对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教育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20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教育的基本追求，但是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业负担也有所加重，特别是有些学校把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在工作中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为了追求升学率，有些学校“集中力量和骨干教师于毕业班，致使其他年级的教学工作大大地被削弱了；压缩教学进度，提前结束课程……致使学生不能完全学到一般中学生应有的知识”［2］1390。在减负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关注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建国初期，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视，1 950年6月他致信教育部长马叙伦，作出了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3］14的指示，1951年1月，他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电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3］14从此，“健康第一”成为新中国各个时期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以此为开端，我国教育史上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序幕拉开了，《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取消给小学生统一布置假期作业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最近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患病人数增多的情况报告》、《教育部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等，都是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相关的文件。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前十七年所建立的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被破坏殆尽，特别是正常的升学制度的破坏，使学校教育失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读书无用论”盛行，学制、课程、教材大变动，学制缩短，从“六三三”学制改为“五二二”学制，课程被大量删简，教材被彻底改革，难度大幅降低。但在文革十年中，我国也有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出台，从1971年至1975年，教育战线恢复、重建教育教学秩序，在此过程中，学生负担比前一阶级有所加重，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显示：“学生负担超出了文革前国家所规定的要求。”［2］1548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注意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又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应试教育成了阻碍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障碍，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成为新时期教育的热点问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再次成为教育政策关注的重要内容。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主要有：《教育部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10项规定》、《国家教委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重申贯彻〈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家教委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等。

二、对我国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的分析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的演变，我们会发现，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党的领导集体对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工作高度重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都作出过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为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确立了“健康第一”的方针。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2］1606江泽民同志认为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4］。胡锦涛同志对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问题也作出过明确指示。这些指示对于我国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危害

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对课业负担过重的危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分析，认为课业负担过重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造成了消极影响。譬如，196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思想，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是关系到办什么学校、培养什么人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发展国家科学文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5］1994年，李岚清同志在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是广大中小学生的迫切要求，也是关系到我们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6］在改革开放时期，学生仍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学生”存在，但是“作为人的学生”的观念也受到了关注，如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个性和谐、创造性、积极的求知兴趣等，以人为本的理念占有了一席之地，认为课业负担过重会阻碍学生的健康发展等等。

（三）明确具体的措施

在我国的减负政策中，均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措施和要求。主要内容包括：时间措施、减轻课内和课外负担措施。在时间上规定学生每天的学习、自习时间，高校、高中不得超过9小时，初中不得超过8小时，小学不得超过6小时（均包括课间休息时间在内）。睡眠时间，高校8小时，中学9小时，小学10小时，夏季酌量增加午睡时间。每天体育、娱乐、生产劳动时间为1－1.5小时。在课程与教学方面，提出课程要减少，教材要减轻的措施，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一味灌输，要认真研究教学，“要以课堂教学为主，讲明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考试不要出怪题目”［2］100，考试考查次数不应太多，学生作业不能太多等。

（四）政策协调性不足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既需要与教育相关的其他政策协调，又需要教育内部政策之间的协调。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仅靠教育部门很难真正奏效。可以说，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从教育内部关系平衡的角度来看，要减轻学生课业过重的负担，需要改变教育评价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促进同级学校的均衡发展和不同层级学校的优质化发展。在执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教育评价体系单一，以及学校差距日益加大等因素的存在，减负政策很难真正产生实效。

（五）政策的落实力度不够

学生课业过重负担在每一次减负政策出台之后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反弹现象，这不能不说与相关部门对减负政策的执行不力有关。减负政策的落实不力一方面和政策本身的缺陷有关，几乎在每一次的减负文件中，都缺少对不执行减负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和执行这些规定的奖励办法；另一方面，执行政策的主体仅为教育部门，局限性比较大，教育部门很难有所作为。同时，对于减负政策的落实缺乏有力的监管机制。如关于作息时间，在建国初期政务院的文件中就提出了具体要求，以后几乎每一次都会再次重申要落实作息制度，还给学生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一规定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关于课程问题，也是如此，建国以来，由于课程门类过多，内容偏难，份量过重，教育行政部门曾多次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制订、教科书编制及审定问题上，强调要有利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也为此专门下发过精简和调整中小学课程的通知。但是，我国目前课程门类过多和难度过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在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素质等方面，真正落实到实处的依然比较少。

在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过程中，尽管存在着多种影响因素，但减负政策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增加政策间的协调性，加大减负政策的落实力度，提高政策的实效性，对于化解这一教育难题，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宋荣恩，吕达.当代中国教育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30.

［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3］卓晴君，李仲汉.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9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530.

［6］范才生，钟志贤.素质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的使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