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的原因分析

2012-04-13 22:23
关键词:华文新加坡英文

黄 明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的原因分析

黄 明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新加坡近三代华人语言使用由汉语大规模转向英语,与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具有直接关系,该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完整又庞大,无论学校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曾远超英文学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化等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加坡历届政府为了消除华校的“中国文化沙文主义”色彩,利用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压制华文教育,使华校生在升学、就业、升职、收入等方面感到前途渺茫;同时弱化侨社与华校的联系,并采用“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逐渐把华文学校教育转向英文教育。

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6%,实施双语教育前,华文教育体系比英文教育更为庞大,有小学至大学(最初以汉语方言为教学语言)的完整体系。实施双语教育数十年后,华校消亡,华人以华语方言为主的语用习惯发生根本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华文学校教育体系在短短数十年间如此快速消亡?目前学界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国外针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研究以新加坡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当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周清海教授。此外,还有吴元华、郭振羽、谢译文、Janet、Edwin、S.Gopinatban等。他们的研究涉及双语教育制度下华文教育变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华语的地位、华人语言转移等。国内学者周聿峨、李国梁、徐大明等也间接探讨新加坡华文教育,但上述研究均未系统分析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的原因。本文根据在新加坡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下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原因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及式微趋向

新加坡近三代华人大规模的语言转移是由汉语方言转向“华语”和英语,目前华人以讲英语为主,使用“华语”的比例逐渐下降,汉语方言几乎绝迹。该语言转移的发生与新加坡华文学校教育体系消亡具有直接关系。新加坡旧式的华文学校教育始于私塾。在新加坡1819年开埠之前已有不少华人私塾(Chinese Writing School),它们由闽侨、粤侨所办[1],[2],[3]。至20世纪初,华文教育逐渐脱离私塾形式,出现学堂这一新式教育。由于清朝政府的劝学政策、康有为及其保皇党的鼓吹提倡、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推波助澜、本地华社的不懈努力、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华文学校在新加坡迅速发展。1954年前,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超过本地政府全力支持的英文学校。其中,华校由1921年的32所增加到1941年的370所[4],1938年,新加坡在校学生中的60%在华校,30%在英校,到1959年,仍有44%在华校,51%在英校[5]283-287,[6]147。新马华人自己创办的(华文)南洋大学(南大)1953年获准成立,完善了由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这一庞大的华文学校教育体系。然而,该体系因华族学生转入英校而不断衰弱。1977年南大被要求改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不久后并入(英文)新加坡大学(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校中小学学生人数快速下降,1986年全部转入英校,至此华文学校教育体系彻底瓦解。

总的看来,华校式微的原因包括国际和国内因素。二战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迅速蔓延,华人、华文、华校陷于极度艰难的处境[7]。新加坡国内因素主要有历史、政治、经济等。英国统治新加坡140多年,英语一直是行政、司法、商业等重要领域的语言,英国人退出新加坡时留下一个英语占优势的语言环境。行动党新政府继续使用英语作为行政、司法等领域的语言,英语的社会地位便无法动摇[8]17。如此以来,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英语的优势和华文的劣势已经不言而喻。

二、新加坡语言政策变迁的政治牵制

从政治环境而言,新加坡历届政府都重视英文教育,压制华文教育。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大环境是以反共为主潮流,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席卷东南亚。新加坡华校比较关心中国的国家大事,1949年后又出现向往新中国的倾向。政府认为华校是反殖民主义的“左派分子温床”,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沙文主义”色彩。而且,左派暴动以及种族冲突经常以语言和教育问题为导火线[9]129,华校的语言问题自然也成为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以致殖民地政府企图大力发展英文教育以取代华文教育。由于政府的全力资助,英校的学费低、设备好、教师素质高,生源不断扩大[10]18-21。行动党政府虽然不像殖民地政府那样试图压制华校,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华文教育,但考虑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认为偏重英文教育才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新加坡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75%,常常被周边邻国和英美等国称为“华人城市”“第三个中国”。为了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新加坡从自治到独立后极力树立“新加坡人”的形象,力求在本地区保持“中立”,以求生存。在学校教育方面,李光耀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把华文教育逐渐转向偏重英文的教育,希望以此把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和中国意识转向新加坡认同和新加坡意识。

华校学生政治活动妨碍华校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掀起排华浪潮,新加坡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社会动荡不安,罢工罢课活动不断,仅1961年就有116次罢工[11]。而且,学生罢课与工人罢工总是连在一起。所有这些政治活动,华校生都积极参与,英校生却很少参加。华校频繁的政治活动不仅招来政府的严厉压制,也使家长对华校望而却步,许多家长担心华校的环境影响学习而为子女选择英校。如,1954年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华文中学动乱事件,该年注册就读英校的新生人数首次超过华校[10]19,[12]34-38。针对华校学生频繁参与罢课罢工活动,1956年《各党派报告书》也特别提出:“学生不应该参与政党活动和劳资纠纷。”[13]

政府当局利用行政手段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压制华文教育。1949年殖民地政府成立马来亚大学,招生时只录取英文中学毕业生,拒绝接受华校生。如果华校生想进入该大学,需要另外考取同等学力的英文证书。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工艺学院和教师培训学院等高等学府也只录取有英文证书的学生。这样,华校中学毕业生失去了直接进入当地大学深造的机会。在此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南大生存空间一步步被缩小,直至无处存身。李光耀认为,“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为了把南大的华文教育转向英文教育,行动党政府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手段:不承认南大学位;要求改组南大;把南大的灵魂人物(创办人)陈六使驱逐出境;拘捕和开除对改组南大不满而罢课的学生;频繁更换南大当局(24年内更换9任校长);要求停止招收马来亚的华族学生,以此切断南大50%以上的学生生源[10]32-36。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首先服务于国家政治,自然也是偏重英文学校教育。二战后,殖民地政府大力发展英文教育,压制华文教育,语言政策采用的过渡式双语教育,目的就是以英文教育取代华文教育,要求华校用英语讲授其他学科的课时至少占到小学教学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初中的二分之一,高中的三分之二[14], [6]92,[15]。行动党政府的政策也是偏重英文教育,以致引起维护华文教育者的不满:“马来亚大学毕业的华籍学生,可以不识最简单的华文,仍居高官领厚禄”,而南大毕业生就业机会很少[5]286-287,[16]。行动党政府语言政策中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过渡——保持式双语教育逐渐将华校的教学媒介语转为英语,华文学校最终被英文学校取代。

三、华文教育逐步萎缩的经济驱动

从国家层面而言,重视英语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虽然经济价值并不是应用某种语言的唯一因素,却是决定性因素[17],因此,二战后政府当局把双语教育与经济发展紧紧联系起来。新加坡是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岛国,发展经济主要依赖国际商贸、世界科技、工业化,而英语是国际贸易和世界科技的语言。政府有充足理由重视英语,而政府重视英语本身又无形中提高了英语的经济价值和地位。对华校而言,没有经济支撑,学校不可能维持下去。政府以经济手段控制华校往往可收奇效。二战前华校有华社作为经济后盾,二战后经济不景气,华社对华校的支持减少,华校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只能增加学费,结果导致大量华校生转入英校。无奈之下华校只能接受政府给华校的微薄辅助金[10]20。同样由于经济原因,英校的设备和条件比华校优越,这也是吸引学生的另一优势。而且,华校接受政府的津贴后,学校的行政及教学等都要受政府管制,不得不按政府的要求为英文提供最多课时[18]。

从个人层面而言,经济价值与事业前程是学生选择英校的最主要原因。对升学、就业和升职影响越大的语言,价值越高;社会职业中需求越高的语言,越受重视,也越受家长的青睐,家长鼓励子女学习该语言。Gardner、Peal和Lambert等指出,家长的语言态度直接影响子女学习和使用语言。在新加坡,语言能力是攀登教育阶梯的决定性因素[19][20],而教育阶梯的高度决定一个人社会阶梯的高度。根据Murray的研究,新加坡将子女送往英校就读者主要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9]82。

具体到升学、就业和升职,华校毕业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很难找到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21]。从升学来看,本地大学阻碍华校生接受高等教育制约了华文中小学的发展。“本邦高等教育录取新生均以英文程度为标准,华校毕业生罕能直接升入”[5]288。例如,1967年一些南大学生大四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继续深造,被当作二年级学生,需要再读两年才能获得大学本科学位[22]。从就业来看,英校生工作前景好而华校生就业机会少。“政府、商行、会计公司等均以英文为唯一应用语文,置受华文教育者于无用武之地。”[5]288事实上,即使是清洁工、包装工等也要求应征者“略懂英语”,由此可见,英语在工作领域里的权威地位。当时华校生处于“毕业就是失业”的社会环境,不满和失望可想而知[23],[24]。为帮孩子学英语,许多华族家长有意把家庭语言改为英语,连英语水平较低的家长都用不标准的英语跟孩子交谈[25],[26]32。此外,升职困难、收入偏低加重华校生的失落感。政府部门、教育或其他领域的行政阶梯里,华校生晋升机会非常少[27]10,而华校毕业生的薪酬有时还不到英校生的一半。在南大学位获承认前,其毕业生在私人机构只能领取高中生的薪水。1978年李光耀再次强调,“基于经济发展的趋势,欲成为专业人士及行政人员都必须具有能说能写流利英语的条件”[28]。经济学者李赐安认为,“从一开始,经济因素就是形成新加坡国家政策的主要内容”。“每一样事物都和经济分不开,和生计也分不开”。1966年开始实施强制性双语教育,目的之一就是逐步解决受英文教育者与非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就业机会、工资收入不均的问题[5]279-280,[26] 36,[29]。

四、社会语言环境影响下华族学生语言态度的转化

在殖民地政府统治东南亚的年代,侨社、侨校和侨报被称为华人华侨社团三宝。侨社主要包括三种社团组织:同宗会、同乡会和同业会。除了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以外,侨社的权威性、广泛性、治理性、认同性和组织性都比今天一般的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10]8。侨社对新马华文教育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几乎所有华校都是由当地华人华侨通过侨社捐助成立。每当侨社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出现大幅度波动时,华文教育立刻受到影响。1960年行动党政府开始建设基层社区组织,成立人民协会和联络所等,组织人民集体参与社会、文化、教育及体育活动。通过这些地方组织与民众连成一体,政府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组织系统。另外,随着城市重建计划中卫星镇的建设,民众逐渐住进建屋发展局的组屋,各民族原来的居住分布局面发生了根本改变。新建卫星镇都有联络所、疗养所、市场、英校等[30]。随着政府社会管理功能的逐渐加强和各种福利制度逐渐完善,华社的“小政府”功能渐被替代,从而降低了侨民对侨社的依赖。总之,侨社、侨校、侨民之间的联系逐渐变弱,后来甚至中断联系,也是华校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了英语的重要地位,创造了重视英语的社会环境,华文在现实社会中低人一等。结果,受教育越高的人在社会上越少用华语;成就越大的人越不愿讲华语,华语被视为不成功人士的语言[27]10-11。在此强烈的社会导向下,华族家长不得不考虑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孩子毕业后都要进入社会去求职、工作、生活并获得社会的认可,而在英语重要的社会环境里,华校生受歧视、找工作难、待遇低、地位低,这样的社会语言环境直接影响在校生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态度。不仅如此,新加坡偏重英语的社会还会衍生出另外一个矛盾:一方面,新加坡需要掌握先进科技、英语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并大力投资教育培养年轻一代;另一方面,这些被培养出来的人才更有条件、更容易(往往也更有意向)移民国外[31]。为了留住这些人才,政府为他们提供更优裕的工作、生活条件。如此以来,英语的社会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五、语言感情性依附影响下华族语言文化的使用与继承

凯尔曼(Kelman)在讨论多语社会建设国家认同时指出,各不同语言群的人,通常对自己的族群及语言具有一种“感情性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s),常会阻碍国家意识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必须设法满足个人及各民族语言群的基本要求,使得人民对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一种“工具性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s)。长期之后,这种对国家政体的依附感,可以由“工具性”而转变为“感情性”,从而萌生新的国家意识[8]65。

具体到个人而言,语言的工具性依附通常体现在接受哪种语言教育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更有保障,也就是更能提高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语言的感情性依附则表现在各民族是否有权利学习、使用、继承和发扬本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华族家长和学生都认识到掌握英语的重要性。由于双语教育的实施,英校既重视英语又教授华语,英校毕业生在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深得其利,英文教育能够满足人们对语言的工具性依附。另一方面,大多数华族家长希望子女在学好英语的同时,也学习本族语言文化,以免“忘本忘根”。1958年起英校开设以华语为第二语文的必修课,使华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感情依附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或者说,英校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消除了许多华族家长心理上的障碍,减少了对英校的抵制心理,也容易将基于经济原因而选择英校的决定予以“合理化”,基本上满足了华族家长希望子女英语和华语二者兼得的愿望,也就加快了华校学生人数锐减的趋势[9]82,[12]34 -38。

相对而言,传统的华文教育本身存在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弊病。过去的华文教育注重与中国关系的一面,而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即华文教育对海外华人谋生的实际效用。显然,华文教育团体也意识到华文教育与华人现实生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无法适应华人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面临社会发展的现实,传统的华文教育也亟待改革[32]。1963-1965年间,针对华校学生人数锐减的趋势,各华文教育团体包括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华校董教联合会、华校联合会、华校教师总会、华文中学教师会以及学生家长联合会等一致认为,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华校的英文程度,并采取了具体措施,如:改革华校英文教学方法,增加英文科授课时间,英文教师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等[5]239-240。尽管华校提高英文教学的措施没有产生增加学生生源的理想效果,但华校教育观念的改变以及努力是务实的行动,对配合国家双语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听说能力)保持华族语言文化。

新加坡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完整而庞大的华文学校教育体系于20世纪末彻底瓦解,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大因素。国际上主要是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排华浪潮,国内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化等因素。在历届政府看来,华校学生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沙文主义”色彩,以致殖民地政府极力发展英文教育以取代华文教育,行动党政府为了摆脱“第三个中国”的形象、淡化华人的中国认同、发展经济和科技,也重视英文教育。为此,政府当局利用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压制华文教育,使华校生感到升学无门、就业困难、升职无望、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前途渺茫;同时采用以过渡式为主的双语教育,逐渐把华文教育转向英文教育。此外,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管理功能的加强以及教育改革,弱化了侨社与华校之间的联系。传统的华文教育本身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海外华人的生存需要,而英校后来实施的“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满足了华族家长希望子女学好英语同时也不放弃本族语言文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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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景峰]

G510

A

1000-2359(2012)02-0056-05

黄明(1962-),男,湖北房县人,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加坡英汉双语教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40036)

201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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