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的对外传播策略探析

许 莹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8)

一、延安时期的舆论环境

延安时期，指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撤出陕北为止的近13年时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大战争年代，成为中日、国共等多种政治力量激烈搏杀的战场。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被认识和利用的舆论宣传，则更为战争各方所重视，由此而生的舆论战也使这一时期的传播环境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舆论考验。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宣传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运用了不少战时宣传手段以达到侵略的目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爆发后，日本媒体大做文章，报社出动8架飞机，飞行189次，发行照片号外131次，在1500处放映新闻电影4002场次，观众达1000万，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挑衅以及日本的“正义反击”，使这两起事件成为侵华战争导火索。[1]战争中，日本将宣传视为推行其殖民政策的重要方式，把控制东北的通信权视为一项“重要国策”，[2]在中国华中、华北、华南、东北等沦陷区建立几十座电台，用中、日、英、沪、粤等多种语言向中国民众灌输殖民思想，实行奴化教育，向外界鼓吹“中日亲善”、“复兴中国，复兴东亚”，将侵华战争美化为“大东亚圣战”。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手段，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其精神层面的表现即是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要让中国民众自觉地“当顺民，做牛马”。

(二)国民党与日伪的“反共”宣传

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虽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第二次合作，但“合作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斗争与分裂，分裂中也有局部的合作或联系，”[3]“反共”与“反蒋”这对矛盾虽时隐时现，却一直没有彻底消失。政治力量的角逐伴随的是舆论宣传的博弈，因此国民党在“反共”宣传方面不遗余力。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规定：“共党如办有报章、杂志、书店、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中则明令阻止“共党思想之传播”。[4]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区大量接管日伪新闻机构，其新闻事业急速膨胀，至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所登记的报纸有1781家，中央通讯社在全国设有50多个分社和办事处，在国外设有20多个类似机构，而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的广播电台则增至42座。[5]新闻事业的扩张更为“反共”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1946年11月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党宣传机器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更加紧了对中共的反面宣传，直到公开称“共匪”。1947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报纸《新华日报》也遭到封禁，撤回延安。[6]

另一方面，抱有“抗日救国”政治主张的中国共产党是日本侵华活动的一大“障碍”，因此“反共”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大宣传重点。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史略》等资料中，即提到伪冀东政府1936年在通县设置广播电台，1937年又强行接管商办电台，专门作为“反共”宣传工具。[7]

(三)国内外部分媒体的“拥蒋”宣传

除国民党自办的新闻机构之外，当时国内外舆论中都存在着“拥蒋”的声音。“九一八”之后，管翼贤创办的《实报》进行了大量反共拥蒋宣传，但因其支持抗日的立场与新闻报道及时，发行最高仍达148，000份。[8]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存在着中间势力与中间路线，由政治立场、政治利益或政治见解的不同所决定，这股政治力量在特定时期会表现出“拥蒋”的一面，如以“文人论政”著称，代表中间势力的《大公报》，曾发表过《质中共》、《可耻的长春之战》等言论。国民党的亲美政策与对外宣传则使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外媒体热衷于“拥蒋”舆论，素有反共倾向并与“蒋宋”交好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者卢斯，即在抗日战争中指责中共武装叛乱，抗战结束后更发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拥蒋宣传，而在国统区通货膨胀、经济恶化之时，仍将首要因素归结为“共产主义叛乱”。[9]

二、新华社对外传播策略

除舆论环境复杂之外，传播条件落后也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对外传播所面临的一大困难。当时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较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但在灵活有效的对外传播策略的作用下，新华社在力量悬殊的宣传战中仍然显示出强大的舆论力量，不仅成功抵挡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侵华”与“反共”宣传，也树立起自身的舆论威信和形象，并最终推动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笔者将延安时期新华社对外传播策略归纳如下：

(一)目标明确，声音一致

作为机关通讯社，新华社系统的对外传播就要充分体现中共中央的政治立场，目标明确，声音一致，这样才能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华社各地分社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总社与各分社之间尚未形成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各分社也可以向外发搞，在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时，各个分社立场不一，在报道或通电中会出现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问题。1942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专门提到此类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五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的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10]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强调对外宣传的统一性问题，1941年5月发布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事业的通知、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传达”。[11]1942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重申对外宣传要统一，指出“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12]1943年之后，总社开始向分社发送业务指导材料，不定期向分社索取指定的汇报材料，针对分社来稿情况，总社每月或两三个月给分社以工作指示。整个传播系统的统一，使中共中央的政治立场与各项政策就可以准确地对外传播，这使传播效率与效果都得到了保证。

(二)在宣传战中既积极应对，又掌握分寸

在复杂的宣传战中，积极应对是新华社所坚持的一贯原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晚，新华社电台就将所收到的消息呈送毛泽东住处。经过斟酌，新华社第二天就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海内外表明抗战的态度和决心。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为海外媒体所了解，部分媒体所传播的错误信息会使中共的国际形象产生扭曲。对于这种情况，新华社同样采取主动积极的对外传播策略。抗战时期，新华社负责编印中宣部创办的根据地唯一一份外文宣传刊物《中国通讯》，以英、法、俄三种文字专门向国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事迹和根据地的建设，刊物由内部交通带到重庆，再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由他们转发到国外。[13]

在复杂的传播环境中，面对舆论战，对外传播既要有积极应对的一面，又要有掌握分寸的一面。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而10月6日之后，因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后国共关系趋于缓和，一切揭露稿件则暂时停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中，新华社“有时尽量搜集、发表各种新闻，揭露事实真相，戳穿反动派的阴谋；有时则停止广播一切揭露性、刺激性的稿件，风平浪静，以示缓和”，[14]36充分体现出了积极而有分寸的传播策略。

(三)知己知彼，有针对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对外传播非常重视对外界信息的收集，以此掌握对方的具体情况，并据此制定针锋相对的传播策略。在1941年5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在宣传上的种种两面性，即“在进步的东西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着反革命实质，对自己隐恶扬善，对别人隐善扬恶，对老百姓和落后分子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造谣污蔑”，因此，要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展开反宣传以正视听。据此，中共中央制定出宣传总方针，即揭露反动宣传，扩大我党影响，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争取抗战胜利。以真正的三民主义对抗其修正的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文化，以三大政策对抗其反动政策。[15]这些政策针锋相对，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宣传效果。

根据传播对象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才能起到更好效果，而这就更要建立在了解对方具体情况的基础上。1943年开始，新华社华中分社开始加强对日伪的传播，不仅多方搜集信息，还与城工、敌工、情报、参谋等部门建立正式联系，帮助分社辨析把握不准的材料。1944年2月，日军大批南调，日伪报刊称有60万关东军南调。经华中分社多方印证，揭露出这一消息是日伪故意制造的假新闻，不仅戳穿了日伪的谎言，还起到了打击其气焰的效果。[16]在对国统区的报道中，新华总社明确提出了“读者观点”，在写作时充分考虑到对革命抱有怀疑和敌对态度的那部分读者，提出“投其所好，去其所疑”。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新华总社派出特派记者以扩大对外宣传范围。9月3日，总社在发给特派记者的电报中要求，要“根据国民党区和海外人士需要，系统地介绍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生活、人民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生活，政府各种政策具体实施情况及其成果，以及中共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和活动，使他们对中共和解放区有更多了解，以释疑窦，争取同情。因此，无论在报道内容或写作形式上，都要适合国民党区和海外人士的口味。”[17]

(四)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

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可以提升传播的客观性，而客观性可增加传播的可信度和被认可度。这一点在对敌方动态的相关报道中尤其重要。新华总社在《对华中新闻报道的意见》中曾指出，应“提倡老实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一分说一分，凡事都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入情合理，而竭力避免任何主观武断、捕风捉影以及铺张夸大现象”，[14]45在舆论战中则更强调实事求是。1946年1月8日，新华总社要求各总社在报道蒋介石军队对共产党的进攻时，“材料必须十二万分确实，其部队番号、行动日期均需查清(发给总社时发两遍)，不必丝毫夸大，尤不能凭道听途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就反击反动派的挑衅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批评态度着重说理，根据停战令、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举出我方再三忍让，对方再三挑衅的具体事实，不要嚣张谩骂”。[14]54这种看似缺少“刺激性”的传播，可能在短期内很难起到强烈的传播效果，但却是树立传播威信的最好方法。

(五)字斟句酌，充分准确地表达传播意图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传播中字句的要求极为严格，如在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中共中央对外宣传的中心是“抗日反蒋”，之后则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相应地，对外传播中字句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将旧称“蒋贼”改为“蒋先生”、“蒋委员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则改为“贵党”、“贵政府”。周恩来、王若飞也曾就报道中的字句缺陷上报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及其政策的批评，宜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如延安广播评其说谎，此二字用在基督教国家等于骂其无人格，最易生反感。延渝两地英文稿都译为不合事实，很好。但国民党仍可靠中文稿挑拨之。外国记者已有不满反应，请令宣传者注意。”[14]54

三、启示

在对外传播中，信息公开程度、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报道技巧是决定传播效果最为重要的几个要素。延安时期新华社对外传播的经验为如何把握这些重要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主动、充分地报道事实

在传播活动中，信息公开是避免信息缺失与虚假信息造成不利影响最为有效的方式，在对外传播中尤其如此。主动及时地对外报道可以减少不实消息的出现，从而在政治交往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公开不仅要主动及时，而且要充分报道事实，尽量避免对事实的隐瞒与报道操控。只有在外界全面掌握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对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进而给事件的处理提供有益的舆论参考。

(二)避免“灌输”，强调“说服”

对外传播属于国家利益导向明确的政治传播，其目的在于“说服”外界，使其接受传播者的传播意图，维护国家形象与利益。明显的传者价值观是对外传播活动的一大缺陷，这也使传播内容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灌输”意图，难以达到对外界的“说服”作用。形式上淡化传播意图，突出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是“说服”传播对象的关键。这就要求对外传播事实充分、叙述客观，以有力的事实代替空泛的、充满主观价值判断的议论。

(三)加强传播针对性

在对外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处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中，在不了解接受主体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传播，很可能造成误读，影响传播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延安时期新华社对外传播策略的成效表明，要想使传播对象接受传者观点和意图，就要准确掌握传播对象的阅读心理和需求。而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收集和分析外界信息，全面了解传播背景，了解传播者和接受者各自所处的传播情境和相互关系。因此，在对外传播活动中，要广泛收集分析传播对象的相关信息，研究处于不同群体的传播对象的文化背景、价值体系、政治环境，准确把握其阅读需求，制定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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