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月报》前后期编辑思想的差异

薛双芬

(南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以1921年1月12卷1号为界，《小说月报》被分为两个阶段：前期(1910年至1920年)多属于通俗文学期刊，主编为王蕴章、恽铁樵；后期《小说月报》(1921年至1932年)是新文学期刊，成为文学研究会代用机关刊物，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先后任主编。纵观22卷《小说月报》的编辑思想特点，作为商务印书馆这个民营机构的期刊，其前、后期虽然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但编辑思想的不同也体现在编辑内容、形式、创作主体和读者等方面。

一、编辑内容不同

(一)编辑宗旨不同

在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时，王蕴章拟定“本报以移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体则著译兼收，文则庄谐并录”。在文学的功能观上，管达如在第3卷第11号《说小说》一文中，提出“吾国今日小说，当以改良社会为宗旨”。但到1918年王蕴章再任主编时，林纾的小说从早期《林肯救国》等注重启蒙教化转向闲情逸致。从早期的改良社会的工具价值观逐渐到注重消遣娱乐，从早期的“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的教化功能性的办刊理念到后期的教化性和娱乐性并重，最终使《小说月报》进入通俗杂志行列。

在五四新风潮和销量下降而被迫进行改良的情况下，茅盾在第13卷第7号《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批判鸳鸯蝴蝶派思想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虽然前期《小说月报》也的确开启民智、启迪愚昧，但还是掺杂着鲜明的游戏消遣人生的意味；后期《小说月报》把艺术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抛弃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具有浓烈的社会政治气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二)译介重点不同

前、后期《小说月报》都对介绍引进西洋文学持积极态度，翻译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

1. 后期译介内容更丰富、广泛。前期《小说月报》提倡“以移译名作”，“翻译选择比较散乱，译者大多根据市场和个人的兴趣来选择翻译对象，翻译的作品大多是外国三流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译者缺乏明确的文学意识。”[1]而革新后《小说月报》明确指出，要“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小说月报》从第12卷第3期开始，除了刊登译作、研究外国文学的论著和介绍外国文学动态、消息的文章之外，还刊登一些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并在12卷末进一步重申“我们一年来的努力较偏重于翻译”，但“翻译并不亚于创作”。当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思潮，推出了“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泰戈尔号”等专号。前期《小说月报》小说偏多，理论很少；后期则系统地介绍国外思潮，译介的内容更广泛。

2. 前期侧重欧美国家，后期侧重苏俄和弱小民族。早期《小说月报》翻译的小说译介所涉及到的多是一些欧美经济强国，翻译作品大多是一些通俗小说。1921年《小说月报》全面改革后，译作占到每期的三分之二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时，苏俄文学自然成为《小说月报》的首选。前期《小说月报》从作品选取国别上看，出现了重欧美、轻亚洲的现象，而后期译介弱小民族和苏俄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新文学建设提供创作范式，翻译目的性很强。沈雁冰在第12卷第12号谈及“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时，指出当前中国的“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

3. 前后期翻译方式不同。《小说月报》11卷12期卷首刊发的《增辟“小说新潮”预告》中告之：“本月刊出世到今，有十年了；一向注重的是‘撰著’和‘译述’。”可见“译述”当时是《小说月报》一种常见的翻译方式，它涵盖改译、编译、节译、转译、删节增译等现象。这些翻译小说考虑到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取向，大都有意将外国小说译为传统的章回体，甚至分章标回，并有“话说”、“下回分解”等老套的表述。后期《小说月报》在翻译策略上以“直译”为取向，如实传达原作思想，翻译小说中不再用章回体，少有“说话人”的痕迹。

(三)后期高度重视理论与批评

在对国外文学理论和思潮的介绍方面，改革前的《小说月报》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小说家和理论家意识到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学的必要性，但由于缺乏西方文学文论的系统知识，这种介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改革后的《小说月报》考虑到建设中国新文学，着重对西方理论进行系统的翻译和介绍。

前后《小说月报》中的理论文章也迥然不同。改革前《小说月报》中的点评是典型的中国式批评理论，而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在内容上开始对小说及其与小说创作有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已经触及到现代小说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沈雁冰的《评四五月六月的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

(四)语言形式不同

《小说月报》改革前后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文体的不同。主编恽铁樵在第6卷第9号《征稿广告及例言》中直言不讳地说：“白话小说虽亦言文一致，而无韵之文，总不如有韵之文入人之深。”沈雁冰在12卷6号《语体文欧化之我观》中指出，“努力创作语体文学的人的责任：一是改正一般人对文学的观念；一是改良中国几千年来习惯上沿用的文法。”白话文“已经脱离文言，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语言体系。在工具的层面上，它与古代白话没有区别，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远远超越了古代白话，它借用大量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而从思想和思维上改变了性质。”[2]译者都改用白话进行翻译，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位置。从内容上看，“‘五四’新小说与以往白话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适应了时代的转折，把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相结合。”[3]

二、编辑形式不同

(一)杂志封面的差异

作为一个期刊，外在形式也是影响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期《小说月报》在创刊时设立了插画栏。它置于正文前，双面印刷，且以彩页的形式出现，内容丰富，主要有世界各地的名胜风景和历史古迹。为迎合市民大众的趣味，还有一些“巴黎第一美人”、“世界名人肖像”等。第3卷7期恽铁樵刊登了《本社特别广告》，指出“本报自本期起，封面、插画，用美人、名士、风景、古迹诸摄彰，或东西男女文豪小影。其妓女照片，虽美不录。”至此摈弃妓女照。《小说月报》从第5卷起改版，出现中国字画、拓本等。插画的直观性、趣味性大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新鲜感，再加上古人与社会名流的书法、绘画的真迹也能被临摹，扩大了读者群，拓宽了影响，满足了更多人的欣赏要求。但更多插画似乎与小说的内容无关。

后期《小说月报》在插图方面也借鉴了前期，更多采用国外绘画。在使用插图方面，体现出插图与文字的相互阐释性。由于侧重介绍国外文学思潮与流派，更体现出它的权威性与世界性。郑振铎偏爱大气磅礴的西方绘画，叶圣陶接手后每期都变换封面，以画为主体，使其更中国化和通俗化，在要目上方加设版画，既富有生活情趣，又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选用丰子恺的国画和林风眠、徐悲鸿、陶元庆等人的油画作为插画或扉页画，形成独有的亲切、秀美风格。封面上《小说月报》四个篆书、“第十八卷第五号”都是叶圣陶的楷书。到了1928年特殊时期，叶圣陶最终固定封面，以宣传内容为主，用较大的幅面刊登“要目”，此上是仅占封面五分之一的长条版画，与前期的《小说月报》形成了不同的格调。

此外，前期《小说月报》很注重杂志的推销。除广告宣传外，在杂志创刊十年时，王蕴章请人绘《十年说梦图》以志纪念，他以西神王十三之名，发表了《十年说梦图自叙》，《汪鸥客画十年说梦图》、《邵次公画十年说梦图》的题序等，还有陈衍、高燮等近30位诗人，以做诗填词来纪念和推销《小说月报》。后期主编沈雁冰针对当时的市场特点和读者心理，推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除将四号字改成五号字外，刷新内容，降低定价，每期并附精印西洋名家多幅，提前出版日期，吸引了大批读者。

(二)栏目设置不同

《小说月报》创刊号上的栏目为：图画、长篇、短篇、译丛、笔记、文苑和新智识。1920年王蕴章主编《小说月报》时的栏目为：插画、小说新潮、弹词、剧本、笔记、杂载六种等。当1921年由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门类大大压缩，“旧有门类，略有改变”，有评论、研究、创作、译丛、特刊、杂载、书评等，门类相对较为集中，删除了早前王蕴章主持时的长篇小说、笔记、文苑和新智识、改良新剧等栏目，也删掉了恽铁樵主持的“游记”、“诗话”、“杂俎”、“棋谱”、“传奇”的栏目，突出了文学创作、译介、评论等三大部分。

三、对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

关于《小说月报》的发行情况，3卷12号特别广告称，“发行以来，颇受各界欢迎，近来销数已达一万以上”。这说明它逐渐迎合市民读者的需求，销量大增。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学生为主体的读者开始崛起，以鸳鸯蝴蝶派为主体的言情小说自然无法满足其需求，《小说月报》销售量大减，只印二千册。到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全面革新，新文学占据主导地位，新文学读者成为主要购买者，因而销量大增，甚至达到1万多册。恽铁樵任主编时，开设“本社来函撮录”栏目，出现读者与编辑交流的情况。但后期《小说月报》的“读者来信”、“读后感”、“创作讨论”等栏目，既体现出读者群的不同，又体现出他们强烈的参与意识。1921年9月《小说月报》出版了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后，就有读者冯瑾在13卷10号《通信》一栏表达出“我很希望你们在出外国文学研究号的行有余力的时候，不妨也出一本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号”。正是由于读者的参与、建设，《小说月报》的“整理国故运动”、文学创作、翻译等问题才越来越为编辑关注。

四、创作主体不同

编辑、作者、读者往往被称为期刊的三驾马车。《小说月报》前期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旧派文人和接受新旧教育的小说家，以林纾、张毅汉、王蕴章、包天笑、周瘦鹃等代表。他们中有的是因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传统的仕途被切断，而不得已为维持生计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在创作上凸显出他们思想和文化上的矛盾之处的小说家。而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的作者基本上都受过新式教育，如文学研究会的会员郑振铎、赵景深、傅东华、李青涯、鲁迅等，他们的创作思想大多倾向于新思想，甚至激进。前、后期创作主体的思想差异，导致后期编辑思想更有当时鲜明的社会时代烙印，赢得世人的认可。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7.

[2] 高玉. 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 97-112.

[3]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