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刘燕生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调到中央接待室，它的全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室，是专门迎接或者说接待全国上访群众的机构。来到接待室我被分配在西北组，参加西北五省区的接谈。一天来了一位汉族小青年，论年纪也就十六七歲，体形像豆芽菜，年纪不大，却有点弓背了，面容憔悴、血色不好。北京虽已到五月，一早一晚还是凉意浓浓，暖气刚停不久，寒气又突然来袭，小青年的衣服虽然很厚实，也能看出他在微微颤抖。他坐下后还没讲话就哭了，好一阵才安静下来，他说他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浙江省三门人，是上山下乡的初中毕业生，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造反派，十六岁半，初来宁夏不到一周，就感觉非常不适应了，饮食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几乎天天刮大风、口干舌燥、流鼻血，气温一天三变，不下雨，十天半月洗不上一次澡，做梦都在想家，睡醒后就更想。

他们去的这批人就是他这个年龄段，一部分人去宁夏，还有一部分去了黑龙江北大荒。实际上去的可以说都是一群孩子，告别了山清水秀的故乡，来到了荒漠无垠的宁夏，远离了父母等亲人的呵护，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回民区，风俗各异，语言困难。吃惯了大米，现在改吃各种粗粮。他说他生了一场病，不仅缺医而且没药，基本自生自灭，现在每日提不起精神，可能是肾脏出了毛病，他让我看他的腿，肿得很厉害，用手一摁一个垢，半天起不来。更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农村也很乱，根本没人管理他们，来到这里分到各农户后，就再见不到领导层的人了，他们都仿佛成了弃儿。

眼前的小青年，从他的话语中，对生活充满了沮丧。但是，我想帮助他，因为他有病，他已很难再适应眼前的环境。

我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说还没地方住，也不知道将住在哪里。于是，我开了张介绍信给他，要他去东大桥找西北组的后勤组，我们一起调来的两千人中一部分人就分在后勤组工作，有这个介绍信，他们会给他安排住的地方，条件不会太好，因为来京上访的人太多了，在那里还可以吃到饭。我叫他两天后再到这里找我。

两天后我刚上班，小青年就来了，我交给他两封信，一封是宁夏有关部门的，一封是给浙江的。我鼓励他振作精神，鼓起百折不挠的信心和勇气，先回宁夏办好病退证明，再回浙江，直到问题有个满意的解决。我还问到路费问题，他说大串联还没结束，乘车不用买票。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接到了这位小青年的来信，他说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回到了家乡，他告诉我给他写的介绍信，的确起到了通行证的作用。因为离家支边时已经初中毕业，目前高中不招生，所以不能继续求学了，只能在家自学，好在父母都是教师，现在停课闹革命，他们无事可做，正好来给他辅导，他目前一边学习，一边积极看中医，也看西医，双管齐下治病。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掀起了知青返城高潮，我做的那点事，都已经淹没在大潮中了。不知当年回去的那个知青现在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