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宝座上的国运浮沉

2012-05-08 04:53王龙
小说林 2012年5期
关键词:乾隆华盛顿皇帝

公元1796年,世界历史热闹非凡,可圈可点。这一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政权更迭、好戏连台的改天换地之年。

在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曾令整个欧洲望而生畏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猝死于皇村(今普希金市),其子保罗一世继承了皇位。

在保王党的武装叛乱被镇压下去的法国,硝烟刚刚散尽,法国共和政府成立执政团,二十六岁的拿破仑·波拿巴作为在平定叛乱中一鸣惊人的大英雄,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后来大败反法同盟,出尽风头。

在遥远的波斯,历经混战后阿伽自立为波斯沙,定都德黑兰。

……

然而,在我看来,在所有决定这些国家未来的政权更替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两个人的权力交接,那就是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

这两位东西方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乾隆是中国执政最长的皇帝,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他们的权力交接几乎同时进行,他俩又同一年去世。从他们对于权力的态度,完全可以映射出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政治思维、制度设计,更有助于认识我们的政治特色和国运沉浮。

一边是作秀的禅让,一边是真诚的告别

1796年2月9日,大清嘉庆元年正月初一。这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天刚刚蒙蒙亮,庄严肃穆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恢宏的紫禁城。大清帝国的文武百官们面容肃整,早早地排班列队进入皇城。在肃立于太和殿两旁的王公大臣们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八十六岁老迈高龄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宝”国玺,亲授给匍匐在地的颙琰。颙琰毕恭毕敬地接过这一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这一刻起,乾隆成为“太上皇”,三十八岁的颙琰正式成为新的皇帝。

紫禁城的钟声缓缓响起,朝廷恩赏天下臣民,帝国子民们欢呼雀跃。乾隆在乾隆禅位诏书里明确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

这是大清唯一的禅位仪式,也是中国数封建千年历史上最后一次禅让。没有怀疑,大清进入了崭新的嘉庆时代。

而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创立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也即将结束。人民苦苦挽留他们这位伟大的总统继续竞选连任,而华盛顿则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在美国首任总统这个职位上,他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对这个职位既感激,又惶恐。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充满荆棘的道路,一旦失败,就会成为人类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心将因此受到重创。因此尽管美国宪法并未对总统的连任作出限制,而且以他为美国独立作出的巨大贡献,足以让他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留在这一权力宝座上。但他谢绝各方拥护和要求,坚决地表示不再第三次连任。他不愿给初创民主制度的美国留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贪恋权位的先例。如果一直到停止呼吸还抓住权力不放,那美国将无异于君主政体,他耐心向民众说:“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华盛顿用自己的行动,为美国开创了总统至今最多只能竞选连任两届的定例。他只需要一次堂堂正正的告别。

在乾隆禅位的七个月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他在演说中祝福自己的同胞:“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

而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他不忘清醒地提示并忠告美国人民要“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华盛顿选集》,第320页)

离别的时刻不顾人们的欲别依依,仍然到来了。

1797年3月3日晚,华盛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亚当斯、杰斐逊、各國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

话音刚落,欢乐气氛顿时烟消云散,英国公使夫人竟凄然泪下。第二天,新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华盛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目送着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亚当斯事后这样描述权力交接的历史性场面:“那真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将军(华盛顿)的光临使我激动万分,他的表情同天气一样安详开朗;对于我,他似乎是享受了一次胜利,我好像听他说:‘唉,我堂堂正正地卸任,你堂堂正正地就职,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仪式结束,他走过来,热情地祝贺我并希望我任职幸福、成功和荣耀。”(余志森:《华盛顿评传》,第346页)

华盛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回归平民。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当年他连去临时首都纽约的路费,都是借钱凑足的。今天他离任时仍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五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而在大清国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嘉庆皇帝,却很快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嘉庆皇帝成了提线木偶

按理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连庶民百姓都知道。可早在一年前册立他为皇太子时,老父皇乾隆就在传位谕令中含糊其辞地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

既然已经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父皇仍然以“朕”自称,颁旨仍称“敕旨”。乾隆没有移居到“归政”后专门用来养老的宁寿宫,而是仍然稳居皇寝宫养心殿。而嘉庆皇帝只能称“嗣皇帝”,乖乖在皇子居所毓庆宫里待着。或者在乾隆眼里,已经老大不小的嘉庆还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难以让人放心。扶上马,还得送一程嘛!所以,乾隆虽然已经归政,却并不打算真的放手不管归隐林泉。这年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他吟诗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在外人眼里他也许有些贪恋权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放着好好的清闲日子不过,还来继续帮你们里外忙活,朕也不容易呀!

嘉庆这才明白,他除了接过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什么也没捞着,仍然只能靠边站着。乾隆禅而不让,退而未休。一应军国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辞劳苦的“躬亲指教”下战战兢兢地小心办理。所有的旧官新官进宫觐见,都必须先恭请太上皇训话。嘉庆帝形如傀儡,“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在朝鲜使臣眼里,贵为一国之主的嘉庆皇帝竟是这样一副窝囊模样:“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整个国家陷入了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老皇帝不松口放权,谁敢轻举妄动?

尽管如此,乾隆还不放心。为了让天下臣民明白如今依然是老皇帝“掌舵”这关键一点,不便明说其中奥妙的朝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他们规定,臣子们上书上表,遇“天”、“祖”二字需抬高四格书写,遇“太上皇帝”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而遇“皇帝”字樣,却只需要抬高二格书写。“嗣皇帝”过生日称“万寿”,“太上皇帝”过生日则是“万万寿”。

更有甚者,虽然已经改元“嘉庆”,但宫中却仍沿用“乾隆”纪年,连户部造出的铜币,也必须特制出一些“乾隆通宝”——哄老皇帝开心!在接见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者时,乾隆还有意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向属国“打招呼”:“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君臣于是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6页)

既然如此嗜权如命,乾隆为何还要作茧自缚地来一场假惺惺的“禅位秀”呢?

这实在是情不得已,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乾隆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锦县生员金从善,他从道旁递上呈词,请求当今皇帝早点公开册立太子,以固国本。不管是金生员真的忧国忧民也好,还是取宠邀功也罢,此言显然违背大清秘密建储之制,皇家大事岂容草民多嘴?乾隆勃然大怒,一刀就砍去他那颗多嘴的头。但他似乎自知,不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也说不过去。于是郑重宣示:“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遐闲……”他的意思是说,清圣祖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为了表示对祖父康熙的尊重,他会在登基六十年后禅位给接班人。为了安定人心,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他就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那意思很明白:再等等吧,让我再干几年就交权啦!

乾隆确实洪福齐天,果真就顺顺当当地活到了八十五岁。君无戏言,这个时候再不交权,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但中国式政治的特色就在于圆融通达,乾隆深谙其中精髓。这才搞了个幕后遥控。嘉庆如梦方醒,自己虽然荣登大宝,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然归政的太上皇。

乾隆留下烂摊子,华盛顿创立好制度

尽管老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然而老门神难以捉新鬼,权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权力。“老人治国”带来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动荡。

其时正是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之际,各地水深火热,官逼民反,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当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自我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劳簿上时,大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中国已经不再是什么“天朝”,而是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日益昏聩的乾隆继续“乾纲独揽”,不肯发挥年富力强的嘉庆帝的作用,而任凭宠臣和珅乘机舞弄权柄,专断六部,祸国殃民。乾隆自己年近九旬,虽然勉力支撑,但记忆和精神却急剧下滑,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连朝鲜使臣也看出“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

就在乾隆以老迈之躯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时,华盛顿却以坚定的意志又一次经受住了权欲的考验。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华盛顿竞选总统,他再次坚决拒绝。7月21日,他从芒特弗农农场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的信中说明了理由:“一旦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聩无知的老糊涂。”(《华盛顿选集》,第359页。)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乾隆“圣躬不豫”,终于一病不起。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这里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预示着他对权力的最后依恋。他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可是上天不会再给他机会了。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剧,终于驾崩。

就在大清举国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时,无数的美国人也在为他们失去伟人华盛顿而悲痛欲绝。1799年12月14日晚,华盛顿因为顶着风雪巡视农场患急性咽喉炎而去世。尽管他一再叮嘱死后葬礼不要过分,但当人们把他的遗体轻轻安放进墓穴,牧师带领大家唱起葬礼曲、念了祈祷文之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

东西方这两位巨人几乎同时倒下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却是如此的天壤之别。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乾隆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乾隆帝终身掌权,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死的当天继位,他以乾隆为年号执政六十年,在太上皇位上四年,创造实际掌握中国政权跨六十五个年头的空前纪录。乾隆虽然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执政时间,但也给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乾隆创造的“太上皇治国”模式,在清末又演变为慈禧的母后垂帘模式这种“非常之道”,影响中国政局五十余年,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11年10月10日,乾隆诞生二百年又十五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运转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帝国迅速被推翻,中国人无意之中以这种特殊方式纪念了乾隆帝的双百诞辰。乾隆“大清亿万斯年之福”的构想破灭,终究未能逃脱历代皇朝盛衰的周期律。

而华盛顿的逝世却并未对美国的政局发生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怀念他而多投他所倾向的联邦党人的票。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华盛顿以他的行动为后来者确立了典范。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斯福以外,所有的总统都是遵守了两任引退的惯例。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华盛顿开创的这一惯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华盛顿逝世后的两天,国会发表悼念演说,称赞华盛顿是“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他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事实上,华盛顿给予后世的鼓励和精神更是无与伦比。1932年,由于经济危机而变得垂头丧气的美国人,为了振奋民心而举行长达九月之久的华盛顿诞生二百周年活动。这一活动遍及世界八十一个国家和二百五十九个城市,人们在紀念中指出:在充满暴政与压迫的当今世界上,华盛顿作为自由政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出现于世。这种国际性的纪念盛况,作为自发的国际性礼遇和友善是“史无前例”的。国父的英名,再次帮助美国人民维系了对国家的坚定信赖,树立起巨大信心,最后得以度过难关。

成也皇权,败也皇权

有人曾说过,中国古代有一种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就是“皇帝”!皇帝往往死于非命,惨死的机率非常大。常见的“杀法”有:子杀、父杀、叔杀、母杀、妻杀、兄弟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近臣杀、宦官杀、俘杀、自杀等等。

中国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杀,占皇帝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如叛贼“圣武皇帝”安禄山称帝一年零四天,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刺杀于床上,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安庆绪眼皮都不眨,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这些惨遭不测的皇帝中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为奴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当皇帝确确实实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过把瘾”的代价也不算低廉。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一旦当上皇帝,都要求臣民称自己为“万岁”,也就是希望活一万年。但实际上,皇帝们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穷苦百姓。从秦始皇算起,直到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其间二千一百多年共有皇帝三百二十六人,其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四十一岁。据有生卒年代记载的大致地统计一下,可以得出下一组数据:

二十岁以下的是二十八人;

二十岁——四十岁的是八十四人;

四十岁——六十岁的是一百七十八人;

六十岁以上的人是三十六人。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皇帝寿命超过六十岁的不到百分之十三,活不到四十岁的高达百分之六十。一个人野心勃勃,历尽千辛万苦夺得皇帝称号的同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凶险的朝代要算是东汉,总共十三位皇帝,只有刘秀活了六十三岁,汉献帝刘协活了五十四岁(禅位后受到大舅哥曹丕优待),其他的十一人没一个活过四十岁。

可是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是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弑父杀子、装神弄鬼,都不过为了权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成为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使有那么几位禅让退位的皇帝老倌儿,又有谁不是在带血的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下台,逊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直到今天,充斥荧屏的大辫子戏依然喋喋不休一遍遍山呼万岁,为腐朽的皇权宝座呐喊招魂。

“皇帝”的吸引力极大,即使“过把皇帝瘾”就死也心甘情愿。乾隆对皇权的贪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皇权制度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都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核心。

中国皇权制度自“秦制”以后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在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其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

如果对比近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就会发现,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依据法律的权威来有效地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甚至教会的权威。“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权者,君之所独制”。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拥有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力。这种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但绝对权力的誘惑是超乎想象的,它使得皇帝们对权力的迷恋一如对生命的留恋,也使得一个大国的治理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心智失常,国家就滑向巨大灾难之中。

乾隆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六十五岁时喜爱上年方二十五岁的满族随身卫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自己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十五亿美元。遍地蜂起长达九年的白莲教起义,使大清衰败的统治难以为继。而乾隆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的意见。1886年,弹劾和珅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先后受到严厉惩处。皇朝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人民起义此伏彼起。

因此,当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后来突然出现在清代人的视野里时,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感兴趣的是林则徐。他实在想象不出,华盛顿在他的国度里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拥戴与尊敬?甚至“华盛顿”不仅成为美国人“皇城”首都的名字,连他们生儿育女、开馆造船,也喜欢取名“华盛顿”,“取其吉庆”之意。他很想知道,一个大半生对农场和土地情有独钟的“美国第一农民”,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独特魅力?

而华盛顿在中国转化为“异国尧舜”形象的过程中,咸丰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畬更是倾注了无限热情,堪居“首功”。在他的学术名著《瀛寰志略》里,徐继畬以生花妙笔身临其境般写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后来人们对华盛顿的诸多歌咏叹颂,大多以此生动的描写为蓝本。

徐继畬把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他满腔热情地惊叹赞扬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位东方的学者型高官,认为华盛顿勇武胜过陈胜吴广,豪雄超越曹操刘备,且功成不居,不恋权位;创推举之法,乃古代圣贤“天下为公”遗意之体现者。在他眼中,像华盛顿这样率众夺取“天下”却放弃君王一统、“藏起刺刀踢开王冠”者,实在是旷古罕见,令人佩服。

徐继畬的类比固然有些失当,但足见美国的民主体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不仅征服了西方世界,也征服了东方文明。

作者简介:王龙,男,1976年生。少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系列代表作《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其中《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2009年度全国重点扶持作品,并先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泰国语等版本,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以及新浪、搜狐等多家媒体评论和连载。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新华每日电讯》等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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