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丧失部分记忆

2012-05-14 13:38刘兴雨
杂文选刊 2012年8期
关键词:文艺理论饼子离校

刘兴雨

年龄一大,人们常常抱怨记忆减退。尽管有了计算机,人们仍然希望自己的记忆像计算机一样清晰。

据说,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都愿意记住快乐的事、辉煌的事,也就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可我却与人两路,总是记住一些不愉快的事。因而自己就快乐不起来,为了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情愿丧失部分记忆。

如果可能,我愿丧失下面的记忆: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城市的粮食供应也紧张了。早上,妈妈为上中学的大哥准备午餐,是一个苞米面饼子。几乎天天喝面糊的我,多么渴望吃一口干粮啊,就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伸出一双小手向妈妈要饼子吃。可哥哥要走很远的路,妈妈不能让哥哥空着肚子挺一天,只能委屈我。妈妈也没有办法,她每天要赶毛驴车给人拉货,她也只能喝面糊。

如果可能,我愿丧失下面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父亲被造反派抓起来,现在都说关牛棚,那时,父亲被关在一个废弃的澡堂里,一块儿被关的还有四五个人。被关的人没人给做饭,就要家属顿顿送。哥哥下乡了,送饭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父亲被押的地方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也要半小时。我要在别人怜悯的目光中,走完这段长长的路程。饭送到了,也变凉了。父亲和其他几位被关的人都睡在地上,只在地上铺了一个草垫子。谁都不敢说话,哪怕对我这样的孩子。

如果可能,我愿丧失下面的记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都要各奔前程。那一天,正在捆行李,要把这些东西寄回故乡。可系里来了紧急通知,要到阶梯教室开紧急会议。马上就要离校了,还开什么会呢?我们大惑不解。去了才知道,系里请来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们“消毒”。原来是我们办的学生刊物《新叶》登载了徐敬亚的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后来这篇文章又在《文艺理论思潮》发表,被认作是“精神污染”,在北京、甘肃分别召开批判味道的座谈会。由于我们最早而且全文发表了这篇号称“三个崛起”之一的作品,因而全国刚刚轰轰烈烈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我们就成了小靶子。成熟的大人们怕我们这些不成熟的青年把“毒素”散布到各地,所以,在离校前要把我们弄到一块肃清“流毒”。当然,这场运动在胡耀邦的阻击下中途夭折,却让我们领教了“左”的厉害。

如果可能,我愿丧失下面的记忆:二十一世纪初,单位决定要解除几个招聘人员的合同,据说一位女杂文作家也在这个名单里。我们单位是专门和文字打交道的,被解聘对她固然是个损失,但对单位损失更大。为了怕人说情,也是怕下面的人下不了手,一把手亲自操刀。我听说以后,把那个作者发表的作品拿出来,希望单位留下这个人才。那个领导倒没直接驳回我的意见,而是问:“你和她什么关系?”好像她要是我的对象或是亲属,他就可以给我这个面子。我是要为单位留住人才,和我个人无关,就说:“没有关系。”结果,一个难得的人才没有了施展的天地。

我没有能力清除这些,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它们牢牢地盘踞在记忆库中。

【原载2012年7月6日《北海晚报·同题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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