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五个战略问题

作者简介：毛东进（1981-），男，江苏海安人，江苏教育学院如皋分院中文与社会科学系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摘要：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在以下五个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二是坚持“渐变式”的民主发展方式；三是把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四是把竞争性民主选举当做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突破口；五是要把破除民主发展中的文化障碍当做民主系统建设的基础工程。

关键词：民主发展；道路；方式；路径；突破口；文化障碍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5-0013-04

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未来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四位一体”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政治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中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长时间的封建主义历史，现在又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辨明或认清中国民主发展的战略问题，是民主政治持续发展的前提或关键。本文所论及的民主，是指作为国家形态的人民民主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它们是中国民主建设的主要载体。

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在中国要不要民主这个问题上，整个国际国内的争议在缩小，而争议必然随之扩大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选择。其中一种颇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是中国发展民主的必然选择”。这种观点要求中国采取“一、二、三、多”的模式，即一个总统、两个议会、三权分立、多党制的竞争政治模式。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中心，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无时无刻不在向中国倾销其“民主政治”，而我们国内亦有部分人与之遥相呼应。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因而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对民主的本质以及“西方民主论”有一个清醒的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意味着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人类发展到今天所经历的各种国家形态的民主莫不如此。资本主义民主尽管相对于之前的民主，如奴隶制民主，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其所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作为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重要利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除封建统治阶级之外的“普世性”，然而一旦其统治地位日益巩固，这种“普世性”便迅速被资产阶级所扫除。民主在资本主义时代日益表现为资本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而这和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逃出马克思主义对民主“阶级性”的规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个总统、两个议会、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是建立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1］

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民主形态，社会主义民主在其共性上亦是“阶级的民主”，然而在多数人成为社会的主人后，社会主义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多数人的民主”，这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其它一切形态的民主的根本区别（包括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多数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与作为“少数人的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并不是建立在同一坐标系上，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道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始终旗帜鲜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一根本道路问题上栽了跟头。走西方民主之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我们国内某些醉心于西方民主的人，如果不是有某种政治用心，那就是被所谓“普世民主”蒙蔽了双眼。

当然，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人类民主政治的一种形态，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虽然是更高级的民主形态，也应该向资本主义民主在内的人类政治遗产中的有益成分学习，善于从中汲取养分。坚持走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道路与向西方学习是不冲突的。撇开两种民主形态的根本性质差别，西方利益竞争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政治形式尽管不是对于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不少人对于西方的“一、二、三、多”的民主模式推崇备至，国内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作为邓小平同志前外文翻译的张维为教授以其独特的经历（去过大部分国家），在《中国震撼》这本著作中从自身的所见所感对西方民主模式及其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效果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认为非西方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大都沦为劣质民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这些形式对于在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实行权力制约、竞争性选举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坚持“渐变式”的民主发展方式

民主的发展方式是攸关民主质量与生命的战略问题。在民主的推进方式上，主要有“突变式”与“渐变式”两种，而中国选择的是“渐变式”发展方式。

“突变式”是指不顾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国情而突然向某一民主模式转变。目前“突变式”方式主要是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或支持下向“西方模式”转变，这在当今世界有大量的实例。如苏东剧变中前社会主义各国向资本主义民主突变，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干涉突然改变他国政权和政体（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这些“突变式实践”都没有取得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实践的效果，反而产生了大量的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等的劣质民主，有些更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导致持续的族群冲突、社会动荡，如伊拉克等国家。

实际上，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民主发展方式历史地来看也是“渐变式”的，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完善与发展。我们之所以要坚持“渐变式”的民主发展方式，首先是由政治的特点决定的。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民主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强大的反作用，在政治问题上的任何不慎重，任何草率的行动，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民主政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怎样发展民主政治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发展现状、历史文化因素、民众的民主素养以及种族、民族等状况。民主的发展是这一系统的各个要素的发展，而这些要素的发展均是“渐变式”的，因此，“突变式”的民主发展道路违背了民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必然是灾难式的。第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利益调整和博弈的过程，“突变式”易于引起激烈的对抗，进而引发社会灾难。

坚持民主政治的“渐变式”发展方式，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由上而下是指发挥中央的主导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由下而上是指某些地区、某些部门进行民主政治试验，摸着石头过河，为全党和全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经验。“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缺一不可，它们各从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方面阐述了“渐变式”的内涵。

以基层民主作为民主发展的重点

在中国，可以从层级上把民主政治分为基层民主、中层民主和高层民主三个层级。其中，村、社区及相应的党内民主（进一步拓展到乡、镇级）属于基层民主，县（县级市）、区、省辖市及相应的党内民主可视为中层民主，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直至中央以及相应的党内民主属于高层民主。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这三个层级进行制度设计、民主实践，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三个层级作为一个系统，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并不应该是平行的。在现阶段，基层民主建设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而现实生活中基层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相对滞后性也突出了大力发展基层民主的迫切要求。

以基层民主实践作为现阶段中国民主发展的重点选择，首先是由基层民主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基层民主顾名思义即面向广大老百姓的民主。在目前中国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间接民主的情况下，基层民主的直接民主性质将会把民主的主体真正落实到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从而深刻体现人民民主的国家本质，形成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有效平台。其次，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包括民主实践在内的任何政治活动都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承受力和国家的稳定。在民主的三个不同层面中，层次越高，民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可能伤害就越大，如苏联和东欧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走上层改革路线，这是最终导致苏东剧变这样的政治恶果和持续的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基层民主以其积极的示范作用、较少的社会代价推动政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理应成为中国稳步推行民主改革与发展的试验场与摇篮。再次，民主政治实践需要公民其有较高民主意识与素养，而多重因素造就中国民众民主素养与意识的相对缺乏。在当今中国，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已成为民主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而基层民主实践作为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平台，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参与水平、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具有其它民主实践平台所不具备的优势。

当前，基层民主建设要围绕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核心展开。要通过完善基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的设计，使群众和普通党员名副其实的成为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的主人；要加大民主文化建设，不断提升群众和普通党员的主人翁意识，让群众和基层党员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来。

以竞争性民主选举作为民主发展的突破口

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谈到民主时指出，“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3］。在当前人民群众主要以间接的方式参政议政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产生人民群众满意的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或产生基层党政一把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式应当是竞争性民主选举，这是推动当代中国民主快速发展的突破口。

竞争性民主选举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多名候选人中择优差额选举代表或党政一把手，它包括候选人提名方式的科学化（合理配置上级党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的比例）、选举过程的科学化（候选人介绍方式的改进、投票的人性化设计、唱计票的公开化等）以及监督、质询、罢免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竞争性民主选举及配套制度的建立有如下革命性的意义。

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赋”。在竞争性民主选举中，候选人的产生不再只是上级党组织推荐（形成包括上级党组织在内的多种推荐渠道），当选者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差额选举的，这就彻底改变了等额选举中或即使是差额选举但差额过少人民群众无所作为的现象，理顺了党员群众与干部的关系，使群众切身感受到自己的主人地位是实实在在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我国客观存在的制度性不足。目前我国的制度优势主要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具备的。然而，我们这种以集中为主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中也表现出较多的弊端，体现在干部人事制度上，就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少数人说了算，跑官要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绝。尽管我们也建立民主制约与监督机制，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民主的形式作出“独裁”的决定并非鲜见。权力可以制约权力，权利也可以制约权力。竞争性民主选举使权力得到了权利的制约，这有利于完善我国目前的权力制约体系。

竞争性民主选举真正实现了还政于民，使代表和主要官员的提名、选举、监督、罢免等权利都落实到人民群众手中，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仅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而且优化了党管干部的人事管理体制，从根本上夯实了党的执政的群众基础。

当前，竞争性民主选举还没有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某些地区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从2004年开始，南京在单个社区试点“公推直选”；2006年，高淳全部八个镇进行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2009年七八月间，南京363个社区全部进行了“公推直选”，是竞争性民主发展的典范。我们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前提下，逐步扩大竞争性民主选举的范围，以此为突破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快速发展。

破除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

文化障碍是民主系统的基础工程

民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基础是民主主体的民主素养，而民主素养的基础又是民主意识。民主意识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阶段民主的质量。而民主意识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民主主体的文化心理，这是由不同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轻易改变的。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的民本文化，如早期的《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的箴言，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世人所熟知。然而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使得这样的民本思想像星空中的流星一样，虽然耀眼，却是一闪而过。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实际上通行的是“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这样的愚民思想，普通劳动大众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可言，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很少有“主人”这样的观念。尽管封建时代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人民主意识相当淡薄。在当前，特别是在基层，漠视民主政治、视民主政治为儿戏的政治冷淡主义，甚至敌视民主政治的文化心理都时有表现，这其中既有制度缺位等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传统消极文化对群众意识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必须正视的现状。

从这一现状出发，我们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任务是完善制度的设计。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而专制文化又反过来维护专制制度，文化与制度是互相支撑的。要实现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转型升级”，使之服务于民主发展，必须优化制度设置，创造出有利于文化心理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进而实现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良性循环，这是破除民主发展中文化障碍的治本之策。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前提；坚持“渐变”式，反对“突变”式，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方向；着眼于基层民主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重点；大力推进竞争性民主选举，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突破口；重视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文化心理的“转型升级”，则是民主系统化的基础工程。这五个层面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战略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并敢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才能结出累累硕果。□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5.

［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7.

［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8.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