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税收政策在消费升级中的促进作用

高甜甜

摘要：税收和消费都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税收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工具，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其宽严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预期。主要表现在通过对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房产税等税收政策的调控，来减轻企业和居民个人税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和刺激居民的消费预期，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促进消费水平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消费升级；税收政策；促进作用

中图分类号：F810.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098-03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也不断升级，从几十年前“百元级”的自行车、缝纫机，十几年前“千元级”的冰箱、彩电到近几年“万元级、十万元级”的小汽车以至“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级”的住房，消费品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升级的周期越来越短。但由于种种原因，居民消费总体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增长速度仍滞后于GDP同期增速，消费档次的升级还有很大空间。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长期形成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国家已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其中税收政策促进消费升级是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重要宏观政策之一。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宏观调控工具，税收政策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具有哪些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消费升级的内涵解析

1.消费及消费升级的概念。消费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居民）消费。而消费升级则是指消费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具体可表现为消费的结构型升级和消费的质量型升级。消费的结构型升级可用恩格尔系数来表示，恩格尔系数减小，通常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善；消费的质量型升级主要表现在基本消费品（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升级。受生理因素的限制，一般说来，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要是有限的，弹性较小，而对享受型消费品和发展型消费品的需要是无限的，其弹性非常大，因此，未来消费升级的重点将是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经历了以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以普及家用电器为主的购置生活必需品阶段，现正向以住房、汽车和服务型消费为主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阶段过渡。现阶段，由于中国不同地域、城乡居民之间的家庭收入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消费层次往往不尽相同，消费升级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居民而言有着不同涵义，其特点不仅呈排浪式，也呈阶梯式。因此，完善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则应有所倾斜、区别对待。

2.消费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说：“一定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这告诉我们，生产发展决定消费，生产发展提供人们消费的物质产品；同时，消费对生产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因为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由消费、投资以及出口构成的国民经济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最为有效，消费升级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鼓励消费，发展消费，这既是社会健康运转、人类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

3.税收对消费的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税收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税收，使得“我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将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们减少消费支出”。消费支出的减少会使消费曲线下移，较低的消费曲线相交于较低的国民收入曲线，将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所以，对某些产品和行业增税会抑制其消费需求，对某些产品和行业降税则可以起到相反的效果。税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影响消费升级，但不能决定消费升级。所以，税收政策对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空间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注重税收政策调节的同时也要注重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就税收政策而言，为更好地发挥其影响作用，我们必须按照兼顾公平原则，力求做到公平税负，即“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征收相同的赋税；对于情况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赋税”，才能缩小公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上的差异，使消费升级趋于同步。

二、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某一时期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等方面，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够通过改变和提升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等因素对居民消费需求及其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降低宏观税负调节生产结构，实现基本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适度平衡

人类消费的升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即以基本消费品（衣食住行）的满足为前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基本消费品品种将不断增多，品质不断提升。从满足人民基本消费品需要出发，发挥税收政策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作用尤为重要。

1.通过调整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居民消费升级提供充足的消费品总量。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消费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税收政策的调整如减税或降低税率，可以鼓励和支持生产大众消费必需品企业的发展壮大。

2.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扶持科技创新，鼓励产品研发，增加对居民所需新型消费品供给。税收优惠作为一种税收调节工具，直接调节纳税人的收入、影响投资人的行为。比如，国家通过制定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支持新产品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调动企业科技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降低生产成本，使质优价廉的消费品尽快被市场接受，促进大众消费。

3.通过出台具有导向性的税收优惠措施调整消费产品供给结构，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档次，降低消费品价格，从而有利于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居民消费品由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二）通过加大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提升服务类消费水平，实现服务型消费升级

服务型消费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消费升级与否的重要标志。尽管现阶段中国居民以文化、休闲、娱乐保健为一体的服务型消费开始持续升温，但由于中国服务型消费发展总体上相对滞后，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为此，国家通过给予服务企业更多的税收政策扶持，能够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大力培育和发展居民服务业知名品牌，鼓励开拓新兴旅游形式发展旅游消费，大力发展健康以及文化体育服务消费，促进传统消费向现代消费转变。未来服务型消费将在健康服务、养老服务和公租房建设服务等消费服务领域得到快速提升，这也将是税收政策支持的重点。

（三）调节居民收入，引导居民消费，逐步扩大居民成长型和潜力型消费

1.运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和居民不确定性预期，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意愿。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具有公平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功能。国家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低居民不良预期风险，有利于将居民的潜在消费转变为即期消费。

2.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再次调节。这些税种对高收入者征税，而对低于起征点的低收入者或不富裕者免税，既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中差距过大问题，防止贫富过于悬殊，又有利于引导高收入者理性消费。

3.税收政策的引导效应可以起到调节需求量的作用，表现为政府课税的增减可以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支出减少或增加，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比如，国家可以通过对刚性需求的房屋减税，以鼓励居民自住房消费，对购买多套房或投机性购房的加税，以抑制投资性、投机性住房购买需求，防止住房价格大幅上涨，使居民住房消费趋于理性，并兼顾其他消费，推动未来的消费升级。

（四）合理运用优惠政策，促进地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平衡，实现居民消费的同步升级

目前，中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决定了地区之间消费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主动运用税收手段干预经济的措施，可以通过制定差别的税收政策，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当前，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步伐的过程中，国家可以根据各地的发展条件，制定切合实际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落后地区的经济，促进其消费结构的升级。而为了缩小城乡居民目前存在的较大消费差异，对“三农”采取的税收政策扶持措施也十分必要。建议国家出台力度更大的支持农民工就业、支持农产品生产加工业发展以及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税收政策，这样才能使农村居民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尽快实现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

三、税收政策如何促进居民消费的升级

从1983年利改税开始，中国先后进行了三次税收制度改革，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现行税收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流转税收入为主的税收收入结构造成税收负担向中低收入阶层转嫁，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二是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客观上减少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三是缺乏累进性的财产财富税收制度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四是地区税收优惠和激励性的税收返还制度加剧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五是对居民基本消费品生产销售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不够，对消费升级推动作用较为有限。

根据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经验，笔者认为，中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将着力点放在各类消费品总量供应平衡以及居民大众“有钱消费”和“愿意消费”上，而消费升级的突破口则应是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1.逐步降低事关居民消费升级的行业、产品的税负水平，保证基本消费品的供应和品质的提升。一是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高品质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无公害绿色食品、高档服装及日用品、家用电器）的生产，通过减轻大众居民升级消费的成本，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二是加大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扶持力度，如对销售初期的新产品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允许用以前年度的利润弥补这些活动出现的亏损。三是降低居民日常消费品生产企业的所得税和消费税率，鼓励新兴服务企业增加服务项目，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四是加大对中小生活用品生产企业融资的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提高金融机构向这类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五是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尤其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由试点转为全面推行，可有效降低这些行业的税负，进而可以降低居民在居住、出行、接受服务等方面的成本。

2.运用税收政策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增加普通居民工资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虽然居民收入的增长与财政、工资政策联系紧密，但税收政策也有其作用空间：一是通过税制变动直接影响收入初次分配。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可以适当提高所得税税前准许扣除的工资标准。二是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实现收入再分配。在所得税制上，实行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即对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实行分类所得课税；对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承包经营所得、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租赁所得等）实行综合所得课税。另外，要改变征收方式，变对个人征收为对家庭征收，彰显公正公平，并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所得税税率级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多征税，对低收入者少征税或不征税，有利于平衡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三是利用差别税率的行为课税来调节收入差距。如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开征超额利润所得税，所征税款用于社会保障。四是利用财产税制来调节财富差距。开征和建立同个人所得税配套的相关税种，如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对存量不动产资产开征物业税，对个人的投资收益开征证券交易税等。

3.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尽快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通过建立保障基金，让居民解除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提升消费水平。

4.进一步理顺支农惠农的税收政策，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一是进一步完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税收政策。主要采取税收优惠、贴息等财政性措施鼓励社会其他力量进入农业农村社会发展领域，支持“三农”服务机构投资高科技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以税惠农”，支持农资产品生产，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三是完善支持农业产业化、推动科技农业、新兴农业的税收政策，大力鼓励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四是出台支持农民工就业的税收政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五是出台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税收政策，加强农村金融网点、信息网络、村级公路、连锁超市建设，改善农村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

5.进一步发挥税收在促进汽车、住房等热点消费上的调控作用，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国家应适当调减节能环保型汽车生产环节增值税税负，或是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提高汽油消费税，促进节能型汽车的发展，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同样，为促进居民住房消费，国家应出台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的税收政策。比如，允许个人购买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并给予低收入家庭一定的税收减免照顾；今后出台与住房消费相关的税收政策应考虑在房产保有环节征税，抑制投资和投机需求，对投机炒作购房以及个人豪宅所有者增收消费税，而对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开发及租售收入等出台更为有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还可开征住房空置税，凡是住房空置不居住不出租的，一律按月征收住房空置税，或是空置年满一定期限强行出租或低价回购给需求者居住，真正让炒房者“吐血”，可有效抑制投机行为和腐败行为，降低房价，刺激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促进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一方面应兼顾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兼顾不同收入群体的各类消费需求，兼顾环境容量，把握力度，循序渐进，防止走向事物的反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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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春丽，俞建国.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思路和建议[N].中国改革报，2009-02-26.

[责任编辑仲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