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传播与汉代巴蜀地方教育

李桂芳

摘要： 汉代儒学在巴蜀的传播是随着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方统治的深入而展开的。伴随着儒学的传播，巴蜀地区的教育体系也逐渐完善，形成了三种主要教育活动，即地方官学教育、私学教育、游学。这三种教育活动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繁荣。儒学的传播，带来了巴蜀地区教育的发展兴盛；教育的发展，为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与基础。它们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关键词： 汉代；巴蜀；教育；儒学

中图分类号：K234；G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230-03

巴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自先秦以来，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直至汉初，这一影响还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言，“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儒学还未在巴蜀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班固称“巴、蜀、广汉本南夷”^[1]，认为巴蜀更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随着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巴蜀迅速传播开来。儒家思想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不仅使中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巴蜀地区传播、渗入，影响巴蜀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儒学的传播，汉代巴蜀地方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得人才济济，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君平等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故常璩称“汉征八士，蜀有四焉”。可见，当时巴蜀的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在全国已首屈一指。本文拟从儒学传入巴蜀以及伴随着儒学的传播而完善的巴蜀地方教育体系，从而证明儒学的传播对汉代巴蜀的地方教育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同时教育的兴盛也进一步加速了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它们二者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一、汉代巴蜀地区儒学的传播

汉代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统治者的开发经营、经济往来、民间交流、学者传习等手段向周边地域扩散的。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建立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使得统治网络逐渐严密。健全、严密的行政网络的建立，在客观上为文化的传播畅通了渠道并奠定了行政基础。此时的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以政治化的传播模式为主。政治化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两条主线：一是通过集权制的行政系统进行传播，如移民、派遣中原官员到地方；二是在行政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官学传播。汉代儒学的传播主要靠的正是强大的行政网络，使得儒学由庙堂传播到乡里。

（一） 中原移民带动儒学传播

这是文化传播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为人的迁徙和流动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中原华夏族人民迁入巴蜀地区始于战国。秦并巴蜀，华夏族迁入大规模进行，“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此后，迁移之事屡见不鲜。《吕不韦列传》：“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西汉扬雄、汉末樊敏之先，都出自晋国的贵族，自楚汉之际陆续迁徙入川。《汉书·扬雄传》：楚汉之际，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江之阳，曰郸”；今四川芦山县有《樊敏碑》叙述樊敏先世：“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据《尚书·禹贡》记载，梁州的大部分是今四川地方。扬樊二氏之先都是至楚汉之际由楚进入巴蜀。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就食蜀汉”^[3]；汉武帝时，在关东贫民徙陇西、会稽等地数十万的同时，为生计所迫，自动迁徙巴蜀的人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就文化传播而言，移民的数量虽也有关系，但移民的文化素质影响更大，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据《始皇本纪》：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吕不韦门下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士至食客三千人”。这些被迁的“舍人”、“士至食客”中，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的到来无疑对中原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两汉时期迁入巴蜀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文化较发达的关中地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很快就引起迁入地的长足进步。这种情况正如蒙文通先生针对巴蜀地区的发展曾说：“迁蜀的工商业者，既然提高了巴蜀的经济，迁蜀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要提高巴蜀的文化。”^[4]这种文化的提高，其实质就是巴蜀地区的文化不断与中原地区实现一体化。

（二）中原官吏推动儒学传播。

中央政府向巴蜀各郡县派遣大批官吏，是儒学向巴蜀的广泛传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秦汉以来，统治者大多从中原选拔官吏派往巴蜀，加强中央王朝对巴蜀的统治。根据学者们对巴蜀地区可考籍贯的郡太守统计结果表明：两汉时期治理蜀郡、广汉郡、巴郡主要任用自北方的中原人^[5]，如汉初兴学之文翁；汉末“精学教授”的大儒刘焉父子为益州牧，以及两汉所置盐、铁等诸官多选自中原。

两汉的地方官吏，多为“吏”与“师”的双重身份。历任巴蜀地区的官员对儒家文化的传扬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史载文翁为蜀守，“仁爱好教化”^[6]，他通过修建学官、招收学生入学以及选拔墓层官吏到京师向博士学习两项措施，大力推广儒学，对儒学在蜀地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儒学很快在巴蜀占主导地位，“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王商为蜀守时，又为严遵、李弘立祠堂，“正诸祀典”，大力宣扬儒家思想文化。这些措施，无一不对儒学在巴蜀的广泛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官员不仅受中央政府派遣，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同时又传道授业解惑，是巴蜀地区的思想文化启蒙者和传播者。

（三）士人游宦助推儒学传播。

士人游学或游宦于巴蜀与中原之间，也是儒学在巴蜀传播的重要途径。汉初，游学或游宦于中原与巴蜀间的士人已大量涌现。如汉赋的奠基人司马相如，曾拜师于著名的儒学大师胡安，并三次往返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司马相如多次往返巴蜀与中原各地，以其才学卓著而享有盛誉，他对中原文化在巴蜀的传播，无疑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巴蜀士人游学中原各地，或受业京师经学博士，学成归来的也不乏其人。汉景帝时，张宽等人受蜀守文翁“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法令”，数年之后“蜀生皆成就还归”。此后，文翁及巴蜀的有识之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褒奖儒生，倡导儒学，巴蜀世风“徭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人是一切文化最直接的载体，两汉时期移民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入蜀，中原官吏的不断向巴蜀派遣以及士人的游学，通过他们言传身教，更直接地把儒家思想文化向巴蜀广泛传播。

二、汉代巴蜀地区教育的崛起

随着儒学在巴蜀地区的迅速传播，除了促进了巴蜀地区的文化实现了转型外。另一影响最大、标志显著的当属巴蜀教育事业的勃兴，一崛而起的巴蜀教育也为我们展示了儒学在巴蜀的发展进程。

官学的兴盛。地方官学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种由地方官员兴办的学校。汉代首创地方官学者，当推蜀郡太守文翁。西汉景帝时，文翁出任蜀郡太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经过文翁数年努力，郡内“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以致“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7]。文翁创办的地方官学受到汉武帝的大加赞赏，武帝以文翁“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为榜样，“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种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学校教育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四川从文翁兴学后不仅各郡纷纷办起了学校，州及一些县也有学校，如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杨仁“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立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东汉安帝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7]；汉顺、桓帝时，冯颢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余人”，仅成都县级官办学校有如此较大规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官办学校的兴盛，极大地推进了巴蜀地区教育的发展。

私学的繁荣。私学，就是私人创办的学校，中国自春秋时期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以来，经战国诸子争鸣，到两汉时期私家设学的风气盛极一时。西汉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此时，官学虽有很大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的规定，地方官学短时间内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盛行，即私学大兴其道。到东汉时私学更加兴盛，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巴蜀地区的私人讲学相当盛行。如杨仁“建武中，……静居教授”^[8]；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9]；东汉明、章帝时，武阳杜抚“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11]；顺帝时，新都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10]；董扶“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两汉私学教育也是巴蜀地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官学教育的基础，也是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民众施政的一重要工具。

游学的流行。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发展除上述两种主要形式外，另一发展本地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游学。汉代太学也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机构，汉代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多不远千里地争取到太学去学习。汉代巴蜀地区的游学人士众多，如司马相如、扬雄等就曾游学京师，蜀郡郡守文翁也曾遣张叔等人到京师太学学习“七经”；另有任安“少游太学”^[12]；任末是“少习齐诗，游京师”^[13]；梓潼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14]；雒人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经三十年”；王忳“游学京师”等等。众多游学士人的产生，反映巴蜀地区士人的求知欲望，他们学成归故里，招收门生，在推进了本地教育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学的广泛传播。

两汉时期，由地方官学、私学、游学等共同构成了巴蜀地方教育体系。教育的发展兴盛是以儒学的传播为基础，反过来教育的发展又成为了儒学在巴蜀地区传播的重要保障。

三、汉代巴蜀教育之独尊儒术

儒学催生了巴蜀教育的繁荣。儒学对巴蜀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从巴蜀地区教学内容、选官、教育师资等方面的情况谈起。

（一）教学内容系儒经

汉代巴蜀的学校，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多以儒家“六艺”为主要教学内容。两汉时期，一般郡办学校属高等教育性质，州办学校属中等教育性质，县办学校属小学教育性质。高等教育的文学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等。从首创地方官学的文翁兴办学校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培养能够弘扬儒学的基层官吏，以便通过他们在全郡范围内施行教化，普及儒家学说，因为文翁本人就通《春秋》，是一位今文经学家，“教民读书法令”不外乎就是儒家经书与中央法规。史书记载，“文立学广休，巴郡临人也，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 “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也，受业太学”。[7]这说明，当时蜀郡设立了太学，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又如，严遵在成都市以为人占卜、测算的特有方式，用儒家文化中的“忠孝”、“顺从”等思想，因人因势导善，教育世人。由此可见，巴蜀的官私学教育，在培养了大批巴蜀士人的同时造就了一批批接受儒学正统教育的士绅。

（二）官员选拔系儒生

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下令罢黜百家之言，规定以儒术作为察举的标准，而逐步确立起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孝廉之科的设置，为儒生以“经明行修”入仕开启了大门，它使汉代官吏们不仅重儒术，更重德行、德治。这些政策的确立，无疑对地方官员在选用人才上更加偏重儒生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更加确定了儒生在仕途上的优势地位。

开创地方官学之先河的文翁，他不仅在在经济上资助儒生，“学官弟子免除更徭”，而且从选官上优先选用儒生。一方面，他将学官子弟中的才能高者补为郡县吏，次者为孝弟力田。同时文翁对学成归来的人才加以重用，让他们担任蜀郡的重要职务，还竭力举荐他们到朝廷做官，有人甚至官至太守、刺史等高职。另一方面，对还未入仕的儒生，官府也十分重视。如文翁办理政事，常选学官僮子在正堂“别座”，以为见习官。每次出巡县邑，文翁都要点选学官中经明行修者同行，让他们传达教令，以化民众。这种有意抬高儒生身价的措施，使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士人纷纷向学儒经。

（三）教育师资系儒师

一方面，官学师资来自儒师。文翁时巴蜀派往京师的博士生，学成归来后长期从事官方文化教育。有一块名叫《学师宋恩等题名》的汉碑记载了汉末蜀郡文学一些教师，职员和官员的姓名，其中称师者20人，还有椽若干人。师是教五经的老师，掾可能是掌管各经的教学行政人员，这说明当时蜀郡文学的性质[15]，教学师资乃系儒生。另一方面，办私学教育者多系儒生。如广汉郡杨宣少学天文、图纬，后拜杨翁叔为师，“教授子弟以百数”。平帝时任命他为讲学大夫，专为皇帝讲论经学。

四、结论

文化传播和教育二者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文化传播能够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并提供资料以不断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教育活动的内容和目的是传播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就是有目的地传播文化的社会活动。因此，文化传播给教育以存在基础和意义，教育给文化传播以发展契机和生机活力，两者相因相袭，密切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伴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作为官方尊崇的主导思想强烈影响着学校教育各方面的发展，士人纷纷向学儒经，在促进了汉代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巴蜀地区的教育也取得辉煌成就。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为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与基础，使得儒学的传播深入扩展到民间，最终达到了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从而巩固了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的统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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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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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阳国志·蜀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8]后汉书·儒林列传·杨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M].成都：巴蜀书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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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后汉书·儒林列传·任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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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熊明安.四川教育史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