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死一只反舌鸟》看西方女性意识的缺失

⊙谢 霞［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作 者：谢 霞，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

一、引 言

在美国文学史上，南方文学自始至终以突出的特点屹立于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如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凯瑟琳·安·波特等，其中哈珀·李（Harper Lee）就是成就突出的一位南方女作家，她一生仅仅创作一部经典小说，但足以让其扬名于世。她1926年出生于阿拉巴马州一个叫门罗维尔的小镇上，父亲是一名律师而且担任过州立法议员。哈珀·李自幼长在小镇，对南方有着独特的亲身体会，上了大学依然学的是法律，社会大环境的耳濡目染的熏陶和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原型素材。受朋友的鼓励，根据童年经历，哈珀·李于1960年发表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To Kill a Mockingbird），该书一经出版便反映极好，并在1961年一举拿下美国图书的至高奖项——“普利策”大奖，版权被多家大型出版社相继买断，一版再版，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很快跃入美国畅销小说和名著系列，时至今日该书还是大家喜闻乐读的经典佳作。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风口浪尖上，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不景气，工人运动频发，社会矛盾激化，种族主义运动日益加剧，美国南方当时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奴隶制虽然已经废止多年，但由于在南方庄园制经济基础深厚，以奴隶性质工作的群体大量存在，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个人境遇凄惨至极。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正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为社会背景，故事集中在梅岗小镇上，实际上梅岗镇就是当时整个美国南方社会的完全缩影。小说就是从黑人汤姆·罗宾逊的强奸案说起，由两个稚气未干天真无瑕的小孩子小海鸠和杰姆兄妹开始回忆，虽没有直击案情的细节，但他们却用童真的眼光告知世界它确实是一桩明显的社会大冤案。黑人汤姆·罗宾逊本来要帮助白人女性梅亚拉，梅亚拉却勾引汤姆，但遭到有妇之夫汤姆的反抗逃跑，但这恰好被回来的梅亚拉父亲埃维尔看见。父亲开始暴打女儿，但可悲可恨的是梅亚拉反而诬陷黑人汤姆强奸。不过小镇上的白人律师阿迪克斯·芬奇，也即小海鸠和杰姆的父亲，为人正直，坚持真理，他不顾社会的非议，勇敢接受这个棘手的案子，并积极寻找证据，凭借睿智和高潮的法庭技巧，使真理显而易见。然而结局是悲惨的，由于诉讼失败，汤姆·罗宾逊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死亡。尽管如此，阿迪克斯·芬奇在不公的社里为真理和良知呐喊奋斗，用其端庄、勇敢、儒雅的形象为孩子们做出表率，让我们备感敬仰。

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思想

长时期以来，女性在社会中一直处于附庸于男性的边缘化地位，随着女权主义运动日益深入，其地位有所改善。女权主义的崛起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它以社会性别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分析，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层面，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现状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呼吁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下的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地位的复苏注入活力，让世界倾听女性内心的声音。也就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以迅猛的态势在全球评论界发展，并衍生出不同的分支，极大丰富了文学批评阵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与传统对立的批评方式，向来以抨击权威与经典著称，不断向传统发出挑战异议，颠覆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体系，争取改善女性地位，促使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一方面主要是女性作家群体为了自己的声音进行创作，作品主要通过讴歌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唤起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和尊重，更在引起女性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其他作家主要通过描述刻画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卑微地位和凄惨境遇，以唤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正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在整个小说中，以梅亚拉父亲为主的男性群体一直是话语权的完全支配者，不管最终他们命运如何，人性如何低劣，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声音活着，而女性形象是以配角的形式辅助男主人公而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以男性影子的身份出现，没有实际的话语权，更没有自己主体诉求的表达，体现出西方女性意识缺失的一面。

三、《杀死一只反舌鸟》中女性意识的缺失

在《杀死一只反舌鸟》中，除了小海鸠和梅亚拉作为较为明晰的女性形象出现过之外，其他就很少出现女性角色。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小说中几个孩子母亲形象的缺失，包括小海鸠、布雷德利等孩子的母亲几乎没有出现，无疑又增加了孩子们的悲剧因素。其中强奸案的主角之一梅亚拉的悲剧意义最深。

梅亚拉出身白人家庭，按理来说当属美国南方社会的主流群体，有一定的地位和尊严，但是梅亚拉家庭却并不是那样。她的父亲属于不务正业、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喝酒赌博鬼混的社会败类，家境贫寒也就顺其自然了。他们除了一副“白皮肤”皮囊之外，一无是处，为当时的白人社会所不齿，是大家孤立的对象。这样一来，梅亚拉很少和小镇上的其他白人孩子交往，对人情世故自然是有些陌生。加上家里孩子众多，梅亚拉又是老大，她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本来就形象不佳的梅亚拉更是邋遢至极，更拉大了与其他白人孩子的距离。青春年华的梅亚拉正值与其他孩子追逐玩耍，表达自己的快乐幸福之时，可她长时间被父亲禁锢于家中，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尤其是与同龄异性接触的机会，这对于正值青春发育的懵懂少女来说极为不利，这也为后来出现离奇“强奸案”奠定了一定基础。

小说中，黑人汤姆·罗宾逊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勤勤恳恳，本本分分，有着幸福的家庭。那天他经过梅亚拉家门口时，梅亚拉发出了邀请，让汤姆帮她修理门，可就在汤姆帮她修理之际，梅亚拉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汤姆并开始吻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汤姆开始反抗，而且汤姆也知道自己的黑人身份，就迅速夺门离开，恰在此时，梅亚拉的父亲鬼混回来，他气急败坏，开始暴打女儿梅亚拉。对于梅亚拉的出格行为，我们可以理解，长时期的性压抑必然会导致她对异性的冲动，汤姆成了她发泄的对象。或许来说，那是梅亚拉真情的流露，她为了内心的渴求，不再顾及那么多，甚至可以说这一刻才是真实的女性梅亚拉。平常来说，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可是梅亚拉一家却把汤姆·罗宾逊告上了法庭，而且以强奸案的名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法庭上，梅亚拉痛哭流涕，俨然一个可怜的受害者，使人不得不感叹其内心的城府，但实则她是一个十足的可怜虫。首先，她心中有爱却不会、甚至不敢表达，这是她的悲剧，也是其女性意识缺失的表现。很明显，在法庭上的梅亚拉的“义正词严”并不是她内心的真实声音，只是别人也就是以他父亲为代表的白人群体的无理要求。当然，作为西方传统社会中女性，她无法与强大的父权制抗衡，更没有力量和当时的世俗社会较量。作为梅亚拉的父亲来说，只是要维护作为白人最后的尊严，因此执意要告汤姆强奸，这也完全符合当时种族主义严重的社会现实，所以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们不管你的证据多么充分，庭辩技巧如何高超，就是认定汤姆犯罪。而梅亚拉就成了影子杀手，成了父亲和当时整个白人世俗社会所驾驭的屠刀，扼杀了一个年轻而健康的生命。面对内心对爱情或性需求的渴望、父权制的压抑和整个世俗社会的压力，梅亚拉没有为了内心真实的爱情或性需求解放自己，释放自己的声音，而是任凭父权制和世俗眼光的摆布，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灵魂。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和摧残，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没有女性意识的孩子在“强奸案”之后如何生存，如何背负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她还会有“拥抱亲吻汤姆”的真实想法吗？当然，梅亚拉女性意识的缺失更是对汤姆的不负责任和不公正，在不公的社会里善良和真理是脆弱的。

四、结 语

小说《杀死一只反舌鸟》虽然不是以弘扬西方女性意识觉醒为主题的作品，但当我们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考察的话，确实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变迁过程中，经济在发展，人类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同步发展的状况，旧的父权制仍在束缚着人类的思想，尤其是作为社会底层代表的西方女性，她们的声音始终淹没在父权制的社会体系下，这种女性意识的缺失是悲哀的、可怜的。

[1][美]哈珀·李.杀死一只反舌鸟[M].高红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