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镜花缘》中的商人形象

⊙童李君［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 苏州 215151］

作 者：童李君，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老师，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小说、中国通俗文学。

自古以来重义轻利的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传统讲求崇本抑末，本业是农业耕作，要大力发展；商业是末流，要加以贬抑。“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而且受到种种限制，如被征收高额赋税，其子孙限制参加科举等。因此古人也往往以经商为耻，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考虑经商。文人作品中一般也很少有对商人的描述，即使有，形象也往往不佳。

而这一现象，到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明代的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孕育了“好货”“、求利”的思想。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地位有了改变，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凌初在“二拍”中肯定商人在创业时的冒险精神和创造财富时的刻苦努力。书中崇商的例证也有不少，如“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二拍”的《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儒》也对商人做了充分的肯定，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人在很多作品中不再以丑恶的嘴脸出现，而是作为正面的主人公。

这种情况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前半部分主要写岭南士人唐敖及久惯飘洋、深谙经商之道的商人林之洋、舵工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作者用海外经商串起了故事情节。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

一方面，随着清代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开海贸易“：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①雍正皇帝也重视保护商人利益：“无论满洲，绿旗兵弁，倘有需索商民者，即指名提参治罪。”②《大清律例》中还专门设置《课程》《钱债》《市廛》这几个门类来规范当时的商业活动，而且清政府为照顾商人子弟科举入仕，特设商籍，规定了专门学额，准许商人子弟在行商省份附籍入试。这些都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约1763—1830年）十九岁随兄李汝璜来到古海州所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板浦。他所处的时代商业经济繁荣，特别是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发展迅速，市民意识逐渐增强。在板浦期间由于兄长是盐官的关系，得以结交一批盐商子弟。特别是岳丈许氏家族，更是海州的名门望族。“许家为了盐运便利，家里养有海船，李汝珍不止一次随其舅兄出海飘洋经商，在海上谈天说地，大谈经商之道。李汝珍是位有心人，他把自己生活阅历经过整理和加工，写进了《镜花缘》，从而塑造出林之洋这样的文人经商典型。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舅兄许桂林等都是定居在板浦的徽商，家里也有出海商船，他们的言行为《镜花缘》的儒商形象提供了创作素材。”③而且李汝珍本人博学多才，天时、地利、人和，《镜花缘》应运而生。

一、出海前的准备

《镜花缘》中主要描写的是海外贸易情况。书中林之洋、多九公等人都是海运商人，从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见，在李汝珍生活的乾嘉时代，出海贸易、弃儒从商已是十分常见的生活选择。小说主人公唐敖，之前一心追求功名，可最后虽“连捷中了探花”，但被人告发曾“与叛逆结盟”，出仕后“恐不免结党营私”，于是依旧罢为秀才。经此打击之后，唐敖有了弃绝红尘之意，决心随舅兄林之洋去海外畅游。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岭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视痛苦的岁考为“活地狱”，很早就弃儒经商，成为一名成功的海运商人。此外，出海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便是舵工多九公，他“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舵为生，儒巾久已不戴，为人老成，满腹才学。今年八旬向外，精神最好，走路如飞”，而且“久惯飘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彻，那些异草奇花，野鸟怪兽，无有不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者。

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交代了出海的不便与危险：

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亲，怎说船钱饭食来了！”因向妻子道：“大娘，你听妹夫这是甚话！”吕氏道：“俺们海船甚大，岂在姑爷一人。就是饭食，又值几何。但海外非内河可比，俺们常走，不以为意，若胆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风浪，就有许多惊恐。你们读书人，茶水是不离口的，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上了海船，不独沐浴一切先要从简，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润喉咙，若想尽量，却是难的。姑爷平素自在惯了，何能受这辛苦！”林之洋道：“到了海面，总以风为主，往返三年两载，更难预定。妹夫还要忖度。若一时高兴，误了功名正事，岂非俺们耽搁你么？”唐敖道：“小弟素日常听令妹说：‘海水极咸，不能入口，所用甜水，俱是预装船内，因此都要撙节。’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无。至洋面风浪甚险，小弟向在长江大湖也常行走，这又何足为奇。若讲往返难以预期，恐误正事，小弟只有赶考是正事，今已功名绝望，但愿迟迟回来，才趁心愿，怎么倒说你们耽搁呢！”

接下来书中人物便着手准备出海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置办货物。林之洋对唐敖说：“妹夫既到海外，为甚不买些货物碰碰机会?”于是，唐敖带着水手，从市上买了许多花盆和几担生铁回来，林之洋大惑不解：“妹夫带这花盆已是冷货，难以出脱；这生铁俺见海外到处都有，带这许多有甚用处?”由此看出，林之洋不愧熟知市场行情，但唐敖回答得更妙：“花盆虽系冷货，安知海外无惜花之人。倘乏主顾，那海岛中奇花异草，谅也不少，就以此盆栽植数种，沿途玩赏，亦可陶情。至于生铁，如遇买主固好，设难出脱，舟中得此，亦压许多风浪，纵放数年，亦无朽坏。小弟熟思许久，惟此最妙，因而买来。好在所费无多，舅兄不必在意。”海外贸易带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如“二拍”《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的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屡失败，陷入破产境地，于是搭一伙“拼死”走海道的商船出海，临行时带了国内只值一钱银子的洞庭红，到海外却意外卖了银子八百多两。唐敖所带之物到了海外也有此奇遇。

二、具体的经商过程

唐敖和多九公每到一处大部分时间是上岸游玩，海外的具体经商过程，主要通过林之洋来体现。林之洋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一有获利机会绝不错过，如在君子国“吴氏弟兄差家人拿著名帖，送了许多点心、果品，并赏众水手倭瓜十担、燕窝十担”。众水手不识燕窝，吃过后误认为粉条子，于是林之洋暗暗欢喜，托多九公照粉条子价钱给了几贯钱向众人买了，收在舱里道：“怪不得连日喜鹊只管朝俺叫，原来却有这股财气！”不改商人本色。

林之洋每到一处不仅极力推销自己带来的物品，还精心补充当地的货物再去其他国家销售，从中获利。船泊岸后，不是“林之洋上去买货”便是“林之洋自去卖货”。小说中用不少篇幅描绘他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销售策略的行为。如他在读书人很多的淑士国卖纸墨笔砚，在不产桑蚕巫咸国卖绫罗绸缎，在爱好音乐的歧舌国卖笙箫管笛，等等。而且林之洋卖物也不将价钱写上，他说：“海外卖货，怎肯预先开价？须看他缺了那样，俺就那样贵。临时见景生情，却是俺们飘洋讨巧处。”几句话，一个精明商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然而他们海外贸易不全靠精明，也靠机会。如林之洋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凑巧：素日俺同妹夫饮酒存的空坛。还有向年旧坛，俺因弃了可惜，随他撂在舱中，那知今日倒将这个出脱；前在小人国，也是无意卖了许多蚕茧。这两样都是并不值钱的，不想他们视如至宝，倒会获利；俺带的正经货物，倒不得价。人说买卖生意，全要机会，若不凑巧，随你会卖也不中用。”

三、理想的经商国度

商人不惧风浪去海外贸易，支撑他们冒险的动力便是丰厚的利润，逐利是他们的目标。然而，小说的作者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虽然处于商品经济萌芽的时代，对经商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但是“重义轻利”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他，作者总是希望商人能不那么唯利是图，自觉地把货物价格放在一个理想的价位中。因此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经商的理想国度——君子国，作者详细描绘了君子国臣民讨价还价的过程：

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心！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唐敖听了，因暗暗说道：“九公，凡买物，只有卖者讨价，买者还价。今卖者虽讨过价，那买者并不还价，却要添价。此等言谈，倒也罕闻。据此看来那‘好让不争’四字，竟有几分意思了。”只听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唐敖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原是买物之人向来俗谈；至‘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亦是买者之话。不意今皆出于卖者之口，倒也有趣。”

最后，唐敖感慨道：“如此看来，这几个交易光景，岂非‘好让不争’一幅行乐图么？”也许“好让不争”的经商模式便是作者所希望的。这种现象在林之洋身上也出现过，林之洋曾经也追求过功名，是名儒商，他在淑士国贸易的时候，“仁义”也战胜了“逐利”，他看到一些童生要货又不肯添价，又不放走，恋恋不舍的神情，令人看着可怜，打动了他，又想起君子国的交易光景，于是就学样子，吃些亏卖给了他们，“赔了不少本钱”。

作者在这里希望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消释一些商人的唯利是图，建立“好让不争”的模式，但是商人经商的目的便是逐利，贸易的目的就是赚钱，像林之洋那样肯做亏本买卖的商人在现实中是比较罕见的。在作者笔下，林之洋既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同时又有“亏本”之举，正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弊病具有高度的敏感”，种种描写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以及对现实社会中商人的期望。

《镜花缘》中的海外贸易应该说还处在萌芽阶段。唐敖、林之洋等人的行程随风而定，没有明确的期限，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他们往往凭经验办事，置办一些耐用品，如丝绸、陶瓷、铁器等，如果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国家，则只能碰运气了，唐敖带去的花盆和生铁就是在没有预想到的情况下卖出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贩些零星货物到外洋碰碰财运，强如在家坐吃山空”。但是我们应该肯定《镜花缘》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地位，李汝珍能敏锐地看到时代的变化，并独具匠心地将出海贸易写进小说，终于创造出这部融多种小说类型特色的杰作。

① 《圣祖实录》卷116，《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455页。

② 《世宗实录》卷92，《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377页。

③ 杨光玉：《文人经商的典型——〈镜花缘〉林之洋形象刍议》，《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1]（清）李汝珍.镜花缘[M].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