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母爱缺失深层原因探析

⊙高 群［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作 者：高群，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自有文学以来,母爱便成为了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文学主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女性一直承载着拯救人类、繁衍后代、遍施母爱、播撒爱于人间的重任，因此，我们从未怀疑过母爱的无私与神圣，并且不容置疑地以赞扬母爱的作品为楷模。然而，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却以苍凉决绝的手势一反传统，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丑陋的“罪恶母亲”，她笔下的母亲都是残缺不全的、“俄狄浦斯式”的。张爱玲之所以在作品中对母亲如此决绝，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深层原因：

一、作者象征性的写作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应当明确一点：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因此，张爱玲在创作中写的母女关系，无疑也是在象征性地再现自身的母女关系。张爱玲在用她的生花妙笔描述他人的同时，却是深深地隐藏着自己，尤其是她个人的经历。特别在翻看过张爱玲生平及传记后，这种象征性的再现更是毋庸置疑的。张爱玲作品中的这种紧张的母女关系正是她对自身母女关系的一种反馈。这种象征再现便也是张爱玲创作“罪恶母亲”的根源与最重要的原因。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出身官宦世家，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特立独行的女性。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珍珠港事件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不要说当年，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也是够前卫的了。她的父亲张志沂（廷重），却是一个遗老气息很重的世家子弟——吸鸦片、打吗啡、续小妾、宠优伶。处于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家庭里，父亲的形象深藏在昏沉的鸦片烟雾之中，母亲恰恰代表了她所向往的自由空间。因此十九岁以前的张爱玲，对自己的母亲崇拜，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她自己在后来回忆母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与母亲相处的片断很稀罕，甚至引出强烈的感官经验：

……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十七岁那年（1936）母亲回国了，张爱玲对父亲的态度大大转变，父亲不能忍受这么多年来，女儿人跟着他“心却在那边”，再加上继母无中生有的挑拨，父亲狠狠地打了她并把她关押在狭小的二楼上，她患了很严重的痢疾病，差一点死在家里。等到她慢慢好点勉强可以行动之后，她终于逃离了父亲家来到母亲家。以后她便跟母亲住，向母亲要钱。起初还是亲切有味的事。然而一天天下来，特别在母亲的窘境中伸手要钱，母亲务实的面貌便逐渐显露，母亲是一个相当前卫的女人，漂亮的西洋服饰、豪华的生活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经济的压力之下，母亲也表现出颇为自私颇为算计的一面：

毕业后跟母亲过。我母亲中学提出很公允的办法，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裳上。

并且当他弟弟来找母亲，愿意留在妈妈身边，“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到底，他弟弟只能又“带着那双篮球鞋”回去了，“弟弟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即便是眼泪，也无法激发母爱，在现实碰撞下，张爱玲理想中的母爱被撞击地粉碎。她写道：

……同时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时，张爱玲对母亲的爱已经减弱，对母亲的依恋已经动摇，就这样，十九岁的张爱玲，在金钱的压迫下“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早年对母亲的恋慕越浓，此刻的绝望越彻底，心便越痛，母亲的神性融化了，消失了。从此，赤裸裸的真实扎碎了张爱玲那原本脆弱敏感的心，她无法装做什么都没发生，她是一个“世俗”的人，更不可能将现实美化，她所能做的便是如实地反映现实，揭露现实，然而却不无情批判，因为她明白那就是现实，现实本来就是如此，那也是一种存在——荒凉无奈的存在。因此，作者笔下的母亲不再是想象的母亲了，都是一个个在现实考验下呈现出的真实的“罪恶母亲”。

二、叛逆性的写作

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在写母亲方面都如冰心一样，歌颂“母爱的哲学”，而张爱玲以放大的女性化进行叛逆的书写：闺秀派作家歌颂人性，张爱玲则说：“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闺秀派作家书写唯美唯情，张爱玲则标榜“自私”；闺秀派作家不食人间烟火，张爱玲则自称是“拜金主义者”，“欲望至上”。这种反叛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性论，与五四标举的道德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上海、在香港、在美国，她都不被主流文学所承认，一直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她一生都停留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她突破中华民族主义的普遍要求，以自己现实女性的经验挖掘长期被掩盖的角色，揭露人性覆盖下的虚构与神话。当人们还斤斤计较于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孤独感、寂寞感、疲惫感时，张爱玲告诉我们：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生存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无道理可讲的，人活着就是活着。这种叛逆的写作姿态，不仅使她的作品成为传奇，而且她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她的起居、她的情感经历、她的衣着装扮、她冷眼看世界的态度、她与主流不相容的姿态、她的离去，都成为不是传奇的传奇。所以，在“被隔离，被抛弃”，“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的强烈对照中，她以艳异、荒凉的手势，将传统经验的母女关系破坏殆尽，令读者仿佛赤裸裸被置于凄楚、苍茫的荒野中，孤寂无助，出于无能地对天大声呼喊：“母亲，你在何方？”

三、化恶为美的现代性写作

近代以来，艺术家们开始离经叛道，把丑和恶引入艺术领域，艺术倾向由单一唯美变为美丑并举，善恶共存。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说：“近代的诗艺……会感觉到万物中一切异非都合乎人情美，感觉到丑状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与共。”雨果把丑引进文学，目的是以美丑对比的方法来更突出地表现美，丑陋的还是丑陋的，他不认为丑和恶中含有美。波德莱尔则明确提出艺术应该表现丑，把丑当做艺术美的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给美下了一个独到的定义，指出美包含着热忱、忧郁、愁思、不幸、神秘以及叛逆精神，自觉地发掘恶中之美。“发掘恶中之美，并不是以丑为美，而是经过艺术表现从丑恶的现实中揭示出社会和人生带本色特征的深刻的内涵，传达诗人因现实的丑恶而产生的忧郁、愁思、不幸等情感以及叛逆的精神。是要在丑恶的现实中发掘其深藏的审美价值，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波德莱尔这样说过：“你给我污泥，我把它变黄金。”发掘恶中之美，表现了波德莱尔艺术观的另一面——正视现实人生，体现了她对社会人生包含的丑恶、不幸、痛苦的体验与认真的思考。恶中之美和传统的优美、和谐、崇高不同，它是具有鲜明现代色彩的，悟性极高的张爱玲一定读过波德莱尔的作品（假如她没有读过，从某种程度上更能说明张爱玲的超前性与现代性），她在作品中所要极力表现的便是那种“在恶中发掘美”。“她要通过艺术表现从丑恶的现实中揭示出社会和人生本质特征的深刻内涵，从而传达自己内心的失落与荒凉。她作品中丑恶的母亲关系不仅颠覆了传统艺术中‘和谐’‘唯美’的虚构神话，而且更是通过丑恶挖掘出了人性本质中存在的荒谬性，肮脏性，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清黑暗面纱掩盖下的真实。”张爱玲告诉我们：这就是现实，现实就在这里。母亲不再是神话，母爱不再伟大纯洁，她早已禁不住现实的压迫和诱惑，离女儿愈渐愈远，悬空，飘至远方。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张爱玲的生平、生存环境、思想发展变化历程，以及她青少年不幸经历对她创作的深刻影响。张爱玲的一生亦如她的作品：苍凉悲壮。她冷酷俯视人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将传统经验的亲情、爱情、温情、人性消解殆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揭露出人世百态的本真面，因而，张爱玲也就比其他任何作家更真实，也勇敢得多。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3]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李秀云.西方文论经典阐释[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5][法]波德莱尔全集（第一卷）[M].北京：七星文库出版社，2005.

[6]平路.伤逝的周期[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