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倾诉性和景观化特征

⊙李苗苗［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作 者：李苗苗，牡丹江师范学院2010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诗学。

《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九旬鄂温克族老人之口，在老人一天的回忆中，向我们讲述了她和她的民族一起走过的百年历程。该作品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正如颁奖词所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化。……”

本文试从倾诉性和景观化两大特征入手，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成功的文本自身原因。

一、倾诉性——民族情感张扬

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大量饱含民族情感的“汉写民”文学，马原、高建群、冉平、红柯、迟子建等人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而在众多“汉写民”作品中，《额尔古纳河右岸》能脱颖而出，原因在于，迟子建作为一个“他者”，成功地实现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在创作中，把这种认同借九旬老人“我”的叙述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倾诉，从而形成了文本饱含民族情感的倾诉性特征。

1.倾诉方式——第一人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方式是回顾自身经历的第一人称。小说在开篇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沧桑的画面：九十岁的鄂温克族老妇人“我”，端坐在皮褥上，喝着茶，向我们讲述她的百年心路历程。

在这种“追忆”中，“第一人称‘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二是经历故事事件时的‘体验主体’。”因此，在作品中，也就相应地“有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①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既有“我”叙述出来的过去时空发生的事件，又有作为追忆主体的“我”处在现在时空的复杂的内心讲述。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交错呈现，构成对比，老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在现实感受与历史追忆的徘徊叹惋中得以倾诉。

2.倾诉视角——女性视角。文本的倾诉视角是文本中抒发情感和讲述故事的角度，是作者赋予文本的情感基点。迟子建曾在《北极村童话》中模拟儿童的视角完成叙述。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却巧妙地借用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视角，将这个民族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

首先，女性视角使文本的倾诉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体验为主要线索。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抒情意象的运用上。因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②，倾诉视角代表了作品抒发感情的价值取向。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借用女性视角，抓住女性在观察事物时的独特心理，选取游牧生活中常遇到的事物，如：鸟儿、河流、熊、驯鹿等作为抒情意象，并运用与女性心理相契合的写作手法，完成情感倾诉。在“我”的故事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意象。比如：鸟儿代表归属感，有亲人死于意外，“我们”会说“她已经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③；熊代表神性，每次族人猎到熊，“我们”会举行仪式祭奠它；母驯鹿因为自己的鹿仔代替列娜死去了而奶水枯竭……这些简单的意象，被赋予母性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情感意蕴。文本也因此在与其他“汉写民”作品的比较中脱颖而出。

其次，女性视角，以充满温情的形式，彰显历史的深刻内涵。《额尔古纳河右岸》把一幅幅历史画卷以女性视角呈现给读者，我们并没有在文本中发现任何悲壮情感的渲染，有的只是平静的陈述。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我”对悲痛情感的倾诉中。本来亲人的死亡是十分沉痛的。然而，面对林克死于雷电、拉吉达死于暴风雪、尼都萨满死于对日本人的反抗……文中的“我”并没有过多渲染哀伤，而是在温和的诉说中，倾诉真情。比如，当“我”得知瓦罗加为了救人而在与黑熊的搏斗中丧生时，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想瓦罗加想得心疼，当我用手抚摩心口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胸脯已经变成了一块坚硬的岩石。我脱掉上衣，拿着画棒，在上面随意描画着。……这时妮浩进来了，她帮我擦干净了脸上的泪水和胸脯上的颜料，为我披上衣服。事后她对我说，我在胸脯上画了一只熊。”④

二、景观化——民俗画卷舒展

作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运用大量民俗描写，这种创作手法使文本自然呈现出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景观化。景观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家们对一些文学现象的概括。所谓景观化，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把历史和文化写成可供观赏、消费的景致。

1.民族生活景观。鄂温克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十分独特的一支。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繁茂的森林中，与大自然和谐相伴。因此，“我”在讲述故事时，也用亲切的语言描述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希楞柱”、“桦皮船”、“靠老宝”、“羽毛裙”……“剥下的桦树皮可以做多种多样的东西，如果是做桶和盒子，这样的桦树皮只需在火上微微烤一下，使它变得柔软就可以用了。……”⑤这些场景，对于读者而言，带着原始和古老的气息，构成了独特的“景致”。文本俨然呈现出一幅幅鄂温克族风俗画卷。

2.民族文化景观。在文化上，鄂温克人有着自己的历史和神话。他们信奉萨满教，有着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我”的故事中，记录着各种宗教仪式、民歌舞蹈、神灵传说……

萨满是维系鄂温克人宗教信仰的灵魂人物，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神力，并担负着保护整个氏族的使命。文本中，对他们特殊行为的刻画，呈现出众多典型的“文化景观”。比如，对于萨满即位前怪异的行为，文本中给予了细致描写：“依芙琳说,从那以后,尼都萨满的行为越来越异乎常人了,他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却依然能精力充沛地走上一天的路,他光着脚踏着荆棘丛的时候,脚却没有一点划伤。……大家从这超乎寻常的力量上,知道他要做萨满了。”⑥这种“文化景观”使文本具有了知识性的艺术效应。展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奇异文化形态的同时，传达给读者富有新鲜感的民族文化知识，因此具有极高的知性价值。

三、两大特征相得益彰

文本的景观化为读者提供了十分“好看”的场景。不少文艺理论认为，在艺术效果上，这样的特征会遮蔽文本的倾诉性。

西方文论家卢卡契就提出过重叙述而贬描写的观点。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中，他指出，描写的场面只是眼前看到的、静止的，根本传达不出真正的感情，而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是经过体验、最终形成的真情流露。因此，传达出世界观和人生情感的是叙述而不是描写。

假如依照这样的思路分析，把倾诉性归类为叙述，而把景观化归类为描写，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二者在表达情感上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景观化，在艺术效果上，会影响文本的情感倾诉。

然而，这样的假设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不成立。事实上，该文本的倾诉性特征并没有因为其景观化的艺术效果而淡化。相反，二者在同一文本中相得益彰，构成了该文本最大的艺术特色，也是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文本倾诉性是作者在创作时自觉注入的，来源于作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关于文本倾诉性的艺术构成已经在本文第一部分阐述。其实，迟子建作为一个汉族作家，成功地走进鄂温克族的情感世界，旨在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张扬，实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她在谈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创作时，曾明确提出过这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⑦这种厚重的人文关怀，也正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倾诉性的直接来源。

其次，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景观化创作是她作为汉族作家在关注少数民族题材时，无意识将汉族视角带入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对于“好看”的需求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大批作家加入了景观化的趋势中。甚至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也难免为了迎合汉族读者，主动书写出各种“民族景观”，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这一潮流中的成功代表。

与这些主动的景观化创作不同，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景观化创作却是不自觉的。作为汉族作家，她汲取了鄂温克人的民族资源，同时无意识却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汉族视角。这种不可避免，产生于汉族视角对鄂温克文化的写作距离，准确地说，产生于汉族作者与这段历史的天然断裂。于是，和很多“汉写民”文学一样，《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以汉族文化为视角的鄂温克族风俗画。这种“不自觉”创作，无论从艺术构成还是艺术效果上都不能遮蔽文本的“自觉”倾诉性。然而，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谈，这种“风俗画”式的描写具有巨大的知性价值仍然为作品增色不少。

①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第209—210页。

②张寅德：《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③④⑤⑥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33页，第238页，第6页，第93页。

⑦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文艺广角》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