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心与释怀：明代诙谐小说对士人心态的观照

⊙唐丽丽［山东交通学院， 济南 250023］

作 者：唐丽丽，文学硕士，山东交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明代中后期，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异常黑暗，但此时的明代社会却是民智机锐，世风诙谐，文士优游。很多文人喜爱逗乐调笑，浪谑笑傲，肆无顾忌；还组织专门的文社讲笑话，如张岱之“仲叔善诙谐”，在京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等组织一个社团，名曰“噱社”，专门讲笑话，并以此为乐。①明代诙谐小说的繁荣正是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产物。

一、儒释道三教融通

明代中后期以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较快，城市渐趋繁荣，歌楼酒肆、书场行院逐渐增多，奢靡享乐之风日盛。这一风气的盛行促成人们对文艺娱乐的需求不断提高，也造成了与禁欲主义程朱理学之间的矛盾；加之皇帝的昏庸荒唐，官场的环境险恶，而饱读“四书五经”的明代士人又不欲放弃对现实的关怀，明代士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应运而生，囊括了儒、佛、老、庄的所有内容，既要济世成物，也要完养自身，不染世累。而至明代中后期的李贽，更是将儒释道三教融通的思想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如“童心说”承继了先秦业已存在的、经禅宗及宋明理学家着意发挥的心性理论和道家自然论的合理内容，其实质是主张自由人性的一种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表现形式。

明代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潮的嬗变，尤其是心学与禅学的交互作用，共同起到了冲破程朱理学禁锢的作用。李贽认为王学与佛教互通无碍，言：“阳明先生曰：‘满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②从明代士人之人格心态演变的角度解析，这一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潮嬗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促进了明代士人摆脱现实的苦恼而实现内在的超越，这一点在明代诙谐小说中可见一斑，大量的作品折射出明代士人“非儒非佛”、“亦儒亦佛”的兼容思想，如赵南星的《笑赞》记：

一人尊奉三教，塑像先孔子，次老君，次释迦。道士见之，即移老君于中。僧来又移释迦于中。士来仍移孔子于中。三圣自相谓曰：“我们自好好的，却被人搬来搬去，搬得我们坏了。”

文章在这里采用“以虚写实”的艺术形式，以漫画式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潮嬗变，并折射出这一嬗变对明代中后期之士子文人心态的影响。

二、雅谑侃笑之士习

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民风士习开始冲破宗法伦理的束缚，从伦理异化中走向适心与任性，一大批敢于真哭真笑的狂狷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纵情任性，征逐秦楼楚馆，狎妓冶游，甚而荒经蔑古，对古代的圣贤权威发出挑战，一一笑谑三教宗师，明代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在《广笑府》序中曾说：“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儿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好些活人都弄死。又笑那张道陵、许旌阳你便白日开天也成何济？”晚明期间，此风愈盛。故万历以降，士林喜爱雅谑侃笑的风气逐渐形成并成有增无减之势。画家徐渭“诙谐谑浪，大类坡公”③。“异端之尤”李贽“滑稽排调，冲口而出，既能解颐，亦可刺骨”④。袁宏道从小就喜欢滑稽，自谓：“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⑤王思任雅谑成性，自号“谑庵”。至于汤显祖、陈继儒、冯梦龙、江盈科、张岱等，皆尚雅谑排调。

明代士人不仅爱笑，也非常懂得笑。冯梦龙在《古今笑·自叙》中说：“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猖狂之路绝。”明代士人之笑，最能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中见出最高度的深刻意义”，它不仅可以揭露虚伪的道学，化神圣为臭腐。而且轻蔑的一笑，会使那些被人盲目崇敬、迷恋的东西变得丑陋、卑下、一钱不值。面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当“精言不能言其极”的时候，明代士人的“笑”比尖刻的批判更为深邃有力，诚如王思任所言：“举世间一切虾蟆、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莫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⑥也即面对群小庸俗的东西，与其词严义正，义愤填膺，倒不如嗤之以鼻，付之一笑，则更能显出其渺小与卑微。以简朴驾驭繁复，以轻逸消解羁重，以嬉戏之乐替代疲惫吃重的一本正经：这当中的微妙，正是中国古语所谓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明代士人正是借明代诙谐小说能够“透视社会”的幽默与诙谐，体现出一种讽世自讽、诙诡人生、驾驭人生之艺术。通过这种幽默与诙谐，作者否定了现存世界的许多无价值的东西，揭露了“中华大国”的“无边之孽，罪盈恶满”，嘲弄了一切封建权威不可一世的佛祖道祖，甚至还传达了作者本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悲凉，一种缘起和厌倦，对一切权威和神圣的不信任。

三、讥世谕人之情怀

缘于儒释道三教通融背后的宽宏的思想空间，明代士人选择了一种“拈花微笑”、适心任性的人生态度，纵使身处“天下无一片安乐”的万历以降之黑暗社会中，终能游刃有余。他们虽然喜欢聆听庄子“鼻络马首”自由真性的声音，却不似魏晋名士那般以放浪形骸之外，不拘礼法的清谈、饮酒纵情来掩饰自己痛苦而沉重的灵魂，而是以讥世谕人之情怀，以诙谐小说这支如椽大笔，来关注和探触现实人生。

首先，明代诙谐小说凝聚了明代士人的市井化的审美情趣。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促使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加之意识形态领域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都使明代中后期士子文人的性灵更接近于市井百姓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摆脱了封建正统理学的伦理本位主义的束缚，渗透了更多的平民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如江盈科曾作一首《闻报改观》诗云：“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六年苦海长洲令，五日浮沤吏部郎。为蚓为龙谁小大？乍夷乍任苍黄。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卧便上皇。”⑦诗之大意即为作者奉劝世人对于官场不必看得太认真，这一切本来都是在做戏；有官无官、官大官小又何妨于人的本真天然的快乐。在江盈科看来，与其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不能大大气气地笑，倒不如作一个散发聊卧的布衣百姓更为自在快活。正因为如此世俗化的审美情趣，具有“寓庄于谐，透视社会”审美特征的诙谐小说才会蓬勃发展。

其次，明代诙谐小说也折射出明代士人“贵真”的思想。关于“真”，《庄子》中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⑧明代士子文人在明代诙谐小说中所谓的“真”，是与世俗之“礼”、虚伪之“情”直接对立的，而追求自然而然的不拘礼法，所描绘的迂腐酸臭、虚伪欺骗的道学先生，招摇撞骗、祸国殃民的和尚道士，蝇营狗苟、丧尽廉耻的幕僚政客，锱铢必较、贪鄙悭吝的富人地主，腐朽不堪、残酷暴虐的文臣武将等等众多的社会群丑相，为“疏瀹心灵，搜剔慧性”的晚明文学思潮添写了有力的一笔。

①张岱：《陶庵梦忆》卷六，《陶庵梦忆·西湖寻梦》，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②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页。

③《徐渭集》附《刻徐文长佚书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9页。

④袁中道：《珂雪斋集·李温陵传》，《袁小修文集》，贝叶山房张氏藏版，第268页。

⑤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

⑥王思任：《王季重十种·屠田叙笑词序》，转引自李振纲《知足常乐——中国人的苦乐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22页。

⑦《雪涛阁集》卷四，《闻报改观》，黄仁生辑校，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5页。

⑧《庄子集释·渔父》第三十一，《新编诸子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