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的完美组合——北朝谣谚赏评

⊙卢有泉［广西师范学院新闻学院， 南宁 530001］

作 者：卢有泉，文学博士，现于广西师范学院新闻学院任教。

谣谚，包括谣和谚。谣，即歌谣；谚，即谚语。在通常的文学意义上，歌谣和谚语都是流行于民间的短小韵文，其中能唱的曰“歌”，如民歌、儿歌，古代主要指“徒歌”；而非唱只诵的曰“谣”，如民谣、童谣。不过，在几千年的口耳相传中，歌与谣与谚之间互为包容，我们今人已很难为其厘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了。那么，就北朝而言，其谣谚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究竟如何呢？

一、谣谚的创作与书写

北朝谣谚主要保存在有关北朝的几部正史中，其中《魏书》收有北魏谣谚49首、《北齐书》收有北齐谣谚33首、《周书》收有北周谣谚6首,总不足百首。北朝谣谚主要流行于三晋大地、关陇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中三晋区域内流行最多。因三晋作为北魏、东魏及北齐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故有关王朝之时政、人物品行、官员为政得失及政治命运等的谣谚，多出于这一中心地带，约占所有北朝谣谚的三分之二，且有些还明显带有地域特色①。如《北齐书》所录有关杨的三首童谣：

阿么姑祸也，道人姑父死也。

杜文澜在其《古谣谚》的《凡例》中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其去取界限，总以初作之时是否著于文字为断。”这是他的选辑原则，但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谣谚初始流行的实情，即起于民间之闾里市井（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的杜撰），只在广大民众中口头流传，既未著于文字，也就没有固定的完善的文本传播。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代谣谚，其实大多是历代官修“正史”收录保留下来的，是经过了官方的严密审查、文人的反复筛选修删后方才写定的，所以，这些谣谚已非代表民间本意的文本，而是更多地符合统治集团和文化精英们的需要，表达了他们对前代政事、人物及所涉社会诸事件的态度。因为谣谚内容本身与政治的贴近，或预测国势走向、当政者的命运，或揭露地方官吏为政之得失……谣谚的传播往往对当下政治会产生强烈的干预。一者,它表现出的先知先觉的内在力量，有时在客观上会推动政局的变革和促成人物命运的转移；另外,谣谚在历代都有被某些政治家、野心家或形形色色的图谋不轨者所利用，藉以打击对手、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作为改朝换代的政治手段。所以，后代的史家在奉令为前代修史时，正好利用这些谣谚，一方面可更加证明前代当政者的种种劣行、失去权柄的合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反衬当朝取代前朝的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另一方面，通过引用前代流传的政治谣谚，以使当朝统治者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如此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历代官修的“正史”中才保留了大量的既具有文学意义又具有史学价值的谣谚。

1.谣谚的历史文化价值

谣谚是民众中流行的、口耳相传的一种文体，它的集体性生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决定了其民间文学的属性。虽然有广泛的受众，但在文人话语霸权的时代，民间的就是俚俗的和难登大雅之堂的。因为不是按文人标准写就的规范的文本，所以，尽管它盛极一时、影响不凡，也终究难逃自生自灭的厄运。以致后来，除极少部分有文人收辑或史家书写历史做点缀外，其余消亡殆尽。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谣谚，能进入我们今人视野的，实在少之又少。比如北齐，享国二十七年，乱世纷争，兵戈四起，作为民众苦难生活和复杂心路历程最直接反映的谣谚，远不是后人辑集的三十余条。可惜那丰富的民间文学奇葩——谣谚与高齐一起烟消云散了。

谣谚在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音节调谐、易于诵读，具有音乐的美感。

崔九作孝，风吹即倒。（《北史·催子约传》）

这是时人形容崔子约因守孝而精力衰竭，读之朗朗上口。且语言生动形象，又直白易解，是最易于诵读的民间“顺口溜”。纯粹的谣谚并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也不是自觉“创作”的，而是随着“众人”的兴趣，自然而然顺口编、顺口说出来的。但要流行于民间，关键是形式符合大众习惯——易记、易诵。这是大众的审美要求，也是谣谚生命的原动力。从现存谣谚看，不论哪个朝代、哪方水土的，外在表征基本一致，这可能也是中国民间韵文学的共性。

谣谚作为民间文学的内在价值，就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情的最直接的反映。民众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自己生活圈内的时尚追求，以及趋同性的情感体验，往往借助谣谚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话语。所以，某时流传下来的谣谚，正是这段历史丰富的民间记录。它的丰腴而鲜活的内涵，既是文学上的史诗佳构，也是史学上的原始佐证。比如北齐谣谚，多被史家收入正史作为重大事件的史证。而它对北齐社会多角度的艺术再现，又不失为一部内容详赡的史诗画卷。仔细阅读比较，我们还发现，北齐谣谚内容总体趋向于民众对王朝政治的关注和感受，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北齐书·神武帝纪》）

这是元魏末一场上层政治较量的反映。532年，北魏大丞相高欢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不久，孝武帝深感高欢对元氏王朝的威胁，便与斛斯椿共谋讨伐高欢。事发，高欢先于邺城举兵，直指都城洛阳，孝武闻讯西奔关中，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谣中“铜拔打铁拔”即指高欢与孝武帝火并。二拔一指魏帝拓跋氏；一指高欢（因欢字贺六浑，时称贺拔）。谣谚形象概括了一段动荡激烈的历史，堪称一首富有政治情怀的史诗。

一般说来，谣谚源自社会底层，关注对象多是民众身边之事，而对上层政治斗争、政权人物，以及主流社会的某些方面予以关注、评议，则多发生于乱世。因乱世政权更替频繁，上层的政治风云直接关乎百姓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故而，这时的谣谚是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关乎人心之向背，代表了最广大的民意，承载了更多鲜明的历史内涵。

2.谣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在封建时代，有时上层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不得不考虑“民意”。这样，流行于民间、内含民众思想意识的一些“流行话”又成了上层人物举事或施政的参考。周有“采诗观风”之制，汉则“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③。采诗制体现了谣谚（所采诗不少正是当时的民谣）内在的“民意”价值，也体现了谣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谣谚进入政治家的视野，它对当局行政得失的评议，对社会风气、人物事件的臧否，可以看做是民众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一般而言，因为一些谣谚关乎世情民心，是贤明的政治家治政安邦的绝好参照，于是，谣谚被收集、被观照，它的现实政治价值方可显现。而大多数情况它在“当代”根本就不被上层注视，与政治的关系，仅停留在文本，并未发挥出“现实”的行政职能作用，只为我们今天认识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民间的资料。

窦行台，去不回。（《北齐书·窦泰传》）

刺史罗刹政，司马蝮蛇嗔。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北齐书·厍狄士文传》）

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北齐书·郑述祖传》）

诹胜于让，和不如亮。（《北齐书·裴让之传》）

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史·宋世良传》）

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无争。（《北齐书·循吏·崔伯谦传》）

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赋能诗裴让之。（清·杜文澜《古谣谚》卷十）

北朝是个多事之秋，人民渴望治世能臣和清官、贤才，期待太平盛世的出现。所以，像郑道昭父子、崔伯谦等清廉尽职、体恤百姓的官员，民众给予了普遍的赞誉，而对祸害社会、违背民意的恶人像厍狄士文、韦、赵达等，民众发出内心的抱怨或予以强烈的谴责。

这是发自乱世的“民声”。北齐社会的官场“现状”、底层的生活境况、大众的爱憎，以及内心的愿望和要求，在这些简短的谣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社会背景的难得的一手材料。这里，谣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仅具有历史的认识意义，而它的现实政治“参照”价值是不存在的。这也是谣谚在大部分时间的命运。

出于乱世，表达民众对现实政治关怀的一些谣谚，有时如同政治谶语，预示了人物命运和事件的发生。

这是隐喻北齐文宣帝高洋夺取帝位的一首童谣。高洋是高欢次子，于东魏武定八年（550）五月行禅代之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改国号为“齐”。“蒿”燃两头便是“高”“，河边”即水边羊——洋“，飞上天”隐喻高洋要做天子。而高洋于天保十年（559）暴崩之前，又有童谣曰：

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北史·齐文宣帝纪》）

史传高洋以“天保”为年号时，即有测字先生谓“天保”乃“一大人只十”，即高洋在位不过十年。“马子”，高洋生于马年，故谓；“石室”，石季龙旧居“三台”，后为高洋居，故称“石室”；“三千六百日”即十年。高洋践位初，内整朝纪，外拓疆土，使北齐踞有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及苏北、皖北广大地区，是当时中国三个割据政权（北周、北齐、陈）中实力最强者。但天保后期，高饮酒无度，生活侈靡，嗜杀成性，以致精神失常，很快民怨沸腾、江河日下。

整个高齐时代，这类充满政治玄机的谣谚最多，几乎占其现存全部谣谚的三分之一多。如：

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重欲城，化作鹦鹉子。（《北齐书·神武本纪下》）

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北齐书·文襄本纪》）

九龙母死不作孝。（《北齐书·神武娄后传》）

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北史·后妃下》）

或预言高氏得势专权，或预言高欢、高澄之死，或预言高湛不孝，或预言北齐国运不久，等等。这些充满神秘气氛的谣谚，曾被前辈文人称作“诗妖”④，给那个本来就时局多变、人生多难的时代涂抹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二、谣谚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

谣谚在传承过程中，文人的参与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因有了文人一定程度的加工润色，才使这一原生态的粗砾的民间“顺口溜”有了“主流”文化的因子和“正统”文学的光泽。

若说民谣的作者，既是群众的口耳相传，就很难断定谁是具体的作者了。其实，流传到今天的谣谚，最后的写定者一定是文人（诸如写进史书的史学家，收入各种文学辑本中的文学家等等），是文人依照自己的审美观和意图进行了一番加工选择，最终写定保留下来的。因此，浸淫于儒家文化的谣谚，难免要被贴上“诗教”的标签。这或许是谣谚的价值升值，从而使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艺得以长久流传。

游道猕猴面，陆操科斗形，意识不关貌，何谓丑者必无情。（《北齐书·酷吏传》）

有义有礼，房家兄弟。（《北史·房景伯传》）

人不可貌相，宋游道面如猕猴，但重交游、重然诺，有情有义，堪为做人楷模；而房家兄弟讲礼节、有义行，足可风教天下。这些符合儒家“诗教”观的，可以看做是文人首选的目标。

当然，谣谚的民间文本有时正是民众对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借以教谕后人，其人生哲理、社会主流意识浸透其中，自在的教化意义也很明显。

一日不书，百事荒荒。（《北史·李彪传》）

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北史·李谧传》）

这既是千百年来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最切合文人理想的社会箴言，具有普遍的教化意义。不过，这类谣谚与后来的理学家借民谣形式编撰的蒙训读物有质的区别。它传递民众自身经验，具有朴素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是对后人立身处世的劝勉，但仍未突破儒家“诗教”的底线。

断决无疑苏珍之。（《北齐书·苏琼传》）

能赋诗，裴让之。（《北齐书·裴让之传》）

这是为人们树立了司法官和文学家的榜样，以勉励更多的人学习进取，教化的意图隐藏其中，不言自明。有的谣谚采用讽谏的方式，即讽刺不合常理之事，以期引以为戒。

讲义两行得中郎。（《北齐书·崔暹传》）

三崔二张，不如一康。（《北齐书·陈元康传》）

两条谣谚讽刺了高齐时代不正常的官场风气和用人之道，足以使上层统治者闻之为戒，从而达到教谕的目的。

谣谚的“诗教”因子，无论是“本生”的还是被曲解的，我们都可看做是文人参与的结果。但谣谚毕竟是出自民众，它根植于民间的特有的规定性，决定了其表述及教化方式都不同于文人创作，这是谣谚的本色所在。

另外，谣谚在传录中文人的加工润色，对这一粗糙艺术的文学意义生成也至关重要。其中文人的情感和人生体验，主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自觉不自觉地注入其中，使之内涵更厚重，更趋同于正统文学的意义规范。一种俚俗的民间创作由此可能进入庄严的文学殿堂，成为中国浩浩文学洪流中不可或缺的一条支流。并且，谣谚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时代气息也深深打动着“当代”文人，激发他们有意无意地去模仿学习。可以说，谣谚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如南朝抒情小诗对《子夜吴歌》从抒情特质到短小体式的模仿，北朝文人诗粗放风格对北朝民谣的学习等等，皆为历代文学史家所公认。

总之，谣谚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谣谚最富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对“当代”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生动记录。比之文学家的作品，谣谚是全面记录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原生态的文本。同时，谣谚丰富的生活和精神内涵，也是颇具文学品质的。如：“软脱帽，床底喘。”（《北齐书·文襄本纪》）这是北齐文襄帝高澄在邺城被刺身死时的情景：凶手追迫，钻入床下，浑身酥软，直喘粗气。这样精致入微的场景和细节描写，既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再现，又引领读者发挥丰富的想象，达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这是历史与文学的组合，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细节化和场景化，使谣谚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达到完美的体现。

①参见拙作《三晋古谣谚》，三晋出版社2011年9月版。

②山西晋中方言称呼动物习惯于用叠字，遇到双音节名称时，就在第二个字重叠，如“毛驴驴”、“花狗狗”等。

③《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5页。

④《北齐书》卷四十七《酷吏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