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捞世界”与“虾球精神”:重读粤味文化小说《虾球传》

2012-08-15 00:42王少瑜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名作欣赏 2012年3期
关键词:南粤鳄鱼香港

⊙王少瑜[肇庆学院文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虾球传》是岭南小说家黄谷柳先生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小说讲述一位出生于香港的底层少年“虾球”独自离家闯世界的“流浪”故事,描写了这个贫苦少年从香港浪迹广州,最后进入东江游击区,成长为游击队员的曲折经历。这部小说一问世即受到华南读者的喜爱。小说1947年在香港《华商报》连载时就引起阅读轰动,1985年小说以书籍形式在大陆出版,销量达到几十万册。1982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虾球传》由广东电视台播出,不仅红遍大江南北,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而且成为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粤产电视剧”时代由此到来。

《虾球传》的主题倾向,正如《虾球传》2006年再版时的编辑手记所言,“从骨子里来看,《虾球传》完全可以说是一部红色经典。无论是从虾球的成长轨迹还是从文中泾渭分明的憎爱,我们都不难看出本书埋葬黑暗走向光明的大主题。此外,本书新旧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二元结构,也彰显了作者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①。一部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作品,为何当年会成为香港市民阶层的流行小说?并在40年后拍成通俗电视连续剧,而2006年香港还再度重拍此剧?小说的艺术魅力显然已大大超越了“革命”的层面,笔者认为,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政治主题,而在于其散发的南粤市井人生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南粤市民阶层的生存特色和精神追求。

一、关于“捞世界”

广义的岭南包含广东、广西、香港等地,但从文化的角度上说,岭南文化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则是广府文化而非其他。广府文化主要指的是使用粤方言的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河谷平原地区的文化(含港、澳)。黄谷柳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里街小巷的文化怀着真切、自然的体验,小说一开篇就历历细数40年代的香港风俗民情图景:修顿球场“是一个奇异的世界”:药贩夫妇,演化装戏唱曲敲锣来招引观众;扒手们就在观众的周围浪荡;警探出巡在扒手们的身边;私娼们用机警的眼睛盯看着警探步行的方向;一些在店里受了一整天工作重压的工人店员,到这里来寻找暂时麻醉的机会……佐敦道榕树头,“这纵横面积不到二十方丈的地方,包含着几乎除了棺材以外就无所不包的各种营业,里面有成衣店、海味店、镶牙店、药店、咖啡店、算命摊、熟食摊、补衣摊、白粥摊、生果摊,此外还有一张空气紧张的牌九赌台和一张色子赌台。”“赌台密挤挤地围着一堆赌客,其中女赌客竟占了一半以上,赌得又最凶。”虾球跟着赌,输了,骂道,“他妈的,十赌九骗!香港就是一个骗人的世界”。

几个场景的描绘便生动地点染出香港这个港口城市光怪陆离的社会众生相和殖民地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日常生活的开放性、商业性、冒险性,民众生活的艰辛、麻木并由此滋生的尔虞我诈……作为一部土生土长的岭南小说,《虾球传》不仅广泛而逼真地描写了香港、广州、珠江三角洲独具特色的“原生态”俚俗风情,更建构了一个香港、广州、珠三角等地民间社会三教九流式人物的生活画廊。黄谷柳自述其“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对南粤民间生活形态的熟悉使他以强烈的世俗关怀意识还原粤港两地的工人、艇家、妓女、黑社会头目、马仔、退伍军人等社会各色人物颇具“粤味”的市井人生,讲述着粤港底层民众艰难的生存故事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有强烈粤味文化特色的谋生意愿:“捞世界”。

鳄鱼头是小说着力刻画的香港黑社会小头目,他养了一群“马仔”,曾颇威风,“上至便衣探长,下到地痞流氓,贵人如驻港专员巨公,红牌如石塘名花妓女”都要买他的账,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捞世界”,在乱世中发财,“做一番大世界”。在香港,他开米店为掩护海上走私、“爆”(打劫)外国船,勾结政府专员盗窃救济粮。事情败露后,他把“阵地”转移回广东,联合地头蛇张果老,“筹集饷粮,招兵买马”,准备在内战“浑水中摸鱼,捞一把上岸”。小说中刻画鳄鱼头最生动的一个情节:鳄鱼头参与官方阴谋,以官方代表的身份诱骗闹事的失业军人乘坐自己的差舰回广州,但当他发现军方要在码头对失业军人进行围捕,他害怕他的船受损,更害怕丢了性命,“当机立断”“果断勇敢”地带领众人跳水逃命。这个让人看来啼笑皆非的情节,深刻地揭示了鳄鱼头社会性格的复杂性,在他的人生观里,核心的一点就是“捞世界”,也即一切以“活着”、赚取金钱利益为宗旨,顺势而为、随机应变,这就是一个“粤式”黑帮大佬“务实”的生存本相。

这种“务实”的生存态度不仅表现在黑帮大佬的身上,也表现在小说展现的其他南粤社会底层人物身上,他们在生活中挣扎,为糊口而“奋斗”,他们劳碌一生,为的就是“吃”,最大的愿望就是“捞起世界”、“发了财”。一方水土一方人,“捞世界”这个看似简单的粤味俚语背后隐藏着多少岭南人在乱世中谋生的辛酸泪!小说中一个十几岁的流浪小孩牛仔曾唱这样一首山歌:“真系难呀,世间没我艰难;手抱琵琶去乞米呀,凄凉唔敢对人弹。”这就是作者体验到的,又在小说中表现的40年代内战时期粤港平民的现实人生:在艰难的时势风雨下“乞人生”,不敢落泪话“凄凉”。《虾球传》虽然写于40年代,但作家并没有把人物作当时左翼主流文学脸谱化的处理,没有把“无产阶级”崇高化,相反他致力于还原粤港平民艰难的生存图景,以平民视角对南粤现实人生做世俗化的审视,在对人与社会的具象描述中展示粤人在艰难生存中务实趋利的生存特色。这不仅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广东作家的地域情怀。

二、关于“虾球精神”

2006年,在香港作家联会与新民主出版社为《虾球传》在港重版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文学博士、作家蔡益怀提出“虾球精神”,他认为目前的香港年轻人很需要具备像虾球这样的“苦儿”不怕困难,不断追寻的精神。如果说“捞世界”展现的是粤人在艰难生存中务实趋利的生存特色,“虾球精神”则体现了粤人草根阶层在生存逆境中不甘随波逐流,不甘为生存而苟活,始终保持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精神。

虾球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妈妈是纺机厂的零工,爸爸被卖“猪仔”去了美国金山,围绕在虾球周围的人物都是典型的粤港市民阶层,不管是鳄鱼头那样的黑社会头头,还是九叔那样的体力劳动者,他们都强调“捞世界”,最好的人生就是“捞得世界”“发了财”。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长大的虾球自然也深受此人生观的影响,他的基本生存愿望也是“捞世界”,“不发达,我就不回家”,但虾球同时又有着普通劳动者朴素的道德观念: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工养活自己。如何在务实逐利中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忠厚、诚实、勇敢,成为虾球在流浪过程中最核心的精神追求。

虾球最早的“捞世界”的方式是做工、学知识,他当过工人、摆过小摊、去过英国人办的“儿童俱乐部”,想进有工做、有书读的孤儿院,他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发财”,但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生存,为了“捞世界”,虾球从香港到广州,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到鳄鱼头的门下走私、偷窃,就如小说中所言,虾球在一个“恶狗抢食”、“乱糟糟”的世界“不知不觉”地被一张“罗网”给套住了。然而在“罗网”中的虾球并没有就此沉沦,他虽然“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但内心深处那朴素的道德观念: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始终都是他判断人、判断事的准则。虾球一再地为鳄鱼头他们的勾当感到羞耻、憎恶,他睁大自己的眼睛观察芸芸众生,用自己的心灵认识复杂的社会,思考辨别人生的方向。但是路在何方?虾球一次次的困惑了:离开鳄鱼头后,他流落乡村,但又“没想好准备要怎么干”。“他没想到要做强盗,也没有把握会撞上游击队能叫人家收留他,在这样荒僻的乡村,也不知道有什么能挣饭吃的工给他做。这样一来,他的生活是什么呢?”在痛苦的流浪历程中,虾球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想不通”,关于基本的生活态度、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几次死里逃生,几经曲折,吃尽苦头让虾球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终于“他明白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了”,他不能“鬼鬼混混过日子”,不要去做“一个欺人的无赖”或“被无赖欺凌的弱者”,最终坚定地追逐游击队员“丁大哥”给他的梦想:当一名游击队员,“能学放枪,学打仗,做一个正派的有用的中国人”。

在黄谷柳笔下,虾球的道路与其说是一个向往革命的追求者的追求之路,倒不如说是一个城市流浪儿寻找人生之路,追求真、善、美的心灵历程。《虾球传》其实可以看作是一部粤味的“苦儿流浪记”,虾球的流浪记既是他谋生的过程,更是他在谋生中维护其基本道德观念和追逐精神家园的过程。虾球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在求生存、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对他产生影响,虾球靠自己不断的追寻挑战着“捞世界”生存观念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狭隘利益主义,在对生存之“利”的追逐中并不放弃美好的精神追求。虾球在苦难的生存中从惘然无助、缺乏生存判断力到对自我形象的怀疑式焦虑再到精神上的独立与自觉,这种精神困境与精神追求是具体的、个体的,也是大众化的,而草根阶层小人物在现实人生的漂泊与历练中表现出来的不怕困难、不断追寻、明辨是非、超越自我的精神更是粤人生存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黄谷柳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广州、香港等地生活,他既不是解放区、也不是国统区两个作家圈子中的人,不曾受各种左翼文学教条的约束。作为一个长期浸润在南粤文化环境中的文学家,他站在平民立场创作,疏远四五十年代左翼主流叙事形态,在小说创作中消解了许多主流文化的政治元素。在表现形式上,《虾球传》中流浪儿的故事忠实遵从市民文学的路子,正如茅盾对小说的评价所言:“虾球那样的流浪儿及其一群伙伴(其中有和虾球一样的扒手、有大小捞家、走私商人和投机商人等等),正是香港小市民熟悉的人物。虾球的倔强和自卫的机智,损人(扒窃)而又被损害被侮辱(受制于比他大的流氓)的矛盾生活,引起了小市民的赞美与同情,而‘曲折离奇’、充满了冒险的与统治阶级所谓法律和社会秩序开玩笑的故事,也满足了小市民的好奇心,使他们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发泄。”②而在精神意蕴上,《虾球传》中的“捞世界”与“虾球精神”正是南粤文化中平民精神的展现,“捞世界”表现的是粤港两地芸芸布衣庞杂多元、务实庸常、胼手砥足的世俗生活形态,而“虾球精神”则传达乐天达观的粤人性情、进取求变的奋斗意识以及思考应对人生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虾球传》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独树一帜的粤味文化小说。

① 黄谷柳:《虾球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茅盾:《关于〈虾球传〉》,文艺报194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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