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滢闲话》看陈源杂文的艺术风格

⊙陈 娴［南京师范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南京 210012］

陈源，江苏无锡人，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北大教授徐志摩、丁西林、高一涵等人共同创办了文艺周刊《现代评论》并担任文艺部主编。因陈源先生在《闲话》专栏中发表的作品无论从学识、幽默感还是批判观点、文化精神都明显与众不同，这使得《现代评论》很快成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文化界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陈源先生在《闲话》专栏中，经常以轻松幽默的语言、直白流畅的文笔发表作品。一部《西滢闲话》，集78篇短文，在当时成为了文坛上长期热议和评论的焦点。

一、《西滢闲话》杂文涉猎宽泛庞杂、内涵清秀隽永

《西滢闲话》杂文涉猎宽泛庞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地理、人物典故、生活习惯，无所不包，甚至当时政府与国民都没有引起学者注意的节育问题都成为了他公开讨论的话题。

陈源在《西滢闲话》杂文中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论，其用意和主旨却显而易见，内涵清秀隽永：他对当时国民的劣根性很是不满，却与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不同，他的态度带有某种超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他直述人民光喊打呀打呀却没一个敢上前（《参战》），他讽刺左翼的虚伪（《报娘恩》），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他不主张同外国人去正面战争，让他们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他也更不愿看到外国列强的屠刀驾在我们中国人的脖子上！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有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也多批判，他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道出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认为战争是恐怖、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实事求是的超前观念在当时尤为珍贵。陈源先生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毕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二、《西滢闲话》为文行云流水、论理从容淡定

陈源先生的《西滢闲话》为文行云流水、论理从容淡定当首推《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文章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大殡丧仪上亲见青年们“嘻嘻”死亡状态产生感想，批评有感而发，“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呼的口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在看到十来岁的小学生亦呼亦笑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是彻底的信仰，……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接着用萧伯纳的“金科玉律”名言引出作者与威尔思和萧伯纳交流时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言论进行佐证，最后提出希望“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需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文章依实论理、观点明确、娓娓道来、层层递进、不怒而悲、不愤而哀、千言锁意、淡定从容，充分体现了陈源先生“玉立的兰花”杂文的优雅特色。

三、《西滢闲话》杂文语言自由酣畅、笔调轻松幽默

《西滢闲话》杂文语言自由酣畅、笔调轻松幽默，由《捏住鼻子说话》可见一斑，作品博采《聊斋志异》之精华，全文700字左右，一开头一结尾，中间是“新从安徽回京的朋友谈起一件事”。几句社会背景（中国的智识阶级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简直隔了一重洋）之介绍为开头，接着便是“谈起一件事”，有鼻子有眼，像一个故事，有声有色；不紧不慢的交代美少年到霍邱，“全城若狂”；到蚌埠，大受“军政长官的欢迎”；到安庆，城里的“官绅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介绍仙姑降坛的时候，全城的阔人，从厅长以下都上朝似的，听讲似的恭立在坛前”的胜境；最后提示题旨“捏住鼻子学女人说话”，骗子如此笨拙，便弄得“举省若狂的两三年”，叙事说理兼具讽刺，干净、利落，形象而新鲜，简洁而深刻，为读者演绎了一出官吏和民众顶礼膜拜骗子的喜剧，辛辣而生动地戳穿了一场煞有介事的迷信骗局，结尾“这种事也许在中国算得很平常。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绅本来只有拜在妖狐坛前的程度。可是我们代受骗的人的身份设想，骗子应得稍为灵巧些。在黑夜里捏了鼻说话就可以弄得举省若狂的两三年，那些官绅似乎非但没有出中古时期，简直还应当向斐洲的土人学些文化呢”无情地揭露了国人“传承的信仰文化，不信科学而迷信鬼神，不实地调查而盲目从众，不靠自己而乞求他人”的文化心理，讽刺了国人在千余年封建社会文化的戕害下形成的迷信、盲从观念和无为、逃避意识以及对国民精神产生的沉重桎梏。

四、《西滢闲话》杂文充满了对国民心态、对文艺发展的敏感和焦虑

陈源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诗书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已成为了他文化体系构建的基础。

陈源先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10年是在文化有序且社会理智的英国度过的（从15岁到英国读书到26岁获得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巴黎读书的经历，让他深层次透彻地感悟了启蒙主义；英国的世界级自由主义文学大家萧伯纳、法朗士等对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也是陈源先生崇拜的对象，陈认为“他（罗曼·罗兰）的信仰，是人类的同情，世界的和平，爱真理和公道，厌恶种种的卑劣和虚伪”。而且，要用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的精神去创作有价值的艺术品，来“沟通人类的同感，驱除人类的隔膜”。由此，西方的人本精神、理性精神既为陈源先生指明了文艺前进的方向，也给予了他对当时的文艺进行改革的勇气。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等思想又都成为了陈源先生建构自己文学体系的基石。

但是，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谙熟西方的现代文明的陈源先生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心理状态，他在大张旗鼓地宣扬改革的同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在不停地涌动，这使得他无法倒向尖锐对立的鸿沟的任何一边，只能中庸、徘徊：当看到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文化垢痹深厚时，他就主张取法于西，改造中国；当传统文化处于优势地位时，他又主张发掘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提倡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对待旧戏和新戏的态度上，在白话文的提倡和线装书的拾与弃的争论中，他都没有做出绝对的结论。他始终处于彷徨不定，犹豫不决的境地。

在陈源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在当时的境况下，中西两种文化始终是不平衡的，如果以西方为参照，中国若固守传统则就没有新生的希望；若以传统文化为参照，任凭西方文化纵横中国，那么中国文化就有被冲垮的危险。所以，他就在两种文化之间，不能做出一种单向的文化选择，从而呈现出中庸的文化态势。这就是陈源闲适文风下产生逻辑和理智矛盾的根本原因。

因此，《西滢闲话》杂文是陈源先生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是中西方文化的真正碰撞，是研究现代散文风格和20世纪20年代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当时社会背景下“海归”心理矛盾与焦虑的见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冯芳.论陈西滢的《西滢闲话》[J].文学教育，2006，（15）.

[2]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J].近代史研究，2000，（05）.

[3]王嵩.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6）.

[4]周颖玲.一部表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观点的杂文集——《西滢闲话》[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