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华裔文学的传统——从《华女阿五》到《女勇士》

2012-08-15 00:42田金芬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名作欣赏 2012年21期
关键词:黄玉族裔自传

⊙田金芬[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作 者:田金芬,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在美国华裔文学中,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与汤亭亭的《女勇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华女阿五》历来被认作是华裔文学的开山作之一,黄玉雪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华裔文学之母”。《女勇士》在1976年一面世即引起美国文坛的轰动,成为最被广泛阅读的华裔作品,而且被誉为华裔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而两部作品不无巧合地都被认为是作者成长经历的写照,而且书中不乏对中国文化的大量书写。

一、对自传体的革新和延伸

同其他族裔文学一样,如印第安及黑人文学,华裔文学作品大多属自传体文学,正如翁尼在评述黑人文学时所说的,“自传为黑人作家开了一道门,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①。美国华裔文学的序幕也可以说是由自传体文学拉开的,这一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自传,顾名思义应该是“自己的传记”,因此叙述主体和客体应该一致,必须是自己,叙述的人称应该毫无疑问选择第一人称。而被奉为华裔自传经典的《华女阿五》以第三人称撰写,却鲜有人质疑这本书为自传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此书的序言中,作者称使用第三人称来写自己的故事是基于“中国的惯例”。她说:“在文学里不可以提到个人。不管是散文或诗,中文里几乎不提我,不过意思却可以理解。……即使以英文写作,中国人写我,在任何受过中国礼教的人看来,都显得太不自谦了。”②所以,显然,黄玉雪是遵循中国文学的精神,谦称自己,才以第三人称撰写自传,以隐藏自我,但作为叙述主体的作者和书中的叙述客体玉雪仍保持了一致。而作者创造性地运用第三人称来撰写自传,可为过去与现在区隔出距离以便更清楚地描绘自我。

如果说《华女阿五》对自传体的革新只是表面,那么《女勇士》一书对自传体的阐释则是颠覆性的。自出版以后,学术界已有许多专文讨论这本书的自传性以及自传定义等议题。《女勇士》一书的副标题是“生活在群鬼间少女的回忆/传略”。由于副标题修辞限定,表明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传统的文类自传是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书写,因此,自传的主人公是自己,自传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件。然而,此书的前四章的主角都不是汤亭亭,我们读到的是无名姑姑、花木兰、勇兰及月兰的故事。然而,细读全书,不难发现,此书虽然与传统的自传内涵有所冲突,却依旧是一本有关“我”的书,自传性依然强烈。其中的“无名姑姑,花木兰,勇兰以及月兰只是作品中的‘假我’”,她是借着这些前辈的故事来说明凭着她们的帮助,将自己的生命与她们的经验融为一体,而得以追求独立的人格。因此,“汤亭亭是以多重‘她我’来表现‘自我’”③。在汤亭亭笔下,“自传的主角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别人,自传的真实可以是具体也可以是抽象,自传的事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尚未发生或不会发生的想象”④。

其实这种以家族或个人经历为题材的例子在其他华裔作家的作品里也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就是华裔作家自身的经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讲述自己亲历的或亲眼目睹的事情,他们会觉得驾轻就熟而且可以增加作品的可信度。同时,自传体也更便于表达族裔作家渴望两种文化,两个世界对话的意图。因为自传体通过将个体的生活、思想暴露在读者视野中,使读者在心理上能够认同和接受作者的表达,进而同情或理解作者所展示的生存处境。而华裔作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在两种文化间的游离、挣扎,因而也更希冀两者之间的交流、融合。所以《华女阿五》结尾处,黄玉雪用自己的成功赢得了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父母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美国白人社会的尊敬,这里不难看出作者希望充当文化使者的愿望。汤亭亭在《女勇士》最后一章里巧妙借用蔡文姬的故事表达了希望跨越自身的种族/族裔身份,能达成两者的交流,演绎出中美之间的《胡笳十八拍》。

二、异质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书写

虽然黄玉雪和汤亭亭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二代移民,从小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并用英文创作,但她们作品中却都充斥着对华人,对中国的书写。如黄称她用第三人称写传记是缘于受中国文学形式的影响。此外,此书开头部分便指出:“一直到五岁,玉雪的世界几乎全是中国式的,因为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家庭……她所有的一些问题完全与一个中国小女孩行为的适当与否相关。”父母所教导的主要是“尊敬和秩序”。此外,书中对如中国节庆、婚礼的规矩及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如许多来自中国的食物及烹调方式,对于祖先的重视,中医与中药,中国戏)的描写也是不惜笔墨。

与《华女阿五》相比,《女勇士》的中国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也大量充斥着中国素材,上至远古,下至当今,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乡间俚语,也是典型的中国叙事文本。中国符号比比皆是,如巾帼英雄花木兰、岳母刺字、孟姜女、蔡文姬就曾出现在书中。

至于她们作品中始终摆脱不掉的中华文化情结,原因有二。首先,对于她们及所有的华裔作家来说,中国文化是他们生活和思想中无法回避的组成部分。他们与生俱来就有中国血统,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又受到父辈潜移默化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教导。因此,不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偏爱有加还是极度憎恶,中国文化的影子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挥之不去,而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展露无疑。其次,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也是他们有意为之。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之后,在美国的弱势族裔作家就不再隐藏自己的族裔身份,与其相反,他们在作品中开始彰显自己的族裔身份及族裔文化。当然,族裔背景也令他们十分纠结,尤其是他们的大部分读者是主流社会的白人读者。华裔作家当然也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利用主流社会读者的猎奇心理不惜花费笔墨渲染被认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华文化,甚至悉数描写中国的“家丑”。如她们对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现象都有所披露。黄玉雪的父亲拒绝资助她上大学,原因是要优先考虑给王家传宗接代的儿子。《女勇士》里的广东俗语“洪水里捞东西,莫捞上个女崽”,“宁养呆鹅不养女娃”,还有无名姑姑的遭遇也都是对中国歧视、压迫妇女的批判和揭露。同时中华文化遗产也是他们表达自己属性的有效工具。他们在作品中写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对他们来说,首要问题并非真实与否,而是中国文化能否服务于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需要或有助于他们的生存需要,以便借此来展现他们自己的生活,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如汤亭亭在《女勇士》一书中对花木兰故事的挪用篡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形象。

华裔作家在他们的创作里解构了传统的自传体的概念,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双文化背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们成长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主流中年轻的一支,仍在摸索前行,但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因为华裔作家特殊的经历,特殊的题材,他们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因此充实并丰富了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学传统。华裔文学一脉相承却也在不断超越。

① Olney,James.Ed.Autobiography: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5.

② 黄玉雪:《华女阿五》,张海龙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xiii。

③④ 张琼惠:《从“我是谁”到“谁是我”:华美自传文学再现》,见何文敬、单德兴主编:《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年版,第69页,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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