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咏史诗的分类

2012-08-15 00:53米晓燕
关键词:咏史咏史诗左思

米晓燕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选》分诗歌为23 类,其中“咏史诗”被作为一个重要类别列入其中。《文选》之前,可以在《诗经》 《离骚》中找到咏史诗的身影:《诗经·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均为追述先王的事迹,《离骚》中屈原多通过吟咏古人古事来抒发自己的情志。它们虽然不是真正的咏史诗,但却是咏史诗的源头。

那么什么是“咏史诗”?陈文华曾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凡是以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为题材,对之进行歌咏、评论,藉以抒泻感情,发表见解的诗歌,皆可称作咏史诗。”[1]这个定义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咏史诗的特点和内涵,但给咏史诗确定的范围过大。比如诗歌中运用典故的就不一定是咏史诗。因此,有人提出补充意见,认为咏史诗应该在诗题中体现咏史、览古、怀古、历史人物或事件之名称等提示创作旨趣的字眼,使其外部特征更加明显,否则就容易泛滥无归,难以辨别。[2]这个补充是必要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咏史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它吟咏的是汉文帝时“缇萦救父”的故事,赞扬了缇萦的勇敢,“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全诗以叙事为主,对缇萦的形象反倒没有过多的描述,现在看来就是故事的诗化,语言也缺少锤炼,显得“质木无文”(《诗品》)。作为第一篇咏史诗,它却没有被《文选》选录,想必和它的“质木无文”也是有关系的。

班固之后,各代咏史诗不断增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史诗就有大约160 多首,但咏史诗真正作为诗歌范畴的一种题材类型固定下来,却是在《文选》将其选录并专门分类以后。《文选》第一次自觉地按题材类型等分类原则,把诗歌分为补亡、述德等23 类,列“咏史”为很重要的一类,从而确立了咏史诗在诗歌中的地位。

《文选》所选“咏史”一类,按照时代顺序,共9 人21 首诗。所选诗作数量在所有类别中居第七位。这些诗歌由于具体运用历史表达情志的形态各有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咏史类型,透过这些类型,我们可以探求咏史诗的特点及《文选》选录的原因。

《文选》选录的咏史诗,包括王粲《咏史》、曹植《三良》、左思《咏史》(八首)、张协《咏史》、卢谌《览古》、谢瞻《张子房》、颜延之《秋胡》、《五君咏》(五首)、鲍照《咏史》、虞羲《咏霍将军北伐》。

这21 首咏史诗,我们按照题目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三类:

第一,直接以“咏史”命题,有王粲《咏史》、左思《咏史》8 首、张协《咏史》、鲍照《咏史》共11 首,占了所选诗歌的一半多,这说明在咏史诗产生的初期,直接以咏史命题还是比较稳妥的形式,所以被大多数的咏史诗所采用。

第二,以所吟咏的古人古事为题,有曹植的《三良》,吟咏的是秦穆公时子车氏三子;谢瞻《张子房》吟咏的是张良;颜延之《秋胡》歌咏秋胡妻;《五君咏》也是分别以“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作为吟咏对象。这些都是以所吟咏的历史人物直接作为题目的;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则把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入题了。这种形式将要吟咏的内容直接表现在题目上,一目了然、干脆直接,也常被后世咏史诗所效仿。

第三,形同“咏史”,但又有较大张力,不直接以咏史命题。卢谌的《览古》就是这种类型。《文选》吕延济注曰:

徐广《晋纪》云:谌善属文,西晋之末,天下丧乱,北投刘琨,琨以为从事中郎,后为段匹磾别驾。尝览史籍,至蔺相如传,睹其志,思其人,故咏之。

可见,本诗只是由“尝览古籍”一类的契机引起诗人联想,从而阐发议论,咏史的针对性并不强,因而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型。

从咏史诗表现的形态上,可以将《文选》所录咏史诗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客观描述历史事件或人物。作者置身事外,只咏叹历史,描述当时,阐发对当时事件的看法、观点等。班固的《咏史》是这类诗的典型。《文选》选录的咏史诗中,王粲的《咏史》只是咏叹“三良”令人惋惜的遭际:“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而这一事件和自己现实的联系并不是很大,因而作者只是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咏叹,是一种传统咏史诗的写法;曹植《三良诗》、张协《咏史》、卢谌《览古》、颜延年《秋胡诗》、虞羲《咏霍将军北伐》都是这类诗。

第二,借古刺今或借古喻今。诗人思想中本来具有某种情绪,或者因为历史的触动激发了这种情绪,或者有意识地选取历史事件或人物表达这种情绪。这类诗以左思的《咏史》八首为代表。对左思《咏史》八首,吕向注曰:“是诗之意,多以喻己。”左思《咏史》借助咏史,表达对门阀制度的抨击、对现实的不满、对权贵的蔑视和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这种思想表现在诗歌中,可以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因为所写的历史和自己是那么贴近,因而诗歌就会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情绪,令人读之心有所动。对此,明代的胡应麟曾评价道:

《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3]

这里的评价非常贴切。西晋的门阀制度使得虽有一身才华却出身寒门的左思,自然会产生“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极度愤慨,也容易引起广大失意文人的共鸣,因而能够从中读出“错综震荡,逸气干云”的豪情。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咏史者,不过咏其事而美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抒胸臆,此又其变体。”点出了这类咏史诗的特征:不是连缀史传,而是吟咏性情,抒情言志。这类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不追求那么全面和清晰,而是选择与自己的情绪相契合的人与事作为感情抒发的基础,为自己情绪的抒发服务。这类诗还有颜延年的《五君咏》五首,颜延年之所以只选择“竹林七贤”中的五位来吟咏,自然是为了通过这五位的高洁品质来表现自己的性情,因而对于七贤中的其他两位不做歌咏。鲍照《咏史》也同样在诗歌中以汉时贤者严君平自况,表现愤懑不平之气,讽刺现实,宣泄个人情思。可以称作咏史诗的变体,但又有不同,比如谢瞻《张子房诗》,作者是通过历史来比照现实、歌颂现实的。

从《文选》所选咏史诗所表达的情感来看,还可以将其分成如下几个类别:

第一,惋惜悲叹类。王粲《咏史》、曹植《三良》、颜延年《秋胡诗》、《五君咏》,都是对历史上有着高洁品质反而遭受不平待遇的历史人物感到悲悯,同时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惋惜。如《秋胡诗》中,作者对美艳、忠贞、刚烈、人格不可侮辱的秋胡妻进行了赞美,同时为她的“愧彼行露诗,甘之长川汜”的行为表现出深深的惋惜之情。

第二,歌颂赞美类。左思《咏史》之三“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对段干木、鲁仲连做出的丰功伟绩进行赞美,同时对他们“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的品质发出由衷的咏叹。其三对杨雄的赞美,其四表达对许由的追随之情,其五讴歌荆轲;张协《咏史》则主要歌颂了疏广、疏受叔侄二人,既明智地功成身退,又教育子孙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颇富教益;卢谌《览古》赞美的是蔺相如智勇双全、宽严得当、以国事为重、从团结出发的高贵品德,同时也称赞了老将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和负荆请罪的诚恳态度;谢瞻《张子房诗》借写张良实为歌颂刘裕北伐中原之德;虞羲《咏霍将军北伐》歌咏汉名将霍去病带兵北伐大败匈奴,屡建战功的事迹,特别颂扬了他以国事为重的崇高精神,认为应该“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让霍将军的英名远播。这类诗歌内容积极向上,对历史上有“令名”的人物进行讴歌,表达钦羡、敬佩之情。诗歌感情充沛,充满乐观的情绪。

第三,激愤不平类。历史上人物的不平遭遇和自己的际遇有相似之处,对于现实的直接揭露过于苍白,往往借助于历史人物或事件,增加诗歌的说服力,在更为广阔的层面表现现实,表现激愤情绪。左思的《咏史》之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可以成为这种激愤情绪的典型表现,以比喻、对比的修辞手法,步步紧逼,揭露社会的不平,引用历史人物的遭遇来表达自己所受不平的愤慨。“涧底松”和“山上苗”的对比用以比喻“英俊”和“世胄”,之所以会出现“冯公”和“金张”不同的境遇,实在是“地势使之然”,并进一步揭露“由来非一朝”,这种状况本身就令人气愤,更何况它已延续了不止一代,诗人带着愤激的情绪,针砭时弊,步步紧逼,不愧为“千古绝唱”[4],这首诗成为当时抨击门阀制度的最强音。

鲍照《咏史》也同样体现出激奋不平的情绪,鲍照和左思有着相似的经历,志大才高,却身份卑微。诗中以汉时贤者严君平自况,讥刺现实,表达对现实庸人追逐权贵的鄙视,突出严君平为坚守情操而独守寂寞的高尚志趣。诗中的敬佩之情和诗人对世人的鄙薄之意有着强烈的对比,更突现诗人内心的激愤情绪。

通过上面对分类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选录时经过很多考虑。在160 多首汉魏六朝咏史诗中,《文选》只选录了这9 人的21 首诗,表现出编者的审美标准。

第一,作品的文辞是选录的前提标准,《文选序》中提到,选录作品的标准之一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重视作品的“翰藻”之美。像张协的《咏史》铺张渲染,极写二疏不恋富贵、功成身退的盛举,“其词亦潇洒可爱”[5],像左思《咏史》反复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写得文采斐然,独树一帜。

第二,选录的作品,无论是表现外部的特征,还是表现内蕴的感情,都呈现丰富多变的特质,将咏史诗丰富的内涵表现得很充分。

第三,重视作品的现实性:与其他诗歌相比,咏史诗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为媒介手段,反观、讽喻现实,具有指向现实的功能意义。《文选》中的咏史诗,无论是只吟咏历史,还是借历史抒发一己的情绪,都是和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如颜延之的《五君咏》,据《宋书·颜延之传》载:

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曰:“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显贵被黜……

这里可以看出,《五君咏》是作者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是其发胸愤、抒幽情的作品。还有鲍照的《咏史》,也是从现实出发抒发一己情绪,展现个人内心。

这些标准都表现出,《文选》在选入作品时是经过全面考虑的,他将每一类诗歌中的每一小类的诗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把握,考虑到了诗题、表现的内容、代表的形式、感情的细腻、文辞之美等诸要素。这也许就是《文选》能历久不衰的原因吧。

[1]陈文华.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J].文学遗产,1989(5).

[2]刘曙初.论汉魏六朝咏史诗的演变[J].贵州社会科学,2002(5).

[3]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何焯.义门读书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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