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从共同突围到超越

彭必源，彭诗盈

(1．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孝感 432000;2．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的总结，在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与现代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极大相似性，特别是在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具有许多相同的认识和看法，应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理论上的盟友，并在理论上得到相互启发。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和总结经验，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一些改良政策。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完成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共同突围之后，则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一、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上从共同突围到超越

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传统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手段，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目的与手段的混淆。相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计划经济都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已，对手段和方法的选用是以是否有利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来决定的，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手段应该是多样的，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只有防止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标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1］2。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等，把它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上来考察。而不能把建立公有制与实行计划经济当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1］57。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则在借鉴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从价值目标上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合理部分，更重要的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四个方面超越了市场社会主义。邓小平从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两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这是从生产力标准方面来论述，而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内容，则是从价值目标方面论述［2］203。江泽民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和措施的目标，确定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明确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547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突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同人与人和谐相处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联系，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胡锦涛同志把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内在地联系起来和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的高度作出了新的重大论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二、在所有制理论上从共同突围到超越

传统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等同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把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和公有化程度的高低等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志。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共同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评判标准的突围，一致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不反映社会主义本质。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阿贝尔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只有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自由和平等得以实现，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那就应该肯定［1］87。罗默认为，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把公有制看成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是错误的，只有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4］1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判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以公有化的程度来判断，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制和私有制作为判断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江泽民也强调:“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5］19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共同坚守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市场，是产生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公平等弊端的主要根源。因此，应该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扬克主张公有改造的范围包括联合股票、证券以及政府债券等;罗默提出了建立以证券为基础的公有经济。对此，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等人)也认为废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是至关重要的。”［6］119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更是把坚持公有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虽然不决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邓小平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正和平等的重要保证。他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149江泽民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5］20。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都突破了把单一的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的认识。现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并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诺夫和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社会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一种特有的，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存在着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业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和控制将受到严格限制［7］47－75。埃斯特林主张市场社会主义应实行工人合作社的公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不存在资方对劳方的剥削，工人也参加企业管理，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平等和更为民主。阿贝尔则认为应该采取劳资合伙制形式［1］18－21。阿尔内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企业的利润是分配给公众的，而不是像私有制条件下那样分配给股东的。”［8］287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阿尔内看来，不是通常意义上据说的占有，而只是一种利益分配权利。施威卡特主张生产资料应该由全社会集体占有。企业的劳动者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9］382。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则实现了多方面的超越。一是提出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江泽民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5］20二是不同所有制的发展不是相互对立的。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5］20。三是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具有多样性。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邓小平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2］81

三、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上的共同突围到超越

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采用计划经济方法，而不能采用市场经济的方法等错误认识。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共同突破了这一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提出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与计划只是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社会主义能够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首先，市场和计划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区别。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10］7。施维卡特认为，其实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采用过计划与市场的调节经济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国家和大企业都使用过计划技术;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市场也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被使用过。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完全是一种误解［1］107。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更加明确地认为，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其次，市场与计划都是方法和手段。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与计划都只是实现特定社会经济目标的工具、方法或手段。施维卡特认为，市场只是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有缺陷的工具，而“关键在于适当地使用这一工具。”［10］141埃斯特林和温特指出:“市场是一种交换机制，它们是进行某些经济活动的手段，它们自身并不是目的。”［1］108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2］203

其三，社会主义能够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弊端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所要排斥的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弊端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是市场［6］104。因此，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必须把私有财产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区分开［4］114。从而就可以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1］1。邓小平指出:“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367

其四，社会主义必须采取市场经济方法。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必须选择的方法。施维卡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信息失真、动力不足和缺乏创新等诸多严重缺陷，而在存在短缺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比市场经济更好的方法更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选择市场经济的方法［10］7。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方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在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采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大分工的需要。对此，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364

其五，社会主义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具有宏观调控的经济机制。一是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虽然市场机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市场更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机制虽然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但它是不可缺少的。“是在当今条件下害处最少的一种组织方法。”［6］109二是市场机制需要有计划机制为补充。施韦卡特认为，市场机制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中的唯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更好地运行，应该是市场机制与计划调节并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才会成为“一种既是可行的又是吸引人的社会主义经济”［10］147。罗默也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确实应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单一的只有市场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应该包括宏观调控，有国家干预作用的经济体制［4］8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与宏观调控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阐明。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得要。”［2］364江泽民认为，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市场发挥基础性的配置资源作用的经济体制。市场调节不是仅仅作为发挥计划经济补充作用的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实行的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11］159。

四、在分配理论上从共同突围到超越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收入分配理论上虽然也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但由于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在收入分配中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收入分配也仅仅只是劳动工资收入，存在着分配方式单一等缺陷。为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共同突围和创新。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在收入分配上的主张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总体上主张实行按分配和反对平均主义的。施韦卡特所说的:“从较高的程度上讲，那里几乎没有(假如有的话)超级富豪，因为:(1)靠劳动获得收入将更平等;(2)那里没有不靠劳动而获得的收入。”［12］201阿贝尔也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可能实现起点上的完全平等，也不能消除所有的市场风险和所有的收入差距［1］93－94。罗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只能取得有限程度的平等”［4］109。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强调和坚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13］351－352

其次，社会主义存在着多种分配方式。在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设想中，收入分配也不是单一的。在罗默设想的模式中，人们的收入三个来源:即工资收入，它由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技能决定的;社会红利，从原则上说它在每个家庭之间的分配大体相同;储蓄收入，它在不同的家庭中量的大小也不同。［6］129在施韦卡特设想的“经济民主”也存在着利息收入。他指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民主’中，支付个人微薄的利息成为不可能造成不平等的重要源泉。”［9］385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明确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江泽民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550

其三，社会主义必须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必须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施韦卡特主张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的收入征收不同级别的收入税。税率不应太高，防止打击人们致富的积极性。通过对资本家的收入征税的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不平等［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调节收入差距的原则和措施。邓小平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2］111江泽民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3］553。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工具或方法，它们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够利用市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在宏观调控下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劳动收入应当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应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等方面。这说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属于同一个理论体系，在中国改革初期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既是对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反思，也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探讨其改良路径的思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探讨，无论是在理论深度与广度上都是无法比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多方面超越了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并且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则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无论是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还是施韦卡特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不是过于简单，就是与市场经济世界性、开放性相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可见，二者的差别十分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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