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师学研究

程 平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师学和家学是经学授受的主要途径，其发达程度是衡量经学兴盛与否的主要标志。王鸣盛、马宗霍、皮锡瑞等人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①，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皮锡瑞。他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与两汉相比，三国师学和家学又有自己的独特的表现，本文重点介绍三国的经师、师学特点和形成的原因，家学的研究它篇再论。

一、三国时期的主要经师

汉末的“党锢之祸”和接踵而至的战乱，使经学元气大伤，学业沉陨，通经人才严重不足，经师大多流徙四方，师学的恢复和发展举步维艰。揆之史传，三国著名的经师有郑玄、宋忠、唐固、谯周等人，他们在社会动荡，自身生命尚且难保的情况之下，仍执着于经学的传授，实属难能可贵。

1.曹魏的经师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他先后师从第五元先、东郡张恭祖和扶风马融，是著名的今古经文大师，被人誉为“经神”。郑玄折节求学的时间主要在东汉，而隐居授徒主要在汉魏之交。《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2］207郑玄 60 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2］1208。著名的学者有清河崔琰、王经，河内赵商，乐安国渊、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干，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郑玄不仅是个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在进行教学时，采用启发和诱导的教育方法，治学态度严谨，教学效果显著。他的弟子大多功成名就，享誉当时。据《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2］1202

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东汉末年大儒，曾受命与綦毋闿共同编撰《五经章句》，是荆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蜀国尹默、李譔，曹魏王肃，孙吴潘濬都曾师从于他，王弼与他也有间接的师承关系。据《三国志》载，尹默“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3］1026;李譔“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3］1026;潘濬“弱冠，从宋仲子受学”［3］1397。还有许多北方士人避难荆州，仅“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32］1212，这些寄居在荆州的士人“皆海内之俊杰也”，知名于当时，他们都受到了宋忠等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载，在荆州讲授的儒士有三百余人。“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在州学就学的生徒达千余人，《刘镇南碑》载:“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由此可见，当时以宋忠为代表的荆州在师学教育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京师洛阳化为废墟之时，荆州教育活动对于保存东汉以来的文化传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渊，经学大师郑玄的高足，曾跟从管宁、邴原避乱辽东，后来归魏为臣。《三国志》卷十一《国渊传》裴注引《魏书》曰:“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载:“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本传裴注引《邴原别传》载:“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时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远清白，颐志澹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3］351

贾洪，字叔业，京兆新丰人也。“好学有才，而特精于《春秋左传》。……洪历守三县令，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3］421

隗禧“年八十余，以老处家，就之学者甚多……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未及缮写而得聋，后数岁病亡也。”［3］422

杜畿“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3］496

乐祥“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3］507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2］2421

以宋忠和郑玄为代表的学者分别开创了影响后世的两大学派:荆州经学和青州经学。三国的学者大多皈依于这两大学派，可以说，荆州学派和青州学派是三国师学教育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官学缺失、萎靡情况之下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

2.孙吴的经师

在东吴，官方太学中的师学授受活动在史籍中没有确载，但地方办学和私馆授徒活动却进行得如火如荼。如吴丹阳太守孙瑜“好乐坟典”，“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3］1206，吴扬威将军孙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受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3］1208，除了地方官吏外，一些大儒还立私馆授徒，如丹杨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3］1250。钱塘人范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4］。会稽人徵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3］1249。虞翻甚至在流放时也开堂受业，“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3］1321。地方办学和私馆授徒对官方办学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3.蜀国的经师

蜀汉师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东汉的经师为主，蜀地士人从其受业，如杨厚、任安、郑玄、宋忠、刘熙等;后期则以蜀地本土经师为主，如谯周、杜琼、秦宓、王长文等。

(1)蜀汉前期师学。汉末大师云集，产生了杨厚、任安、郑玄、马融、宋忠、刘熙等一大批经学家，他们不仅自己著述宏富，而且设馆授徒，桃李满天下，很多蜀地学者师出于他们。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2］1050，从《三国志》本传中记载从杨厚受学、有姓名可考者只有周群一人。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2］2551，从任安受学的学者有何宗、杜琼、杜微等。刘熙，字成国，北海人，是交州经学的代表人物，建安中曾避地交州。著有《释名》和《孟子注》，许慈曾问学于刘熙。另外还有郑玄和宋忠，蜀汉虽然没有直接受学于郑玄的经学家，但其影响已远绍许慈、姜维、刘备等，如姜维“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3］1062。刘备占据徐州时，常向郑玄求教，《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载:“亮答曰:先主亦言:吾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5］蜀地从宋忠受学的有尹默、李譔、向郎等。

(2)蜀汉后期师学。刘备践祚后，经学授受进入了鼎盛期，呈现出官学授受与私家开门授徒并存的局面。刘备定益州后，以尹默为劝学从事，立太子后，又以尹默为仆射②，尹宗“亦为博士耳”。许慈、胡潜“并为博士，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谯周历任劝学从事、典学从事。他们以五经教弟子，“国有疑事，掌丞问对”。虽说益州干戈扰攘，戎马倥偬，但教育文化并未中断，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除了正轨的学校教育之外，私家授徒活动也方兴未艾。如杜琼授谯周，《杜琼传》中记载:“(琼)虽学业入深，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后儒谯周常问其意。”杜琼授高玩，《华阳国志·后贤志》载:“蜀郡高玩字伯珍，少受学于太常杜琼，术艺微妙，博闻强识。”秦宓授谯周，《秦宓传》载:“谯允南少时数往谘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谯周授杜轸、罗宪、文立、李虔、陈寿等，据史志载，杜轸“少师谯周，发明高经于谯氏之门”、罗宪“能属文，早知名。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文立“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陈寿“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可见，蜀地虽地处偏僻之地，社会动荡，经学的传授却并没有中断。

二、三国师学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三国师学有如下特点:

1.学在野而不在朝

汉末社会动荡，兵革四起，京师洛阳成为一片废墟，经书毁损严重，士人流落四方。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说:“自汉末乱后，魏世京邑太学博士传授学业之制，徒为具文，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之学校矣。”［6］虽然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官学的具体措施，如魏文帝黄初元年，恢复太学，修复熹平石经。黄初三年，下诏“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黄初五年，颁布五经课试法，设置《春秋》、《谷梁》博士。后来，魏明帝曹睿、齐王曹芳、高贵相公曹髦都相继采取一些措施，经学有所恢复，但效果不理想。《三国志·刘靖传》载:“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

蜀、吴两国设置太学的情况史书也有记载，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权于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孙休也在永安二年下诏“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三国志·许慈传》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又以周群为儒林校尉，负责太学事宜。谯周也先后任劝学从事、典学从事。许慈之子许勋“传其业，复为博士”、尹默之子尹宗“亦为博士耳”。但吴蜀两国太学的规模，太学里的人数，史书里没有记载，这说明官方太学的实力是很衰微的，不足以载之于史书。

相比于官学的落寞，地方办学和私学授受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如曹魏的地方办学“涉及到的有司、冀、并、雍、凉、荆、徐、扬八州，占曹魏所辖13州的三分之二，并基本囊括了曹魏的经济发达地区，说明曹魏地方办学覆盖面是比较广的。其次，从琅邪国一郡之地就有学生四百余人来看，其地方办学的规模比较大。”［7］吴蜀两国同样如此，如吴国的唐固、孙瑜、虞翻，蜀国的谯周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这在上文有述，在此不赘。

2.经师的弟子众多，多则上万，少则好几人，一对一传授的很少

汉末魏初的社会动荡使得一对一的单线传授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大多数的经师开馆收徒，弟子众多。如上文所说的郑玄，“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宋忠的荆州学派“受禄之徒盖千计”;乐祥“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谢该“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济阴人马普“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吴扬威将军孙奂“复命部曲子弟就受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丹阳唐固“讲授常数十人”;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在蜀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办学活动则较为少见，因为蜀汉地处偏远，文化相对落后，受中原先进的经学文化影响较小，累世经师或博学鸿儒较魏吴为少，不可能像郑玄、宋忠等人一样，振臂一呼，立即就有人云集响应。因此，蜀汉除谯周外，其他学者的传授脉络都比较单一，实不足以与魏、吴相提并论。

3.游学成为众多学子求学的一种主要方式

当官方太学不能满足一般士人的学习要求时，出外访求名师便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如董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教授，弟子自远而至”;广汉任安“游览京师，还家讲授，与董扶俱以学行齐声”;苍梧士燮“少游学京师，事颖川刘子奇”;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仲长统“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诸葛亮“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刘备“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赞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这种求学方式决定了很多学者不主一家，师出多门。如邴原“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3］351。谯周师从秦宓学习谶纬，“宓甚有通理，弟子谯周，具传其业”，谯周又从杜琼问图谶，“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这种学习方式促进了魏蜀吴三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能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带到偏安一隅的西蜀和荆州。

4.师承的对象以庶族为主，转益多师较为普遍

江东的世家大族在孙吴时已颇具规模，家学成为传承其家族荣誉、教育其子弟的主要方式。而出身寒微的庶族只能以师承为主，如程秉、阚泽、薛综、严畯等人，如《三国志》卷五十三《阚泽传》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即便是世家大族，也能突破家学的局限，转益多师，如虞翻“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张昭受学于百侯子安等，师学与家学在三国时期并非判然两分，彼此也存在着交叉的现象。

要之，由于受到汉末魏初社会战乱的影响，再加上曹魏政权在建立之初重视刑名法家之学，忽视儒学，因此，经学授受主要载体的师学呈衰微之势，主要在偏僻的乡邑苟延残喘，朝廷经学则由世家大族来传承，如王朗、王肃父子，钟繇、钟会父子，王弼及其曾外祖父刘表和族祖王粲，袁涣四子侃、寓、奥、准等人。当然，到曹魏后期至两晋，由于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师学逐渐恢复，至南北朝时达到鼎盛。

注 释:

① 王鸣盛曰:“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师法”条，中国书店1987年，第3页。)马宗霍曰:“但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皆指师法而言;但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则指家法而言。”(马宗霍《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页。)

② 《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载:“博士祭酒，盖本曰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尹默曾为博士祭酒之官。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6．

［2］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6．

［5］常 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93．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24．

［7］张 帆．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