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徐宝璜新闻思想比较

郑苏文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

徐宝璜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者，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新闻学》，奠定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基础，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誉为“新闻界的开山祖”。同时代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当时北京著名报纸《京报》的开创者和管理者，其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新闻业务研究方面的拓荒之作。徐宝璜和邵飘萍，都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提倡创办者和专职导师。徐、邵二人的新闻思想，对我国五四时期及以后新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其新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演变。

一、徐宝璜与邵飘萍新闻思想相同之处

第一，都认为“新闻纸”为社会之公共机关。自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报业开始大发展，然而几经沉浮。在“癸丑报灾”之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报纸往往作为党派论争的一个平台，报人品格低下，观点颇为偏颇。而徐宝璜和邵飘萍二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新闻纸”应当为社会之公共机关。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认为，“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所以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责任匪轻”，须“处之宜慎，遇事当求其真”［1］98。而邵飘萍也强调报刊为社会公共机关，“当彻悟新闻纸之为社会公共机关;根据事实与信奉真理，皆以社会公意为标准，非办理新闻社之个人或团体所可因一己或少数人之感情、厉害关系而任意左右之。”［2］104徐、邵思想均有西方新闻思想渊源，故都强调报纸的公共性。

第二，都重视新闻对社会的教育指导作用。徐宝璜关于新闻对社会的教育指导作用的认识，多来自他在美国留学时的观察，“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多所怀疑，对其议论，未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1］2而他回到国内以后，新闻事业发展确实跟美国相差甚远，报社此时多为党派论争平台，现实是“从来社会不大承认新闻为教育机关”，徐宝璜指出“此实错误，实则新闻纸在教育之地位，当较其他任何为重要。其他之教育无论其范围若何，终不过是片面的，独新闻纸上之教育，为普遍的。”［1］102

邵飘萍也非常强调报纸的教育指导功能，“报纸为社会之教师，其感化力之大，殆过于电影戏剧。”［2］69邵飘萍认为，一般人除了在学校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之外，“即全赖新闻纸之日日给以研究之资材，为终身不断之修养。”［2］107邵飘萍认为，在社会事务，在公共利益的指导方面，报纸仍然要发挥主动的指导作用，“新闻纸在教育的任务，既不仅为舆论之代表，而兼负有指导纠正之职责，则尤应根据事理，人醉独醒，挽救群众之谬误，使其回复于正轨。”［2］109

第三，徐宝璜和邵飘萍都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关于民国初期的报纸，徐宝璜说“吾国报纸因经济关系多仅有编辑而无访员，故其新闻多仰给于通信社。而通信社复因同一关系，多系私人或党系之宣传机关，其通信遂常不免含有宣传作用，党派色彩。此所以各报所登新闻，不惟彼此雷同者多，且常失于准确也。”［2］14而邵飘萍对此也颇为感慨，他认为，“我国各种报纸之内容，最可认为幼稚腐败之点，一在新闻材料上之缺乏，一在所载新闻之不确。”［2］15

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了不少”有馆无报“的”马路小报“。他们往往在出版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发行所则在马路拐角的报贩摊上;有的报纸连”斗室一间“也没有。”［3］167如此情况下，当然难以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二人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视，体现在他们都高度重视发挥记者的调查采访作用。徐宝璜认为“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访员得人，报纸方能尽其供给正确迅速新闻之天职。”［1］88而邵飘萍对记者的调查采访也是非常重视，他说“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2］16

第四，都重视报业经营管理，注重广告与发行工作。徐宝璜认为“广告多者，不仅经济可以独立，毋须受人之津贴，因之言论亦不受何方之缚束，且可扩充篇幅，增加材料，减轻投资，以扩大其销路……故为一报自身利益计，实有谋其广告发达之必要。”［2］68而邵飘萍作为《京报》社长，他不仅认识到“在营业方面，发行已成招徕广告之手段，而广告反为营业之目的也。”在报社的经营管理方面，也颇有成绩，“《京报》最高发行数字为6000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创刊仅两年就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惟一的一所自建馆舍。《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接本报的业务外，还接受其他印刷出版业务，经济效益也不错。”［4］

徐宝璜和邵飘萍重视报社的经营管理，注重广告和发行，目的也是能够实现立言的公正。

二、徐宝璜和邵飘萍新闻思想相异之处

第一，办报理想不尽相同。徐宝璜更多强调报业商业化，有推动中国报业商业化的宏愿。这种寄希望于中国报刊能够商业化的理想，与他数年在美国留学所见所闻大有关系。而邵飘萍虽为报人，但与政治多有关联，目睹时艰，理想上则延续了20世纪初中国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使命，他强调报刊专业化和商业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实现这一使命。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当时的北平创办了名噪一时的《京报》，在创刊辞中提出要使政府能够听从民意，是《京报》的核心任务。他的这种理想从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上的讲演可以看出，“理想的新闻记者之生命，惟在真理与事实之权化。彼之觉悟、勇气、侠义、良心、感情、智慧等种种神圣光明之要素，悉集中于真理与事实之一途。因是忘其小我，抛弃其小主观，罗列世界上一切事物于真理与事实的X光线之下。”［2］116这段话感情充沛，颇像一篇战斗的檄文。

第二，对记者的核心要求不同。徐宝璜重视记者的专业性，邵飘萍更强调记者的品性。徐宝璜和邵飘萍都曾经论及记者需要具备的条件问题，但是，他们两人对记者的要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徐宝璜在谈及访员之资格时，认为需要具备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和有至广或至深之知识［1］36，这些要求都是从专业记者角度提出的。而邵飘萍论及记者的资格时，虽然也要求记者具备“必须之知识与经验”，但是，他首先强调的是“品性为第一要素”，认为“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故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渲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问题。”［1］18这在邵飘萍角度极易理解，邵飘萍对中国政治动态了解非常透彻，对特殊政治生态下报人的品格亦有深刻理解和较高期望。

第三，对报道的方式方法认识存在一定差异。在对报道方式方法的认识上，徐、邵二人有些不同。徐宝璜强调在实际操作中，借鉴美国各大报纸新闻部和评论部分开的做法，新闻报道事实，评论反映观念，并且评论部分通过每日的专题会议，反映报社对新闻事件或者现象的立场，并不署名。而邵飘萍虽然也同意报纸宜“个性抛弃，来源秘密”，但是，他充满了热血激情，有一定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质。五四运动兴起之后两月内，《京报》就发表了《外交失败第一幕》、《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内外交迫》、《日本之野心益暴露》等署名文章四十余篇，这些和以后的署名文章，也为邵飘萍的牺牲埋下了祸根。

第四，徐宝璜更重视“创造正当的舆论”。徐宝璜和邵飘萍二人虽然都相信报纸的报道能够代表舆论，发挥报纸对社会的教育指导作用，但是徐宝璜对“舆论”的认识则更胜一筹。徐宝璜认为，“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的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1］7即通过创造性的策划运作，利用报纸设立相关议程，引导舆论走向。这是徐宝璜对“舆论”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就来自徐宝璜了解的，“世界之大新闻社，无不重视之。”而邵飘萍在其所著《新闻学总论》中论及“舆论”时，主要观点是新闻报道要忠实于国民意向，报纸要做“国民舆论代表”［2］106。

三、余论

徐宝璜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同与异，既因个人性格不同，也与二人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不同有关。在人生经历上，徐宝璜18岁北大毕业，去美国求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1916年下半年才回到国内，此时袁世凯已经去世，他没有经历“癸丑报灾”。徐宝璜在《晨报》做了很短时间的编辑，1917年初就进入高校从事新闻学的教学工作，虽然时局多变，但是高校工作环境总体仍然比较单纯，所以他的新闻著作中的不少理论直接沿用美国新闻学的理论，并积极提倡新闻工作的专业性和报刊的商业化。而邵飘萍生于1886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已10岁，14岁考中秀才时恰是北方“庚子之变”，18岁时，日俄战争在我国辽东开战，举国舆论哗然。19岁时科举废除，他于是年入读浙江大学堂。1912年即已成为《汉民日报》主编，之后，国家发展之风雨飘摇，民国报业发展之怪现状，个人秉笔直言之时遭通缉，均为亲历。所以他的新闻观，更侧重于强调报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报刊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大众的指导作用。

［1］徐宝璜．新闻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2］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4］王淑华，何扬鸣．邵飘萍与《京报》［J］．新闻实践，2003(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