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阅今古图籍罗甲乙
——论欧阳修谪夷陵期间的学术研究与论著

吴柏森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兴亡阅今古图籍罗甲乙
——论欧阳修谪夷陵期间的学术研究与论著

吴柏森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作为开宋代儒学复兴风气之先的人物，欧阳修在贬谪夷陵期间的学术研究活动不是偶然的;他的学术论著涉及面甚广，包括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等等;这些论著疑古说，破陈言，创新见，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欧阳修; 夷陵; 学术研究

景祐四年(1037)冬，欧阳修在即将离开夷陵往就光化军乾德县(在今湖北老河口市)令时，写了一首五言长律《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九韵》，对在夷陵一年来的生活作了一番颇为全面的回顾。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负薪幸有瘳，旧学颇思述。兴亡阅今古，图籍罗甲乙。鲁册谨会盟，周公彖凶吉。详明左丘辩，驰骋马迁笔。金石互铿鍧，风云生倐忽。豁尔一开卷，慨然对揜帙。”这段话概述了他在谪夷陵期间的学术思考与写作情况，足以窥见他的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态度、范围与心情。

汉、唐以来，先贤对儒家经典作了大量的注疏笺传，自不当一概否定。但，舍经取传，微言大义，甚至附会天人感应和谶纬之说，已引起一些明智学者的怀疑和反对。欧阳修谪夷陵期间的学术研究活动和著作，涵盖面甚广，包括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等。它们的共同之点是充分表现了欧阳修疑古说、破陈言，维护真理，独创己见的学术精神与勇气。正如他后来在《读书》一诗中所写:“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1］以下我们就欧阳修谪夷陵期间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略加评说。

先说经学部分。其一，关于《易》的论著。《易·系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事物都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按一定的规律运动、发展、变化。它赋予客观世界以人的道德情感，因而成为儒家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理论。谪夷陵期间，欧阳修写作了《易或问三首》、《易或问》、《明用》诸篇。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强调“易学”经世致用，主张从人事成败、社会治乱的角度解《易》。他说:“《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1］《易或问三首》将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人事、社会、历史的经验加以系统化和提升，将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贯连起来，极力抨击河图洛书等神秘荒诞之说。他说《易》之为说，“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至多只能根据人情以推天之“迹”。所以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2］《易或问》。第二，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序《彖》、《系象》”之说，后之学者多据以称孔子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系》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其《彖》、《象》‘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对此欧阳修起而怀疑、批驳。他指出:“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1］《易或问三首》之二此论一出，引起学界轩然大波。他援引《文言》中有鲁穆姜的话，这话早见于《左传》襄公九年，而孔子后此十五年才出生。当然，在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是有分析的，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如在回答《系辞》“果非圣人之书乎?”便说:“是讲师之传，谓之《大传》，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来也远，其传也多，其间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至于“河出图”、“洛出书”，“天垂象，见吉凶”之类，显非“易传”之原有，而是后来混杂进去的，则极力予以剔除。第三，揭示了《易》的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反对将《易》“沦为卜筮”。他说:“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1］《易或问三首》之一并进而指出，天地万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限的，是在对立统一中运动、发展、变化的。所以说:“夫奇耦、阴阳之数也;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1］《易或问三首》之三又说:“夫日中则昃之，月缺则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见其亏盈于物者矣。物之盛者变而衰落之，下者顺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贪满者多损，谦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见其祸福之被人者矣。”［1］《易或问》在解说“用九”、“用六”时，更极言事物之“变”。他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地之自然也。”“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明用》)第四，批判地继承王弼的《易》学，取其一扫汉人“象数”之论，以义理解《易》，但反对其将《易》引向玄学化之路。在《易或问》中对于王弼的“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的论断，作了详尽的分析，充分肯定其摒弃“象数”的功绩，指出了以“义理”治《易》的正确方向，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的《易》学有着重大影响。但同时指出，王弼把老庄思想引入《易》学，则是他的失误。为维护《易》学的正确发展道路，他大声疾呼:“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其精神，其气势，今日读之，仍令人感奋!以上诸论述，在他的专著《易童子问》(三卷)中有详尽的表述，可参看。

其二，关于《诗》的论著。《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宝库。在《诗解统序》中，欧阳修指出:“《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在历史上，每一时期的思想家、学问家，当面对现实中种种矛盾、问题，便会从《诗》寻求支持，以批判异说，维护传统。汉、唐《诗》学，盛行训诂，流为穿凿，谨守《诗序》，以毛、郑之言为圭臬，严重禁锢思想，为宋之学者所不满，乃倡疑古，别创新说。欧阳修开风气之先，于嘉祐四年(1059)作《诗本义》，论及百馀篇诗之本义。他认为《诗》之作，不过是感物抒情而已。他说:“诗之做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遂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对毛、郑穿凿附会之说，予以批驳。进而以鲜明的态度、果决的言词指出:“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学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燃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1］《十世论》他的关于《诗》的论著，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研究写成的。他的《诗》学论著甚多，仅在夷陵期间，就有《诗解统序》及《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鲁颂解》、《商颂解》、《十月之交解等》。在《王国风解》中，他说:“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将《诗》与《书》、《春秋》等联成一体，指出“六经”的出现及其地位之变化，是与时代之治乱兴衰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说，他是着眼于宋代社会现实，欲起而拨乱反正，于是从包括《诗》在内的“六经”中去寻求理论根据。前文所引《诗解统序》中已说明《诗》不仅关乎“五经”，而且是“五经”的具体运用与实施。所以接下去便说:“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予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于其成乎!”这便是欧阳修论《诗》的高度。

欧阳修论《诗》，旨在通其理，明其用，不盲从旧说，不遵毛、郑，不守小序。在举世奉孔颖达之《毛诗正义》为圭臬时，他指出“先儒于经不能无失”。他说:“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1］《诗解统序》他的十篇《诗》解就是为此而作。由于时代和所见文献的限制，这些“诗解”也不免有论证失误之处。如王国维《观堂集林·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论及“《毛诗序》以《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为刺幽王作，郑君独据《国语》及《纬候》以为刺厉王之诗，于谱及笺并加厘正。尔后，王基、王肃、孙毓之徒，申难相承，洎于今世，迄无定论。逮同治间，《函皇父敦》出于关中，而毛、郑是非，乃决于百世之下。”据此，则欧阳修在《十月之交解》中对郑玄的指责便是错误的。

其三，关于《书》的论著。《尚书》，“尚”义为“上”，“书”为历史典册，即上古夏、商、周诸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欧阳修这方面的论著甚少。文集收有所修《崇文书目》，内有《书类》一项，属目录提要性质。在夷陵期间，作《泰誓论》一篇。汉代由博士伏生从屋壁中取出经过整理的二十八篇中，并无《泰(太)誓》。《泰誓》为汉武帝时民间所献，已佚。今之所见，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实系伪书)，内有新撰的《太誓》三篇。其内容相传为周武王伐纣，会诸侯于孟津时所作的誓词。欧阳修的这篇论文，考以史实，揆以情理，确指“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和“十有一年”均为“妄说”。开宋代对不可冒犯的圣经贤传质疑之风，堪为吴棫《书稗传》、朱熹《朱子语类》等著作之先行者。

其四，关于《春秋》的论著。“春秋”为秦以前各国史之通称，又是鲁国史之专称。《春秋》所记始自鲁隐公，迄于鲁哀公，历十二君，共二百四十四年鲁国之史事。由于其记事极简略，不易通解，于是后人为之作“传”予以解说。流传下来有“三传”，其中《左氏传》成书并流行于战国时期，它的解说重在叙事，或说明“书法”，或补充史实，或订正讹误，或补《经》之缺漏。故桓谭在《新语》中形容《左氏传》与《春秋经》关系是“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公羊传》、《谷梁传》则以释义为主，所谓“传义不传事”(叶梦得语)。往往臆测“微言大义”，甚至掺入谶纬神学，已佚出史学范围。

欧阳修关于《春秋》的论著甚多，仅在夷陵期间所作，《春秋论》(上、中、下)和《春秋或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春秋》学术观，此外尚有《石鷁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辩左氏》、《书春秋繁露后》。一方面，他提出“唯是之求”，反对“舍《经》而从《传》”。他认为《经》之所言本是简明易解的，经过微言大义烦琐的传疏，反而掩蔽其真谛，甚至使人迷惑不解。并就鲁隐公之趁“公”与“摄”，赵盾、许世子之“弑”与否，从史实与情理上反复论辩，指出“三传”之失。《石鷁论》对“微言大义”的批驳，据其事，论其理，颇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他对于“传”也是有分析的，并非简单的一概否定。他说:“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1］《春秋或问》同时，对于“三传”也是有分析的。在《石鷁论》中，便指出:“《左氏》则辨其物，《公》、《谷》则鉴其意。”对于它们各自的特点是把握得很准确的。他的态度是“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1］《春秋论》强调“学出己见”［1］《回丁判官书》。

《春秋繁露》为汉代董仲舒之作。他适应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收阴阳五行之说，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永久性。欧阳修的《书春秋繁露后》除对其书篇目之存佚、真伪作校勘外，主要是指出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不禁高呼“惜哉!惜哉!”

《辨左氏》一篇，是关于《国语》一段记载的辩说。《国语》相传为左丘明作，因其可与《春秋左氏传》相参，故有《春秋外传》之称。文章反复强调，将人的举止状态附会于天道，而预言其吉凶祸福是极荒谬的。他说:“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愿不信其书以传百世也。”

其五，关于《论语》的论著。欧阳修学术论著援引和论及《论语》的很多，但专论《论语》的论著却甚少。在夷陵期间，写有一篇《三年无改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分别见于《论语》的《学而》篇和《里仁》篇。欧阳修在这里同样表现了对于儒家经典绝不盲从的态度。“改”与“不改”，“孝”与“不孝”，都不是绝对的，而要以心之“正”、心之“公”为依据，要以是否符合“国家之利，社稷之大计”为判断标准。对于经典中的话，也应是有分析的。何况，《论语》中“果尽夫子之言乎哉?”

史学部分，是欧阳修学术论著的又一重要方面。作为著名史学家，欧阳修曾主《新唐书》的修撰，撰有《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但殚精竭虑的，还是《新五代史》的撰写。这是一部有深沉寄托、有强烈现实感的史作，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整体反思，其意义非止“五代”一世。而这部重要历史著作的撰写，与他贬谪夷陵有着深刻的联系，首先，离开繁杂的政务中心，来到民朴政简的山地小县，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酝酿构思。这一点他在嘉祐五年(1060)《免进五代史状》中说得很清楚:“往者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谪官，闲懈无事，因将《五代史》试加补辑，而外方难得文字检阅，所以铨次未成。”其次，遭受贬谪，愤慨之情，更促使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以昭示后世。这便是他初至夷陵时《与尹师鲁第二书》中所说:“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申其心，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其三，经历如此重大的政治变故，使他对历史的观察与分析更加深刻，他选取“五代”撰史，和《新五代史》的强烈现实感都不是偶然的。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映，不烦引例。

当然，贬谪外地“难得文字检阅”，是他写作的最大障碍。他说:“吾昔贬夷陵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1］《增订欧阳文忠公年谱》加之时间不长，因此，在夷陵期间还难以系统、完整地进行写作。但可以肯定《新五代史》的撰修，正式开始于夷陵。景祐四年初，欧阳修到夷陵伊始，便写信与尹师鲁商讨修撰体例和分工安排。《年谱》也记载:景祐四年“正月有书与师鲁，约分撰《五代史》。……明年，《与李淑书》云:收拾缀缉，粗若有成。首尾颠倒，未有卷第。……以此知公撰著《五代史》始于是年。”

关于《新五代史》的撰写，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有扼要介绍:“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所谓“志”，简而言之，便是针对宋代现实，总结五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以为鉴戒。也正因此，欧阳修对这部史著自视甚高。他在《与梅圣俞书》(二十三)中极为郑重地说及这部史著，“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

除专史外，欧阳修在他的诗文中，常以史为鉴。仅就在夷陵期间的诗文，略举几例。如《与高司监书》，便用汉宣帝、元帝时宦官、外戚横行不法，而谏官坐视之史实，以责高若讷之欺世。《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以大部分篇幅叙五代蜀之兴亡史，写“田氏功书史官，禄世于家，至今而不绝”。笔锋一转，“及天下已定，将率无所用其武”，田画以“将家子”，也“争以文儒进”。然后再叙夷陵形势之险，而田画之所经，“皆王师向所用武处”，于是顿生感慨，朝廷负功臣之意，见于言表。非为吊古，实乃伤今;言田画，亦自况也。《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由汉魏群雄纷争叙起，写汉之亡，三国鼎立，魏灭蜀，灭吴，司马氏灭曹魏;写盛极一时的铜雀台崩塌荒凉;写得掩埋于蓬蒿中的残瓦以制砚。娓娓道来，却深含着王朝兴替的历史感慨。

文学部分。作为文坛领袖，一代宗师，他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词、散文，都有卓绝的成就。贬夷陵期间，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感情的波澜起伏，加之夷陵特有的环境与风光的刺激，他留下丰富的、脍炙人口的诗歌、散文作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理论也极丰富。主张文、道并重，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1］《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理论专书《六一诗话》，为我国诗歌批评史上“诗话”的第一部。在夷陵期间。虽无文论专著，但时有精妙的文学见解，散见于诸多诗文之中。如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论文与道的关系，既指出“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于外者大以光”，又指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与道耳。”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提出作“文字”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卓然自立”与“顺时取誉”。还有《谢氏诗序》对谢景山及其“女弟”希孟诗作不同风格的评论，《峡州诗说》对自己诗作的评析，等等。

金石学部分。欧阳修在辑录金石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他致力于金石的蒐集、考证、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缺繆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2］他的十卷《集古录》(又名《集古录跋尾》)，在我国金石学史上是汇编金石题跋成书的第一部。他勤于蒐集，虽遭贬而仍孜孜不倦，《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中说:“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邻翁，欧阳修称“西邻高士”《东湖县志》载:“何参居笃学坊，博学好文，不求闻达，人称曰处士。欧阳修令夷陵，称其熟知荆楚故事，常乐与之游。”)《集古录跋尾》中的金石铭刻，有一些是得自夷陵的，兹举数例。如《唐神女庙诗》，跋曰:“右《神女庙诗》，李吉甫、丘玄素、李贻孙、敬蹇等作。余贬夷陵时，尝泛舟黄牛峡，至其祠下，又饮蝦蟆碚水，览其江山，巉绝穷僻，独恨不得见巫山之奇秀。每读数子之诗，爱其词翰，遂录之。”《唐王蘃诗》，跋曰:“惠泉在今荆门军。余贬夷陵，道荆门，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诗，佳其词翰，遂录之。”《景福遗文》，跋曰:“余在夷陵时得之民家，见当时县有驱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不’者，莫详其语。”这些铭刻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自不说，而这些跋语记录所得碑铭的情况和当时的心境，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存《集古录跋尾》墨迹残本，乃是他笔录对金石文字考释研究之所得，作为大书法家，这墨迹也极可宝贵。故大金石家赵明诚，大书法家米芾都为之题词。苏轼称这些跋语“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

此外，在他的笔记文中，颇有一些学术札记式的短文，这些短文灼见迭出，不拘一格，读来别有情趣。与夷陵相关的，如《归州大沱石》、《峡州河中纸说》、《峡州诗说》等。

目录学，也是欧阳修的一方重要学术领地。他曾撰修《新唐书·艺文志》，又参与修撰大型书目《崇文总目》。在夷陵期间的学术研究中，必然广泛运用目录学，即“图籍罗甲乙”之谓也。但由于在夷陵的时间很短，加之根本不具备作这方面研究的条件，故略而不谈。

欧阳修致力于学术研究不是偶然的，既有个人因素，更有时代因素。我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封建制度进入成熟期，一方面，专制制度愈益精密，极沉重地扼杀人的个性，禁锢思想;另一方面，社会矛盾重重，愈益显露其朽败堕落。《重修实录本传》指出:“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律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其甚者若俳优之辞。”这里所说，当然远远不止于文学。于是引起以继承儒学传统为己任的思想家、学者的强烈不满，他们以“圣人”为目标，倡扬理性精神，呼唤主体意识，欲挽狂澜于既倒。欧阳修“为人天性刚劲，而气度恢廓容大，中心坦然，未尝有所屑屑于事。事不轻发，而义有可为，则虽祸患在前，直往不顾。以此或至困逐，及复振起，终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夺。”［1］欧阳发等《先公事迹》这一点，他到夷陵后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有鲜明的态度，反对“沉默畏慎”之风，张扬“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的气概，说:“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往时砧釜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因此，欧阳修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先导者，并以他独创己见的学术论著开宋代新儒学风气之先。

欧阳修在夷陵期间的学术论著，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与在这一期间所作的诗歌、散文同样，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庄有恭在赠袁枚诗中说“庐陵事业起夷陵”(见《随园诗话》)，是颇有见地的。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中国著名碑帖选集(34)．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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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219(2012)02－0001－04

2011－10－18

吴柏森，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