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2012-08-23 08:48
环球时报 2012-08-23
关键词:中欧成员国欧元区

困境中的欧洲,中国要“拉”也要“防”

宋涛(外交部副部长):欧洲是当今世界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力量,长期以来,欧盟一直领跑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探索后现代国家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而现在,欧洲正处于冷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当欧洲面临困难时,中方没有“唱衰”欧洲,而是继续积极支持欧洲摆脱困境,与有些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日益上升的国际力量和传统重要力量的代表,中欧关系已远远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和西亚北非变革相继爆发,从一个侧面表明世界各国进入深度转型期和调整期,各种理念、模式正发生激烈的碰撞。中欧的外交理念都主张多元共存。以包容的心态,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支持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应成为中欧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合作支点。

周弘(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世界处于深度转型调整的时代,各种要素都在转移,就看谁能够主动地管控转移。欧洲的问题简言之,就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盟内部的失衡、北强南弱的态势充分被暴露出来。欧元区的问题主要是提高竞争力的问题,但由于欧元区南北之间生产方式、消费观念和劳动伦理等方面的差异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北方救助南方,需要按照北方的规则行事,也就意味着南方在生产方式、消费观念和劳动伦理,乃至于国家管理方式方面的转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而南方国家如果在执行欧盟的财政纪律时打折扣,北方对南方的资助也会打折扣,因此欧洲的调整转型将出现一段“拖泥带水”、“混着过”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欧盟会上演各种有趣的戏文,包括活跃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可以预见,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欧盟会进一步国家化,同时对外争夺利益的渠道和力度都会增加,会进行无边界、多组合、全方位外交。对此,中国要有足够的心理防备。中国和欧盟不仅要在政治上求团结、经济上谋合作,还要在观念上讲平等,让欧洲在对华合作中拿出更多诚意。

欧洲恢复很慢,但不会崩溃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我们不要受欧元区要崩溃观点的影响,欧元区走向解体的可能性很小,但同时也不要认为欧盟的困难很快就过去,欧债危机没有“速效药方”。因为欧元区本身就是受政治因素推动而诞生的“早产儿”,两个结构性缺陷会一直困扰着欧元区:一是欧元区内部南北经济失衡问题,二是只有欧洲央行,却无欧洲财政部。统一货币与统一财政的匹配,步子又小又缓慢。未来三到五年,欧洲将可能面临更多的冲突与对抗,极端势力上升,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等抬头,将对欧洲政治生态造成较大影响。就一体化前景而言,欧盟进退两难。往后退很难,因为退就意味着欧元区的解体,各国都承受不起这种代价,但进则意味着上交和让渡新的国家主权,在目前的形势下,对各国缺乏政治动力。

伍贻康(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欧洲的问题不在于金融,也不在于经济,关键在政治领域。现在欧洲的问题在于,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松弛,“同床异梦”的现象增加,每个国家的决策都以其国家利益、甚至是执政党利益为出发点。危机的解决与主要成员国的主权利益形成冲突,民粹主义更制约了危机的解决。所以欧盟最重要的问题是,成员国怎样加强战略信任。只具体讲经济,而不加强政治团结,很难解决这次危机。

冯绍雷(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一般而言,法德关系保持稳定,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举足轻重。但欧洲危机也越来越反映了法德之间的差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欧洲正在到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俄国依靠的是其独一无二的辽阔空间,美国更多的靠实力,而欧洲则要靠体制的创新和维持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不要低估欧洲。拿破仑说过:“组织撤退比进攻更重要”,欧洲就恰恰最善于组织撤退。从帝国衰落的长期过程来看,欧洲列强战后早年非殖民化进程的出现、上世纪70年代末后实质性一体化过程的启动,包括今天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有所加强的欧盟内部一体化体制构建。这种在颓势中步步为营的能力,我们远不可小看。

对今后一段时间中欧关系的研判

陈志敏(复旦大学教授):里斯本改革对欧盟外交体制没有形成根本性改变,这里主要指的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共同安全和防御政策(CSDP)的决策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经济危机助长成员国自寻出路,外交出现“再民族国家化”现象。比较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发现,总的来说,危机之后成员国对华关系重要性上升。

崔洪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主任):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将使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但如果欧盟和成员国在解决危机中的方向正确、举措得当,也有可能从中长期维持甚至提升欧洲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目前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双边贸易不仅增速下滑,今年还可能出现负增长,经贸合作给中欧关系提供的动力正在下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中国加大对欧投资的机会,将以往过度依赖贸易的中欧经贸结构向贸易与投资并重的结构转换,这样可以为中欧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在政治上,危机其实为中欧双方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遇。金融危机后,美欧在危机面前“各自逃生”的态势明显,它们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同盟关系出现松动。相反,中国过去长期以来被欧方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在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对欧洲提供的支持,使得中国正在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何将这一转换反映到双方的政治议程中,以及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双方心理调适问题,将是政治、舆论领域的紧迫课题。▲(以上是近日由外交部欧洲司主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厦门市外办承办的“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王海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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